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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的“沼泽化”

Posted on 01月 24th, 2008 作者： caoyinshuang

中国大学的“沼泽化”
姚国华
　　●西方大学越老越有分量，中国大学的辉煌却只是昙花一现，然后陷入沼泽，一代不如一代
　　今天，当人们反省中国为什么没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时，总是强调中国大学都还年轻，正在发展之中，还需要时间。
　　这里预设的进步、进化、发展趋向的时间（历史）观念，常常被人用来解释无奈现实为“落后”，其实这是一种外来的、抽象的、虚幻的现代教条。人们忘记了在中国背景下，时间（历史）还可能包含循环、倒退、反动的趋向。
　　第一，中国传统的太学、书院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它们只是依附于各历史阶段里的现实需要，本身没有形成具有普遍超越性的文化结构，没有形成分门别类的知识共同体。因此，没有给一百年来的现代大学留下可承启的传统。
　　中国文化里，人与世界构成浑然一体的生态体系，对象直接渗透在生命的直觉里，因此没有永恒的彼岸。现实的生活本身就赋予了生命的全部意义，而道、理、学问、知识等都在对生活的体悟中。这就使宗教、学术、知识传统失去独立存在，并且居高临下的理由，只融入现实生活中。佛教试图营造一个超越的精神世界，但最终还是被禅宗拉回到生命直觉里。
　　西方文化里，人的主观性与对象客观性是相互外在而且对立的。对象作为异己的、彼岸的存在，永远是有限的主体想要达到却又不能彻底穷尽的目标。因此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不断地给人以挑战，形成了巨大的张力。这种外在的对立需要超越时，人们便转向内心，形成彼岸的、形而上的目标，这就是对上帝的虔诚信仰，或者对绝对理念、真理、至善永恒的理性追求。
　　这就使得脱离生活具象的精神世界、理想世界、象牙塔、乌托邦、教堂、圣地、大学、实验室，具有比现实存在更加真实，更加神圣，更加纯粹的意义。信仰和理性对现实生活具有绝对支配作用，这成为法律、科技主导的现代文明的前提。
　　第二，纵观中国几千年文明史，每一个王朝，每个家族的兴旺都只是一时的，无法积淀为持续的文化传统。
　　如果满清政府有胸怀实现自我变革，又何必要以后的革命呢？如果辛亥革命能够彻底，又何必要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呢？如果新文化运动没有被政治运动中断，能够形成一以贯之的传统，又何必有以后无穷无尽的政治意识形态斗争呢？
　　横看新中国几十年来建立起来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大多数都垮掉了，剩下的也陷入无休止的利益争斗之中。
　　由于没有健全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环境，没有自由成长的文化与教育。在社会相对稳定时，人们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不思进取，不能进入深层的反省和建设；当社会发生危机时，人们又过于偏激，过于简单，缺乏冷静的理性思维。
　　深层的根源在于，这些集团的文化凝聚力乃是中国特色的功利主义，没有超越的文化价值引导人们追求更高的境界。
　　以这种功利主义原则建立的中国高校，自然也没有生命力。只是因为没有直接的效益尺度来衡量，才得以苟延残喘。上千所高校，数万大学教授、上千名院士，半个世纪里没有一个得诺贝尔奖，搞不出世界领先的成就，还不算破产吗？
　　第三，北大、黄埔、抗大、西南联大等之所以成为现代中国转折的大学或准大学，是因为它们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四分五裂，内外交困，民不聊生——形成了多元文化的共处、协作与整合，因而在一批热血青年身上激发出巨大的创造力。
　　多元文化的共处合作需要健全的人格、自由的交流、良性的氛围。但是，现实却不能长期维系这种状态，一旦外部境况出现好转，开始有利可争时，利益集团就会自我膨胀、急功近利、不可一世，繁荣很快被毒化，瓦解，随后就成为昙花一现的历史。
　　在这个意义上，有理由质疑我虚构了北大、黄埔、抗大、西南联大的象征意义，并把它们的作用拔高了。
　　——北大的意义，首先是实现了来自不同学术背景、不同思想信仰的多元文化大融合，其次是把社会变革的焦点放在文化改造上。知识分子热衷于文化研究，政治本位传统有所抑制，学生们努力用新文化升华自己的理想，升官发财观念有所收敛。
　　但是，政治本位的社会思维和经世致用的个人抱负，在人们的集体无意识里依然存在并起支配作用。新文化运动中的偏激情绪，就是人们急于作价值选择，而不是耐心作学理反思。而选择一旦作出，立即形成了不同的政治信念、政治立场、政治集团、政治实践，文化研究也就凝固为政治意识形态。这就是不久后文化热情转向五四政治运动的内在根缘。
　　——黄埔军校一开始虽然实现了国共合作，并且用当时先进的意识形态理论，激发学员民族主义的理想与抱负。但是它本身的政治军事目标注定了它的文化极限，而且无法摆脱浓厚的会党色彩，个人没有独立思维，只能绝对忠于上级。虽然在各地方军阀面前，国民革命军有更多的意识形态优越性，但从根本上说它本身也只是一个最大军阀，只是蒋介石手中的政治工具。
　　——延安学习运动虽然实现了革命家、老红军、知识分子、农民子弟等不同背景的人的文化融合。但革命理想背后自然也是以政治为核心，而政治落实为权力分配与权力争夺，理想主义就会被架空，这衬托出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的局限。
　　十多年以来，自由主义思潮兴起，对当年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的历史遭遇，尤其是“抢救运动”中出现的极左倾向，进行发人深省的分析，王实味、丁玲事件陆续浮出水面。不久前《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一文在知识界引起轰动，作者李南央写自己的亲生母亲如何由一个激情澎湃、才华横溢的知识女性，在政治斗争的漩涡里渐渐扭曲为一个严重病态的人。
　　——关于西南联大及其它战时大学，我们看到的大多是正面的回顾，这主要是国难当头的悲壮民族意识，无论给当事人还是回忆者都是正面的支撑。过去，党史教科书还讲知识分子反对国民党独裁，现在这个敌人不再重要，话题也淡化了。
　　只有剖析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层性格，才会发现事情的另一面：知识分子堆里固有的各种病态只是被暂时地掩盖了，甚至只是在后来的回忆里有意无意地遗忘了。其实，钱钟书《围城》的“三闾大学”里，关于战时知识分子的各种复杂的人和事，几乎没有正面因素，曾有人批评这是作者的歪曲。然而，在今天有如此惊人相似的影子，我们相信那不都是文学虚构。
　　第四，新中国建立之后，以抗大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与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如果长期并肩携手，本可能为中国社会变化带来更大的辉煌。实际上，中国民族独立和革命胜利对于知识分子曾经形成巨大的感召力，他们甚至完全抛弃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心甘情愿地融入革命建设的洪流之中，甚至诚恳地——并不像许多人回忆的那样被迫——接受内心深处的思想改造。
　　但是，由于文化成为政治的工具，政党权力一元化、利益集团化，意识形态教条化、非理性化，渐渐形成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极左思潮。独立的知识传统在1957年就可悲地中断了，这是以后20年间整个民族一系列悲剧的开始。
　　大学与知识分子沦为工具，失去独立的文化灵魂，其悲剧没有随着政治运动中止而结束，又在市场大潮中延续。
　　近年来，国家加大教育、科技的投入，体制内的大批“知识分子”社会地位大幅提升，甚至以其职业的稳定，收入的增长变得令人羡慕起来。但是，真正的学术文化和大学精神未能恢复，急功近利的风气反而助长了，学术腐败愈演愈烈。
　　地方化、世俗化、宗法化、人情化、关系网、近亲繁殖，是中国大学文化生态最严重的病变。我称之为“沼泽化”。
　　沼泽化是一种自然生态现象：一潭死水，有机质不断沉积在水底，形成富营养区，各种低级生物在有限的空间里疯长，并使鱼类和其它高级动植物窒息而死。这沼泽里的腐植质浮起来，就形成草地，人和动物行走其上，会陷入并葬身其中。
　　这个过程与中国历史上宗法组织的演变，人情关系网的运作，与现代中国大学的命运，有相似的原理。中国现代大学刚过百年历史，已普遍老化、僵化、腐败，陷入劣胜优败、“劣币驱逐良币”体制泥潭里。
　　老牌大学近亲繁殖，关系网错综复杂，程度甚至超过年轻高校。很少外来人被选作校领导，更不用说当校长；学生大多来自本地，研究生、博士生、教师也大多本校毕业，本校提职称；从小不离父母，而且已经走不出去的家属子弟充斥各个部门。
　　领导、导师把自己的学生当亲信，千方百计把他们留在身边或者附近，相互照应，在低水平的封闭小圈子里；同一学校的毕业生拉帮结派，排斥异己，妒贤嫉能，武大郎开店，人际关系功利化，人才压抑，新人难以脱颖而出……。
　　●大学的畸形——工具化、手段化、官僚化，行政支配学术，权威压倒理性，循规蹈矩办学
　　大学本是现代社会的火车头，在中国却只是车尾的服务厢。
　　50年代的院校调整，以苏联模式改造大学，让它培训职业技能，以意识形态内容教导年轻人，给各行业输送工具型专业人才（又红又专）。高校数量、规模得到大幅度发展，但体制和文化却在僵化，在整个社会发展体系中被降到工具地位。
　　意识形态成为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大学与自由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逐步统一到政治思想工作里。尽管这种信仰曾维持它的廉洁，现在却为官僚化、宗派化的利益关系所腐蚀，学术发展的需要让位于封闭式关系网的利益分配。
　　在文革的政治狂热中，大学的科学文化功能完全失效，连专业人才的培养也被取消，以极左意识形态来代替现代文化，以群众运动代替大学运动，甚至将偏远乡村乌托邦化为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大学，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文革结束后，大学恢复招生，并在最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扮演了活跃角色。它自上而下对于社会的文化辐射功能苏醒过来。高校规模扩大，从单纯知识传授转向教学与科研并重，部分专业学院转向综合化，学术氛围，学科渗透，综合素养受到关注。但由于缺乏自由而独立的文化，所谓科研要么在既定概念体系里游戏，要么限于运用知识和技术为具体的经济需要服务。
　　高校的工具性地位没有改变，只是由服务于政治变成服务于市场。而且意识形态的弦也一直绷紧着，成为保守和激进、自由化与反自由化两种倾向撞击的是非地带，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革。人文教育、心灵教育被实在太老的意识形态老婆婆管着，没有新文化建设的一线生机。文化中心的理性、宽容、多元、创造性特征未能体现出来。大学的畸形发展表现在：
　　一、没有超越世俗生活的地位，不是全社会的文化中心，只是服务于具体的政治或经济的现实需要的机构。总是摇摆在两极之间，或者极左思维横行，或者实用主义迷漫，与意识形态僵化、人文思想枯萎、民族精神空白相联系。
　　二、无论是思想教育还是专业教育，都是按现成教科书及教学程序进行灌输，不培养独立思考和创造能力。造成学生视野狭隘、目光短浅、思维古板、悟性迟钝、情感苍白、综合素养低下，要么是驯服的工具（螺丝钉），要么是投机钻营者。
　　三、高层次的研究与创造由缺乏活力的专门化、职业化机构去做。大学只是单一的教育机构，丧失文化创新广泛基础。
　　文教领域及大学里官僚化同样严重。大学也成了衙门，缺乏真正的学者、教育家。“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连个大扫除也要当官的点头。官僚们主持着经费切割、出国名额的分配，沉迷于迎来送往、住房分配、福利待遇与奖金发放，根本没有心思去考虑办学方向，学科建设，机遇竞争。他们小心地经营着自己的权力，把私人的算计悄悄塞进体制里。尽管人力物力资源相对于学校的整体发展严重不足，但集中消耗在官僚阶层的利益分配中却有声有色。
　　这代高校官僚的许多人是从政工和行政两条线上提升的，在文革的政治风雨中长大，经历了由意识形态狂热，到信仰失落，再到投机钻营的全过程，在政治与经济夹缝中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练就了一套政治表演伎俩和一身官僚主义的轻功。
　　有的人有着令人尊敬的知识分子面纱，实际上是不学无术、专事投机钻营的政客，既无忠诚的信仰与理想，也放弃了严谨的学问与思想，知识分子斯文扫地。虽成不了暴发户，但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无论社会竞争多么激烈，仍旱涝保收。
　　他们压倒一切的使命是维持稳定，有这一柄尚方宝剑，只要表面文章多作些，并保证他头上不出乱子，官就能当得稳。反正办学没有硬性的效益指标。这不仅阻碍着任何实质性的改革，而且吞食着任何有生机的文化生命。
　　上梁不正下梁歪，学校员工心思不在学生需要、项目进展上，上下班开口就是钱、权、利，生活里更只有吃穿行住用玩。文化学术活动没时间搞，但餐馆、娱乐场所却高朋满座。最绕舌的人，最闲着没事的人，最厚颜无耻的人，却往往是最得实惠的人。
　　中国特色的官本位造成人身依附，造成知识分子丧失独立的思想和判断，失去头脑，失去灵魂。传统宗法制度和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网的劣根滋长，侵入并支配意识形态，腐蚀了近代以来形成的中国大学精神，也瓦解了现代民族精神。
　　这些年里，本来应当冲在时代最前列的集团军“靠边站”，甚至被“看不见的手”拎着耳朵走。中国大学在市场化大潮中倍受冲击的窘况，远非人才“外流”与“南飞”等外部表象所能形容，大学精神的失落才是真正致命的。
　　由于体制压抑，人际关系紧张，人们不得不另找出路。到了新单位，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与人相处，熟悉复杂的人情世故。除非已有某种筹码，被确认为高级人才，新来者总是处身于最底层，面对各色人等的关怀、同情、怜悯与轻蔑，坚守自己是艰难的。学术文化界的不正之风即缘于此，不仅导致了人的压抑、封闭和不得已的流失，而且形成了大学权力的封闭交接。
　　在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革和竞争中，企业职工普遍面临下岗情形。在高校里，那些不敢出去，或者在外面被淘汰的家属子弟龟缩里面，当避难所。他们造成人浮于事，机构臃肿，管理紊乱。一些人占据学校资源，掠夺教师的福利待遇。
　　多数行政和后勤人员没有世俗生活之外的任何追求，由于他们在公开场合下的人格地位较低，所以许多人需要以无形的方式寻找补偿，能捞什么就捞什么。他们对教学的干涉却无孔不入，常常为了体现和验证自己的面子，不惜让教授和大学生们的腿都跑断。师生本是学校的主人，却得罪不起普通的行政人员。学生更是背气，见谁都得毕恭毕敬，无一得罪得起。
　　从食堂的师傅到看门的大爷，通常都是权势人物的“关系户”，这造成了校园恶劣的人事关系。后勤部门正式职工多是家属子弟，许多人根本不干活，指手画脚，在家拿工资，房子占几套。真正干活的是从外面招聘的待遇极低的临时工、合同工。
　　正如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经营权及老板问题是改革的关键一样，大学的办学主体问题也是改革的关键。随着意识形态淡化而彻底官僚化的官员，造成了政治的腐败、国有经济的困境，同样也使国家的文化、教育、科学事业陷入困境之中，严重弱化着中国未来精英的基本素养。虽然文教事业的问题不如政治和经济的问题那样扎眼，但对于民族的危害远远超过后者。
　　企业搞不好，开始不着急，反正是国家的；但企业要垮了，总会有人急起来。大学办不好，不像企业那样可以从经济效益中反映出来，不直接涉及到个人的利益关系，不妨碍官僚们经营自己的权力体系，可能永远没有人着急。
　　学术文化为经济市场、政治宣传的当下需要服务，就没有思想和学术的自由探讨。由于80年代自由化反自由化的恶性循环及周期性学潮，为了稳定的考虑，大学的体制改革受到扼制，脱离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远离改革浪潮的冲击。
　　大学也因此更容易成为逆反情绪的聚集中心，而发泄情绪，同样是出于特定政治情结，当然也没有独立的创造，没有思想的生命力。静态看来，教育官僚体系维护着大学稳定。但动态来看，它又是制造、挑逗、激发、放大不稳定因素的根源。
大学的病态——技能化、市场化、功利化，实用主导选择，效益统揽一切，盲目跟从潮流
　　若问教育要不要为市场经济建设服务，多数中国人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这当然是天经地义、不言而喻的！
　　然而，在典型的德国现代大学里，谁谈论实用价值、职业前途，是会招人蔑视的。大学四年，本是一生中难得的自由浪漫的时光。全身心沐浴在文化的海洋里，感受精神的熏陶，登高望远般地提升生命的冲动，高屋建瓴地建构内心的世界。
　　多数人心中的“现代化”，实质就是西方化，就是模仿别人。所以，大学要求学生掌握知识，学好本领，成为“有用”的高级专门人才，为国家建设服务。这样以现实需要作为“人才”标准，其代价是扼杀学生的主体人格及其自由发展。
　　市场经济给人的紧迫感、焦虑感像沙漠烈日一样灼人。毕业工作的压力，消费观念的诱惑把人的思路、情绪、选择引进死胡同。大学生过早失去应有的纯朴、烂漫、激情与执着，更没有知识分子应有的品质，或麻木不仁，或玩世不恭，或浮躁轻狂。关于人生、社会的基本素养几乎空白，文史哲完全不懂，便钻研市侩的交际学、公关学、谋略学、厚黑学，基本的科学理论、系统知识、思维能力都不具备，便专注于某些专业技能（南方一些大学生除计算机和外语外的所有课程都只应付）。
　　高分低能是中国大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人们只看到有形的技能，却忽视技能背后更根本的文化底蕴和思维素养，以为写几篇文章便可以练好文笔，搞几场辩论便能舌战群儒，在某团体里混个一官半职便有了交际能力、管理能力。
　　大学文化长期沉寂无声，一周、一月甚至一年没有一次真正的文化活动，更没有深入人心的文化热点。只有偶尔由官方安排的趋时、赶潮、就势、应景的文化活动——热热闹闹的卡拉OK赛，冠冕堂皇的辩论赛，还有徒具形式的社团组织。
　　这些年，学生一组织活动都是辩论赛。由于头脑空空，思路展不开，这种论辩仅仅是一种智力与语言游戏。
　　一个辩题的正反两面本是不能分割的，辩论的双方却要按抽签分配的立场各持一端。义正词严的表述与思想完全分离。全套造作的手势、模式化的神态、慷慨激昂的语气，都被收进小品，用以笑人。这是对人类思想本身的嘲讽，对小聪明的纵容。照准备好的稿子背，临时得来的思想，不能灵活运用，中气不足；自由辩论便只有干巴巴的论点，加胡搅蛮缠。
　　所谓学生社团，是各级学生官僚之外的准官僚组织。组织者通过一套形式主义的手续，吸引好奇的学生，交钱、照片办个证书，然后把正副会长、正副部长、正副主任、助理、秘书、干事之类的头衔分配个遍，凑合两次没有内容的活动就完事了。
　　中国大学通常是狠命灌给学生既定知识，不灵时，便网开一面，鼓励大学生创业。比尔•盖茨，这位大学没毕业的全球最大富翁，一时成为深受僵化教育体制之害的大学生的偶像。其中国研究院院长还用长老式的语气《寄语中国大学生》。
　　大学迎合着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轻文化，重科技轻人文，重操作轻思想的倾向，丧失对社会的超前性、批判性、创造性。一些听起来与经济热点、权力资源直接相关的专业，便门庭若市，学生家长宁愿放弃名牌学校，更不惜出高价挤进去。
　　可是，这些时髦专业的课程设计者、教科书编撰者大多是以空对空，现炒现卖，既缺乏理论思维，也不具有实用价值。任课教师里，大多是投机于热门专业，没有扎实的理论修养，一味追逐现实热点，心态浮躁，盲目务实，多是挂羊头卖狗肉。
　　不少热门专业的学生进校成绩相对较高，从文章看得出，本来智力水平较高，基础不错，应付知识性的学习绰绰有余。但由于没有超越功利之上的心理动力，引导他们进入学习和探讨的深层次，心态普遍依从社会时尚而定型，早熟、老练、自恃甚高、玩世不恭，学习热情淡薄，见解浮于表面，只是以外在的世俗目标规划自己，甘愿做学习机器。浮躁四年，到头来不过得到一些浮浅的实用知识和技能，思维方式、知识结构基本上停滞在中学水平，综合修养、心理品质往往较差。
　　毕业后，当薄薄的镀金层剥落，便成为彻底的庸才，事业后劲全无。没有内在的信念和理想，成为争权夺利的小爬虫。只能承担简单的工作，随波逐流，却没有根基，没有底蕴，没有后劲。他们能应付社会转型的混乱，但不能对社会发展有所创造。
　　与之相反，冷门基础专业的学生的选择大多是非情愿的。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兴趣投入这些被认为没有前途的专业里，但有些人钻进去了，改变了自己的日常思维，形成了内心的文化积淀。在他们走出学校时，在自己的专业里很难找到理想的工作，不得不选择与专业不对口的工作，起初他们比那些对口专业的毕业生要笨拙得多。然后，由于有过扎实的理论思维训练，一两年之后适应过来，逐步显示这种学科基础作用和综合优势，不久便会超过那些技术性专业学生。
　　文科里最典型的是中文系和新闻系。前者是少有人想进的老系，毕业找工作成问题；后者则是挤破门坎的热系，毕业与堪称“无冕之王”的新闻单位对口。通常，他们的毕业生同在新闻部门工作，中文系的学生一开始较难以适应，但不久就能发挥出基础优势，后劲足。而新闻系的学生一开始能熟练应付一般工作，时间久了却还是那些程式化的技能，很难有实质的长进。
　　在一些底蕴深厚的名牌大学里，有学生终于发现真正学问在哪里，便反潮流走，从热门专业转到文史哲等基础专业。
　　●大学的酸腐——生活化、市侩化、庸俗化，物质消费泛滥，文化精神空白，无以教化社会
　　大学体现一个民族的最高文化。它是服务于民族的战略利益的高级文化机构。它的文化使命是它最大的骄傲。
　　大学生活与市井生活之间的距离，不是由习俗或道德维持，而是由学者和大学生内心的追求支撑。独立的知识探索、相互的学术切磋、独到的思想发现、大胆的创作革新、自由的个性创作是人们成功与快乐的源泉，是荣誉和价值的最高体现。
　　1996年，一位中东富翁要向牛津捐赠1400万美元。对这所经费不足的大学来说无疑是让人兴奋的，但学校管理委员会以259票对214票作出了不接受这笔捐款的决定。原来接受捐款和接受管理委员们的治学观念相冲突。牛津一向主张治学为本，甚至为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开设商业管理学课程，认为这是谋利的学问，不应该让学生们去学。到手的钱不要，真是书生的清高与迂腐。但正是这种精神，牛津为国家培养出29名首相，剑桥为世界培养出6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摘自网友：雨来】
　　我在南方一公司讲“大学与现代化”。一女职员谈起自己在大学的经历，一大款给学校捐了一笔钱，副省长率校领导一字排开，毕恭毕敬向他道谢。大款带着情妇入住学校著名历史建筑，饭桌上当着服侍他的一群学生，谈他令人作呕的人生哲学。
　　大学教授本来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物质生活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并没有后顾之忧。他们不需要以产业利润来体现自己的价值，超越具体的、当下的、狭隘的物质利益，他们的兴趣、热情、爱好、志向在一般公众不可企及的创造性事业上，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思想创作过程，并且以这种高层次追求为快乐和自豪，而不是混迹于市侩生活之中寻找低层次的趣味。
　　大学固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一部分教授下海，去办公司，搞产业开发，直接走向社会未尝不可，但它不能成为主流。生活化、市侩化及腐败现象在一个失去理想的消费社会中难以避免，但作为大学的主流则是严重病态。
　　今天大学成了一个普通的生活圈子，容纳着大批平庸的市侩或包装的市侩，名义上从事高尚文化、教育、科学事业并让社会仰目以视，实际上却不惜一切手段捞钱、发财。大学没有自己的目标，没有真正的高级文化，其真正使命被漠视，甚至被瓦解，与世俗生活的差距日渐缩小。徘徊在功利主义层面的学术研究当然毫无价值，不如干脆搞点实用开发，赚点小钱。
　　在西安，一位外表令人尊敬的学者全家出动，打着“理想信念”的幌子开学术会议，煞有介事地讨论什么“人生观”、“价值观”。人们从外地赶来也是公费旅游，没人内心里当真，只是表演。他慢慢就原形毕露了，向与会者收取远高于市场价格的各种费用，高额发票涨到许多单位实在报不了的程度。为了要钱，频频撒谎、改口，最后到了那张老脸都撕破的地步。
　　可以理解，一生的“学术”都是空话、假话，如今就剩下这张老脸，再不捞点实在的东西，死了不值啊！
　　现代生活普遍是实用主义的，一件事必须管用，必须有利于什么。然而这一情理之中的实用主义、唯物主义却没有绝对性。一个对象的价值是多样的，或者潜在的，无此用可能有彼用，今日无用明日有用。人们衡量一个对象有没有用，只能是在当下有限的范围内。因此，短视、近视是现代社会的最大通病。何况在人自己的内在的需要上，更不能以外在的尺度来衡量。
　　西方现代社会的物质表象的背后，是深刻而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国人的智慧不在不着边际的理论争执上，而在人际间现实利益的关系里，物质生活只能维系直接的农耕生产，无法提升，无从超越，社会生产趋于停滞，发展与动乱交替。
　　过多接受现实，心中的世界过早凝固，不再有生命活力，更没有质疑与想象。有的人假老练，背弃基本的诚实。西方人觉得中国人心计太多，城府太深，狡猾太过。这不是智慧，只是小聪明。将人的智力消耗在这里，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这种圆熟的世俗智慧正使这个文明最后失去活力。多数中国人，包括大学毕业的人根本不读书。中国人均图书消费极低，偌大中国找不到几部稍有品位的畅销书，没有几部好影视作品，色情业、毒品泛滥的速度比谁都快……。
　　西方伟大的作家多与大学相联系，因为大学是文化象牙塔。中国大学里出的大作家很少，因为市井生活才是真实的。
　　许多现代经济运行方式如股份制，一到中国就变味。因为缺乏超越的理性思维，公共道德、法律秩序、市场规则很难确立。这并不是知识和智力问题，而是价值与选择问题，有再高学历同样卷入这些非理性的活动中。腐败的官员，化公为私的实业家，各种物欲狂潮中的兴风作浪者，以及没本事而躲在事业单位内耗着的知识分子，大都是高校培养出来的。
　　政治课早已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教师大多是些遗老遗少，没有别的职业，能走的都走了，待遇、地位高不了，落后于时代脚步，得跟在形势后面走，没有稳定的文化信念，也就谈不上学术可言。除非本人额外讲点有趣的知识，或者别的思想。
　　教师自己不信，当然更不能让学生信。几乎没有学生当真了。当真也不在它本身的思想内容上，而在它作为一门必修课程的工具性知识上。偶尔能得到学生的回应，欣喜一番，后来却发现学生只是一时心血来潮，或者原本就是逗老师开心的。
　　高高在上的官僚们要求政治教育理论联系实际，其实他们根本没有想过或根本不懂，教条化的理论是无法联系实际的，牵强附会的联系，骗得了暂时，也经不起将来现实的敲打。学生们一走出校门，更不要说走出国门，马上就会发生精神蜕变。
　　这种反应对大多数人来说，意味着把过去所受的教育视为对孩子的蒙骗——他成熟了，再不信这一套了——从此永远告别了理想主义，告别理性的、精神的追求，成为市侩的、空心的人。实际上，这个瓦解的过程在学校里就在进行。
　　一些在政治课或者正式场合上表现好的学生，可能正是最早完成“社会化”而走向早熟、世故、虚伪的人。湖北有一位市长腐败成为全国新闻，每月换一个情人，总数达100多人。此人系某著名大学历史系毕业生，在学生会任职过。有学生会里干过的人感叹说，这不算什么新闻，学生会的人就是以投机立足，这种人出去不腐败，那才是新闻呢！
　　80年代初，77、78、79级一直往下的每届学生，都有不同的经历和教育背景，人们常常能够说出各个年级的明显特征。那以后的学生一直保持着按年级划分代沟的逻辑。高年级学生常常说下一代自私、散漫、开放，低年级则以个性、自由、时尚自居。
　　这种趋势客观上是有的，只是被放大了。其中，更主要的原因是正统人生理念一步步丧失影响力，学生普遍处于浮躁和赶潮的状态，高年级学生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消极地回归于现实，回归于无奈后的稳重和成熟。
●大学的沼泽——近亲化、人情化、宗派化，师门陋习猖獗，劣胜优败成风，公平竞争窒息
　　近年来，留校读研的越来越多，典型的中国陈规陋习愈演愈烈。各单位在保送和录取过程中演义出各种荒诞、卑鄙的故事。
　　近亲繁殖发生在自然界，也是要让一个物种断子绝孙的。在人类社会，这更是文明的毒瘤，文化的癌症。大学近亲繁殖，将丧失一线生机，一代不如一代。而那些落进这个美丽陷阱里的“幸运儿”，几乎无一例外地断送掉原本多彩的青春。
　　中国古典学术尽管有过百家争鸣的繁荣，但各个学派一旦形成，就无法自我超越。在典型的农业社会里，各个学派采取封闭的师徒单传，因而差异意味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在作为传统大学的书院内，只有师徒间“学与问”的关系，几乎没有同行间平等的对话。历史上也曾有不同思想的综合，如宋明理学对儒道佛三家的综合，但很少有对话式的学术交流。
　　这种传统至今支配着中国学术。文人相轻，喜欢别人与自己观点一致，几句话不对味就不投机了，不再说话算是知趣。一有点资历便会自作高明，居高临下给人下结论，教训对方不上档次，思维不对路，根底不扎实，哪些书没有看，等等。
　　现代学术思想必须在交流中发展。但在中国大学或其它学术机构内部，各人埋头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几乎老死不相往来。表面上，中国学者们也认同这个起码的常识。同行们从全国各地聚集起来，开个学术讨论会，最好还能出国出境留学、讲学，但这只是宏观上，不得不抽象地认同现代学术原则。微观上看就完全不是这回事了，学术讨论完全是门户之见。
　　中国的大多数学术会议，吃喝、旅游、人情、宣传、排场的成分往往远大于学术本身的内涵。学术讨论本身反而是最让人难受的，有资历的人占着茅坑不拉屎，只顾自己无边无际地自我表演，尽管下面根本没人听。这个恶习在中国哪里都一样，怎么也改不了，与国外学术会议形成天壤之别，人们以为这只是习惯问题，其实它与我们内心的病态相联系。
　　现代中国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学术流派，但经常可以听到学术圈子里有什么“张门弟子”、“罗门弟子”、“黄门子弟”，就是中国特色的“学术教父”。学术一旦职业化，就无法摆脱功利主义争斗。教授们为了混饭吃而依附于学术权威，认同的会跟着大干，不认同也不会吱声，甚至还会大加逢迎。在不同利益圈、同一利益圈的不同位子上竞争，相互挤兑。
　　学术资源掌握在各个宗法派系手里，他们努力地向社会各个角落渗透着。手中有钱的老板，手中有权的官员，弄一顶硕士、博士学帽，越来越成为唾手可得的风雅时尚。这带来令“象牙塔”里的学者们垂涎欲滴的社会资源。
　　大学里考研究生最重要的准备工作，就是收集所报考导师的作品，摸清其研究领域、套路，特别是主要观点。答问时要显得自己完全被导师的高大身影所覆盖，且佩服得五体投地。导师一看自己如此了得，开怀一乐，自然觉得孺子可教，收入门下。
　　尤其严重的是，人们总把自己培养的学生留下来作助手。因有师生关系，听话，不构成挑战，比外面进来的人放心。学生本校升学、留校工作，加上本地生源，大学的主要成员几乎大都自产自销，外人进来也会摒之于种种封闭的利益圈子之外。
　　西方人面向唯一的不可企及的上帝，面向客观的真理，自己的学说只是用以达到真理的阶梯，新教连教会的权力也消解了，神父手中也不一定有真理，老师更不是真理的代言人，和学生在同一平面上。在中国，师道尊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祖师爷永远是最高的，标新立异是忘恩负义之举；门派林立，各脉相承，桃李满天下，却没有实证的客观的普遍真理。
　　近亲繁殖成了中国大学最典型、最严重的结构性陋弊之一，而且愈演愈烈。大多数学校的负责人是本校毕业的，有的甚至从没有外校背景。有的家属子弟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做了博士，最后工作在这所学校。
　　学生方面，要走出熟悉的学校环境心中没底，担心从此上不来。本校能直接升学或者留校，由本科生上升为研究生或老师，还受到学校领导、老师的赏识，大大满足了虚荣心，回避了信心危机，还捡了个大便宜。有的学生上学期间成绩好，表现好，得到过各种殊荣，由此产生对环境的依恋，于是更倾向于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这个熟悉的环境。
　　导师方面，留自己培养的学生，考核稳便，可以优先选择最好的；自己的学生在手下老老实实干了几年活，有感情联系，靠得住，易把握，上手快，到时给个文凭就完了。很多导师（老板）自己没有创新意识，无非是按照传统的师徒关系，留个人作助手干些杂事而已。外来的毕业生不知底细，若是招来一个标新立异的人与自己对着干，岂不是自讨苦吃。
　　学校方面，由于各校都通过推荐、内定、优先录取等方式，截留各自看上的学生，公开渠道流通的生源质量下降，学校间互不信任，各自截留优秀学生，形成封闭圈子的恶性循环。有学生已经被外校同意按推荐方式录取，但所在学校拒绝向外推荐。
　　很多学生本想考外校，以获得新环境的挑战，却面临与所考学校的学生进行不公平竞争，命运完全无法把握，通常只有10－30％的把握，有的几乎是毫无希望的陪考。考本校却有80－90％的把握，思前想后，还是选择了最保险的方式。
　　学界鼓吹的“学术伯乐”，在各种场合推荐自己弟子，提拔他们继承自己的位置，最后“让贤”于他们。但他们垄断对外交往，一切包办，而且对学生任何自作主张，任何独立行为，任何标新立异都本能地反感，生怕学生超过自己。
　　这种小农的传递方式，不可避免地造成一代不如一代的学术退化。他们能够维护一个单位的学术阵营，却难以造就真正的学术进步。有的学者年轻时没有做过主人，媳妇终于熬成婆，可以教训人了，把学生当做工具，体味一番迟到的主人滋味。
　　留在导师身边，老师叫干啥就干啥，条件、机会是现成的，当教授、当博导、当领导、争项目，导师一句话的事。没有挑战就没有内在创造力，必然陷入平庸。同一导师门下，徒子徒孙共济一堂，能够造成显赫的学术阵营，但由于学术基因的单一化造成思维封闭，创造性大打折扣，有什么新思路也会马上被共同的套路抹平。一到全国、全世界去竞争，就傻了。
　　勇敢走出去或者不得不走出去的人，没有现成的机会，人生地不熟，在中国普遍存在的封闭式学术环境下，会遭到各种对于异己力量的排斥。但这种巨大的压抑也可能形成一种反作用，总有一些人身上被激发出主动探索的力量，他们争取难得的机会，从中锻炼自己的真正本领，开辟自己的发展道路。只有他们中间才能出现有作为的人。
　　从学术环境来说，任何单位的学科构成、教师风范、学习方式、生活方式、校园风尚上各有特点优势，也各有局限，长期处在这个天地里不出去，环境的局限就会成为自己的发展极限。近亲繁殖使本校各学科的文化基因越来越单一、古板、老化；只有不断引进外校新鲜血液，带来全新的力量，对每个人带来新的气息，新的挑战，才能保持学校的整体活力。
　　从个人成长来说，大学的四年青春正是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毕业时是正需要淬一把火的时候，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接受全新的挑战，防止单一模式下生活和思维过早定型，形成自以为是、目光短浅、心胸狭隘的早熟心态。
　　特别是目前中国学校还难以改变的教育方式主要是知识灌输，学习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悟性。如果毕业了还不能面对一种强有力的环境刺激，面对鲜活的思想文化或者现实生活，悟到一种思维方式，从而重新反省自己，建立自己的体系，那么所学的知识更加凝固，思维更加封闭、僵化，胸怀难以开阔，成为永远没有希望突破的桎梏。
　　一位著名数学家生前道出自己的遗憾耐人寻味，他曾把几个成绩最好的学生留在自己身边工作，把成绩次一些的学生推荐到外地工作。多年后，送出去的人中出了六个学部委员，而身边那些学生一个学部委员都没有。
　　学术退化、学术腐败的重要根源之一就是近亲繁殖。某校发现一位博士生的严重学术舞弊行为，校长表示坚决处理。可是当事人的导师私下说了句：这年头，谁屁股上又是干净的？！一句话居然使这一事件不了了之，可见这背后的黑幕之深。
　　西方学术传统正好相反，亚里斯多德针对自己的导师柏拉图说出“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名言。中世纪学术思想统一在共同的宗教范式内，这种共同信仰作为一种无条件的绝对原则，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精神专制、思想独裁的依据，成为迫害异教徒的借口。但是，神圣的内在信仰逐步转化为统一的理性原则。西方大学就是这一特殊背景下形成的学术共同体。
　　学术流派的形成需要建立在共同渊源之上的凝聚力，许多学派有些莫名其妙的师承关系。有人分析诺贝尔获奖者里，前期得奖者的同学、弟子得奖机会相对较多。但是，在单一的学术体系里近亲繁殖，只会导致学术活力的丧失。
　　大学有统一的规范，不同学者、学派间通常可以相互对话、交流，差异不仅不是鸿沟，反而构成统一体的内在发展动力。西方大学生毕业不能留校，但走出学校后作出了相当成就，可以回到母校工作，这就较好地实现了继承与发展的结合。
　　大学的学术活动不喜欢人云亦云，而喜欢差异、挑战，欢迎年轻人提出不成熟的、没有论证的、甚至荒诞的灵感，新的见解常常更能赢得人们的重视。高明的导师决不把自己观念强加给学生，他甚至根本不给他们讲授什么具体知识，而是指一个方向，最大程度地让他们自己独立探索，只有当学生有了自己的观点之后，才开始师生间的对话。
　　西方学术机构一般不留自己培养的学生，不仅作为共识，而且有相应的制度规定。美国大学不直接录用本校研究生为教师。在美国大学的社会学专业中，按名望排名列第一、第三、第十的系，教师中本校毕业生的比例则分别为0，2.7％，8.8％。即便是高材生也不能留校，至少不能直接留在本校，除非在其他单位工作或学习过。
　　哈佛似乎是例外，教师70－80％有本校背景，因为它自信是全美最好的大学，教师留校并不妨碍它从全世界汲取各种智力资源。校长陆登庭在北大校庆期间举行的大学校长论坛上强调：这个世界每一点新鲜见识的增长均得益于全球知识渊博的学者之间的合作。希望召集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们在兼容不同观念、看法的前提下，高瞻远瞩，考察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
　　●大学的歧途——地方化、土著化、裙带化，小国寡民眼光，市井乡里胸怀，自给自足作派
　　中国大学正在“土著化”，人员不流动，外来人员十分被动。怎么开放也只在形式上，内在心态顽固不化。
　　土著心态是一种与现代文明，尤其是现在大学格格不入的心态，不交流，封闭守旧，懒得对话，不愿打破习惯的生活方式、利益关系网，世俗化，植物化，就近将就，静态，凝固，死水一潭，稍有出格就闲言碎语，大惊小怪。
　　国家与地方共建大学，如果理解为将大学发展与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更紧密地结合，这当然有积极的一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地方在高等教育上需要更大的投入，尤其是职业高校和地方学院要由地方来办。
　　但是，重点大学是国家文化、科学、教育中心，是国家未来文化、科技发展的战略基地和预备队。必须着眼于国家整体和长远发展，办好一批足以带动全国的重点大学，再穷也不能把它当成包袱甩给地方，否则就是国家的失职。
　　如果从给国家甩财政包袱的角度出发，把重点大学下放到地方来办，那将进一步削弱大学超越社会现实的能力，取消大学对于整个社会的文化导向作用，沦为局部经济发展的具体需要的工具。从长期来看，会造成灾难性的、难以恢复的后果。
　　有的人主张地方化，居然只是考虑学生假期探亲造成的交通问题。可是比起花上万美元到海外留学和观光，这个具体困难太微不足道了，而且并非不可克服。以这样狭隘的思路来搞“地方共建”，造成大学地方化，将是不可原谅的战略性失误。
　　某些地方政府要求参与共建的重点大学招收本地学生的比例超过50％，这种狭隘的地方利益造成重点大学地方化，带来人才封闭、视野闭塞、近亲繁殖，学术文化环境退化，损害现代大学必需的开放、多元、超越的文化特征。
　　地方主义与传统农耕社会的乡土思维脱不了干系，封闭经营、自产自销、地方保护、害怕离乡、肥水不流外人田，这种庸俗现实主义心理仍在中国人心中作怪。人们每天过着同样的生活，窝在自己小圈子里，做井底之蛙，维持着世俗的人情世故，排斥新事物，新天地，新视野。为一些有形的利益斤斤计较，玩小聪明，相互内耗，以功利目的为中心，形成封闭、狭隘的关系网。地方主义容易在社会生活中取得优势，它将国家、民族及现代文化理念摒之于外，成为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
　　湖南出两种人：豪杰与土匪。湖南人有股蛮气，憋在本地，可能变成匪气。走出去，获得精神的提升，可能形成豪气。
　　湖北人现实主义、功利主义极其突出，走出去，进取精神得到充分发挥，成功机会很大。但走不出去，可能小气、俗气。
　　我曾在成都念学位，中国普遍的地方文化封闭圈，在这里尤为明显、典型。这里吃、穿、住、行、玩及整个生活方式具有典型中国式的精致、闲适、安逸、恬静。本地人视外出为受罪，而外人一进就不想出去，形成“文化盆地”。
　　我就读的四川大学，从抗战到解放后相当长时间里，曾是中国一流的大学。但是由于极具溶解力的成都地区世俗文化的同化作用，大学生活彻底本地化，人际关系网深入学校每个角落，人们日常思维完全混同于普通市民。思想、学术对于人们的生活来说反而成了外在之物，点缀性的谋生手段。越来越少的外地教师，竟也咬一口本地话。学生被校门外一个以小吃为主的巨大廉价消费市场牢牢抓住。在我所在的90年代初，学风下滑，管理混乱，实力日益衰退。
　　同样分析江西人，广东人，江浙人，东北人，西北人，概莫能外。无论什么单位，一旦本地化，就不会有什么出息。
　　中国人出国往往表现杰出，很有作为，就因为打开视野，超越地方主义。出省、出乡也一样，只是程度不同。国民党在大陆腐败如朽木，出逃到台湾之后，人们“回家”的路被截断，这才创造了东方奇迹——这才是所谓“台湾经验”的真正奥秘。
　　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学生本地上大学很便利，父母不愿让子女们外地上学，严重影响这些很少出远门的孩子的心理成长。他们心目中的世界以自己的城市为中心，他们在其中一切能应付自如，几乎没有新的挑战，心态封闭、傲慢、近视、早熟，老子天下第一，不知天高地厚。这只会助长北京人自高自大的官僚气，上海人自私自利的市侩气，最终毒化那里的文化生态。
　　地方功利主义的办学思路，家长的孤独感和对孩子的牵挂心以及对社会关系网的狭隘考虑，是异地上学的根本障碍。
　　80年代以来，我发现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双亲不同籍贯的家庭，流动性大的家庭，尽管远远少于一般市民和农民家庭，可是来自这种家庭大学生的比例，高于正常比例的许多倍。而且其中有个性、有首创精神的人比例也相当大。
　　究其原因，固然有家庭教育条件优越的因素（相对于农村家庭来说），但主要的是不同的地域文化形成鲜明对比，不同文化要素相互交融，给家庭带来多元化的活力，减少了一成不变的陈规陋习和世俗偏见，增加了讲道理、重个性的理性因素。孩子面对不同的文化，有了选择的自由。尤其是当成长环境发生变换时，新环境给一种全新的文化刺激与精神挑战。
　　异地上学，客观上会造成旅途花费上和交通运输上的困难，但对每个正在走向成熟的大学生来说至关重要。一般来说，中学生对大学生活充满好奇，高考的压抑激发他们极大的想象力和浪漫情调，他们倾向于异地上学，去实现自己自由的梦想。
　　每所大学必须尽可能在最大区域内招收异地生源，本地尤其是本城市学生控制在绝对少数之下。
　　其一，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上学，当地语言习惯、生活方式、交际方式发生彻底变化，来自不同地域的学生带来了各自的语言、习惯、见闻、体验，融合为一种宽容、大度、丰富多彩的人际氛围，这样重新开始带来种种挑战的体验，会给人以潜移默化的熏陶，最大程度地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增长其视野宽阔、敢于开拓的精神。
　　其二，传统狭窄的腐朽心态往往是由于生活圈子的狭小造成的，学生走出自己熟习的生活到外地上学，能以超越的眼光了解所在地的生活，无拘无束地主动参与其中，更有利于接纳现代意识，吸取积极的启示，克服狭隘心态。毕业后，人们超越日常生活的回忆更丰富，相互间有更多珍贵的社会联系，拓展每个人的信息来源和活动空间。
　　其三，学生与所在城市的生活保持相当的距离，能够防止本地常有的身不由己的关系网的圈入，削弱世俗生活中利益关系的侵蚀，有助于保持个人的独立见解和选择能力，形成学校高雅的文化氛围。
　　其四，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大学生，从小在家里受到太多呵护，个人选择受到太多干预，如果再不独立生活，将会彻底丧失自主的能力。异地上学能顺势摆脱家庭的过分溺爱，假期回家的旅行，更是增长见识，培养独立生活能力的好机会。
　　其五，对曾经有过挫折的学生来说，新环境更是一次告别阴影，摆脱消极心态，重新塑造自己的机会，一种新的人生经验。
●大学是现代理性的摇篮，决非社会动乱的温床；邪教蔓延，正是大学文化失职带来的耻辱
　　1999年春夏之交，在众人关注的大学校园里平静如水，而人们根本没有放在心上的“***”却闹出了大新闻。
　　在改革开放前十年，尤其到80年代末，人们脑子里有一个难以磨灭的印象：大学是自由化、激进思潮和盲动情绪的温床，是社会转型时期最不稳定、最敏感的火山口，随时可能喷发，造成社会动乱甚至政权倾覆。这是个极端错误的、危险的结论。
　　这个偏见，往往为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以及韩国、印尼、欧美的大学生运动现象所加强。其实，国民政府遭遇的学生运动不是针对30年代的内政建设，而是在对日妥协、内战以及社会腐败上；韩国学潮主要发生在腐败泛滥时期，现在好多了；印尼学潮主要是针对苏哈托利益集团的腐败；60年代西方大学生运动是针对官僚主义、越南战争以及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
　　真正的腐败和动荡之源，一在无序竞争的市场，二在没有权力制约的官场上，三在物欲泛滥的市井生活中。
　　只有当经济、政治结构与社会发展极不协调，又缺乏有远见、有权威的力量来纠正偏差时，青年学生才会产生过激反应。
　　只要精英阶层正视危机，积极处理存在的问题，学潮完全可能避免。即便发生，也可以引导为克服现实问题的正面力量。
　　共产党本是驾驭学生运动的能手。直到文革，毛泽东都娴熟地运用着这一特长。但在文革的十年浩劫中，受极左势力裹挟的红卫兵运动给第二代领导人留下了痛苦的记忆，造成他们对青年学生激烈情绪产生敏感的条件反射。开放后，刚出现政治民主化、思想自由化苗头，一些人出于对学生娃娃政治激情的反感，以及对知识分子政治见解的鄙视，往往采取简单的压制方式来处理，造成思想文化与政治权威之间隔阂疏离，改革方向的动摇，一次次积累，终于酿成不应有的冲突。
　　80年代高校周期性的学潮，自由化与反自由化的拉锯，相当程度上归因于党内政治生活在转型时期的非常状态，社会腐败与党内分歧等因素的耦合。其实，这是人们的思想无法驾驭快速发展的社会进程，不是思想文化界的责任。
　　学生的政治热情本来是克服当时社会危机的一种正面、有序、积极的力量，并不一定构成政治对立面。只有当权力本身出现裂缝或者社会矛盾尖锐化时，它才引发无序的冲突。所谓自由化分子也是此前不必要的政治压抑造成的。
　　传统社会以宗教信仰、世袭权威、暴力统治及传统习惯维系。现代社会则以自由、平等和公正的契约原则规范人际之间的交往。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特权意识、权力崇拜、人身依附、宗法观念、人情关系网构成社会稳定的文化心理障碍。
　　通常，旧的权威不愿放弃特权，新的特权又试图取而代之。但大学知识精英作为社会良知和理性的代表，超越利益集团，是制约利益冲突，促进社会稳定进步的力量。大学文化的使命是培育公民的自我意识、独立意志、公平竞争、社会责任、公共道德等理性素养。大学文化和大学生文化运动才是社会转型的稳定力量，是新文化秩序的建设力量。
　　现代进程本是由大学的知识精英引导的，当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形成政治本位和意识形态中心的传统体制，知识精英作为独立思想者受到新的压抑。这种政权中心与大学知识群体的紧张关系，既可能是稳定的威胁，也可能是发展的动力。
　　这种压抑不时会有冲突，经历此消彼长，逐步缓解为理性的状态。关键在于，政治操作与文化学术批判之间既要保持一定距离，相互间独立的、理性的运作，不要轻率而武断地评判、干预，避免产生互不信任、逆反心理甚至冲突。
　　第一，任何新生力量的出现都是一种挑战。经济特区了搅起了传统糟粕，引来了外来腐朽势力，它能取得巨大的建设成就，关键在于改革者能够组织积极力量，维持主旋律，同时尽可能地保持思想的宽容，及时处理和缓解矛盾。
　　第二，大学知识精英是高文化素养的群体，理性和良知的主导力量，他们正是超越社会变革中的各种利益冲突的精神平衡因素，是社会失衡的一支校正力量。恶性的官僚主义腐败问题，正需要他们的适时监督。
　　第三，党内需要有一批真正站在时代前沿的思想家、理论家演奏主旋律，革新旧的意识形态，拓宽思想文化视野，提高干部的理论思维水平，消除不必要的误解，增强建设的力度，避免舆论宣传假、大、空、官、套效应。
　　第四，激进思潮有一定煽动性，但群众趋于务实而保守，如果不存在恶性腐败，并不会引发持久激进运动。
　　第五，改革者维护和崇尚文化的权威，在社会公众中得到更多道义支持，也是洁身自好的约束、积极进取的承诺。
　　最后，在价值选择上，过去人们以政治权威和意识形态为标准，对文化、科学的尊重仅限于工具与实证的领域。现代文化不能迷信抽象原则和权威话语，应当实行平等对话，进行群体性的创造，为社会发展创造灵感和动力。
　　在社会稳定的重点任务下，大学精神由于受意识形态的重压而畸形成长，一旦发生动荡，青年学生可能成为一股难以控制的力量。但在90年代末，几乎没有人注意的另一种危机公开显现——与大学理性精神堕落相联系的邪教势力抬头。
　　人的精神信念是根本，旧的理想退化，科学结论、现成知识、物质现实无法解决人的精神需要，灵魂无处安顿，终极关怀的问题日益突出。这时，低级宗教给予人们在现存社会文化中不能得到的期待，填补人们精神的空白。
　　历史上一些原始宗教，如五斗米教、白莲教、摩尼教、拜上帝教，是一种变革的文化信号，也是改朝换代的旗帜。
　　由于理性思维缺乏，中国人经常可能出现精神分裂症。当人的第一信号系统与第二信号系统脱节，即语言概念与外界客观的信息无关的时候，说与做、名与实、理论与经验就会严重脱离，会出现幻觉、幻视、幻听，甚至会走火入魔。
　　经济躁动、政治狂热、邪教迷信的症状大同小异。股票热、传销热、***与浮夸风、个人迷信并没有本质区别！
　　低级宗教、邪教流行，包括在大学里蔓延，是大学的失职和耻辱，也只能靠全面启动以大学为中心的文化建设，形成高层次的理性精神辐射，这些文化病变才会冰消雪融，为人们自然地抛弃，或者升华为高级信仰，或者泛化为一般的公共文化。
　　成年人的热情，会有更多功利的因素，或者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因素。大学的文化运动是一种积极的力量，不是理性的对立面，因为青年在天性上是走向未来的，并不是要造成社会动乱。因此明智的方式，是把握理性的尺度，在法治化的轨道上，主动利用本是社会良知和理性的力量。不能出于政治利益玩弄谋略，甚至恼羞成怒，秋后算帐，将板子打在无辜者身上。
　　应当抛弃对群众运动的恐惧，主动疏导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大学生中蕴藏的反腐败力量。在法治条件下，不论一个人持什么立场，只要能与别人进行理性对话就行。只要不同立场的人们不搞非理性的斗争，不要大打出手，社会应当允许有不同的信仰。如果我们的环境里有更多的理性与智慧，更多的思想文化内涵，既便有不同教派存在，也不会有恶性冲突。
　　作为一种自发的社会力量，既得到众人的同情，就能用以推动良性的、积极的社会变革，它正是解决社会面临的腐败问题的强大动力。如果正面引导它的发展，结果不会削弱政府的权威，恰恰能加强政治的建设，纯洁政党的队伍。
　　●大学是社会活力的源泉，文化贫乏与体制压抑，却导致天之骄子早熟、放纵、厌世、轻生
　　大学青年本是天之骄子，都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雄心壮志，或是崇高神圣的目标的感召，或是出人头地的冲动，要干一番事业。每个新生进入自己在高考前的黑暗里幻想的光明里，都是脸庞红润，神态天真，活泼烂漫，充满幻想。
　　不久后，外在的校园生活给他们的新奇淡去，他们的激情、冲动、幻想、爱好和诗情画意，被划一的班级生活、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成堆的课程作业、杀威棒式的课程考试赶跑了，被窒息了，被卡得人喘不过气来，只有老老实实钻进专业课本里。
　　许多人经历一次次挫折，奋发向上的积极性淡漠，变得脸色苍白、神态憔悴、情绪抑郁、性格孤独、心理自卑、生活封闭、待人矜持。身处在大学高墙里，外面的世界陌生而新奇，令人不解的东西太多，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不再管用。许多学生从小读书是被迫的，被逼的，为了大人的功利目的，长期养成厌学情绪。不知道进大学是为什么，更不知道毕业后干什么。
　　冥思苦想没有结果，充满空虚、无奈、迷茫、焦虑甚至恐惧。有时以犯规、找岔、吵架寻求发泄。每个人都觉得经历了坎坷跌荡、风雨磨难，其实只是青春激情对冷漠现实的无力抗争。大多数人屈服于现实，压抑天性，成为“学习机器”。
　　然而，人毕竟不是机器。当生命能量不能创造性发挥，便会畸形展现出来。有的人追逐着空洞的分数、廉价的表扬、肉麻的恭维、虚假的荣誉；有的人自作聪明，玩世不恭，矫揉造作，追逐没有文化底蕴的浪漫，表现没有反省精神的狂妄；有的人躁动不安，沉迷于流行的时尚，充当“追星族”，甚至干脆在消费刺激中浪荡；有的人精神状态颓废，麻木。
　　在80年代，大学文化一度活跃，给人丰富、深刻的影响。但在根深蒂固的工具型、操作型人才培养模式之下，专业教育强调实用目的，人的理想与价值问题由意识形态教条解决。高校只是以课程教授知识，训练技能，文化活动只是偶尔出现的点缀，感受不到高雅文化的熏陶，高尚人格的感染，没有热点，学校向外界几乎发不出任何积极的声音，只有被外界影响。平时关心的几乎只有吃喝、异性、赚钱、明星之类话题，什么专业最热，如何建立关系网等等，很少有思想、趣味的考虑。
　　他们求新的冲动，经常被裹进周期性的学潮里。而每次躁动之后，更是长时期的死寂。他们对教条化灌输，专横的管理产生逆反情绪，觉得人生的意义、做人的方式都是自己的事，犯不着别人来教。冷漠矜持的人际关系，弥漫在校园里的平庸、短视、早熟、老成、虚伪、矫饰之气，消磨人的理想，让人灵魂空白、思想简单，或者滑入玩物丧志、追逐享乐的泥潭。
　　他们在应付老师、应酬社交上显得早熟老成，说假话，玩小聪明，作矜持，摆深沉，内心少了纯朴的热情，多了算计与防范。师生之间隔阂增大，连不同年级的学生间都感到有“代沟”。
　　在大学，有越来越频繁的学生自杀消息传出。人们难以相信，这些20岁上下的大学生们经常会谈到死亡的问题，有的谈起自己产生过轻生的念头甚至行动。通常他（她）们人很聪明，成绩也好，有的还是独生子女，生活相当优越。
　　这群在家庭、学校、社会的过分期待与全面规范中丧失了自我的年轻人，青春的能量不能获得释放，体验不到生命自我实现的快慰；有的人理想失落，无法调整自我，找回自己，丧失了自由选择的意志。随着年龄的增长，外部空间的扩大，遭遇的挫折越来越多，独立处置和自我控制的能力不足，无奈感和空虚感与日俱增，终于落进生命的死角。
　　有过轻生念头的人远比我们想象的多，大多数没有付诸行动，是因为不堪想象死后父母的痛苦，承担不起良心的后果，于是才苟且活下来。可是，他们还会继续想，父母也只是这样为了上辈而活着，有了孩子，又望子成龙，将自己生命的全部意义寄托在孩子身上。然而他们剥夺孩子的设计、选择自己的天性和能力。等孩子长大之后，又只能重蹈自己的复辙。
　　校园两性关系上，自然是少数人离谱，多数人趋于保守，或压抑，或无奈。但个人有了自由选择，今天不再有外部的管束者来统一规定，除非你的行为太张扬，太不给管理者面子的时候，才会动用自己保留的权力来处罚人。
　　在50年代，人们把精力投入未来的乌托邦理想，沉迷于学习、工作，这种内敛所积淀的精神力量，如果不是意识形态的局限以及后来政治运动的中断和瓦解，可能会有更大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青年们把青春的豪迈激情发泄到政治运动中，随后在自虐式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把所有能量折腾掉了。今天，他们只有激情的回忆，痛苦、失落、忏悔和哀伤。
　　直到80年代，大学生谈爱情，而较少谈性。一旦爱情的倩影落到赤裸裸的肉体上，便会感到亵渎、堕落和绝望。大学时，我给一位陷入情网的朋友信中误用“性爱”一词，招了一顿臭骂！如今，“性感”之类的词公然挂在男女对话里。
　　与10多年前不同，舆论已经很开放。特别是互联网普及，解除了个人的道德约束。无奇不有的性故事、性新闻、性观点，让人饱受刺激。网上沸沸扬扬地讨论着，学校是否有权干预学生私生活，学生性行为是否合理，校园是否能售卖安全套等等，是否允许大学生结婚。其实，这并不是理性讨论，背后是一种炒作。把某一现象公开，给它一个名份，其实是某种倡导。
　　大学生在这个年龄，如果没有内心形成的自律，非理性因素会超过理性因素。父母的担心与劝导，容易形成胆怯和畏缩，但也容易导致叛逆。没有心理的准备，措手不及地被引诱下水，失去自制，留下悔恨与绝望，失落自信，沦为俘虏。
　　青年本是弱势群体，是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国家力量通过强化大学的地位，给予青年大学生内在的文化支撑。但大学产业化性质的大幅扩招，让很多基本素养欠缺、毫无自信的学生进了大学。文凭泛滥，普遍降低了天之骄子的地位和荣誉。
　　一个有活力的社会，拥有自我淘汰机制，精英阶层处于不断更新的状态。而在一个僵化的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资源为少数既得利益者掌控。精英阶层老化，短识，不容纳青年人。大学生的精英地位下降，“天之骄子”的自我形象失落。
　　今天，中国社会利益格局基本形成，创业的机会缺乏。大学生走出社会，求职困难，身份低微，失去尊严。女大学生甚至成为青春剥削的对象，求职尤其苦涩。招聘者挑脸蛋，要看身着泳装，袒胸露背的“写真”，简直成了侮辱人格的“选美”。
　　“傍大款”不再是社会女青年的特许，女大学生也毫不逊色地投入这一新兴的“第三产业”，高校都有傍款族，越是名牌大学越是公开，她们以自己年轻的肉体作为资本。那些能够傍上大款的女大学生，首先必须具备“卖相”这一特质。她们来去轿车的士，出入酒店舞厅，穿带全是金银名牌，手携“大哥大”。这类女生定令姐妹们羡慕不已，男生们望尘莫及。
　　在“一切向钱看”口号的下，一些女学生主动地走向“食色市场”，甚至对社会的色情业构成一种竞争冲击。对于款爷们来说，女大学生不仅年轻美貌，而且相对单纯可爱，随叫随到，容易摆布打发，同时能够抬高款爷的“品位”。如今大款们，不再是外国洋人和港台商人的专利，与本土的大款相比，他们出手显得缩手缩脚。中国的款爷也不纯是商人，贪官污吏才是不折不扣的“大款”，这类款爷是女大学生梦寐以求的对象，只是官吏作风向来都是躲躲闪闪，一般都不大公开。
　　那些在商场官场成功的中年男子与年轻女性容易走到一起，而男青年和中年妇女成了受冷落的失意年龄段，性要求得不到应有的满足，没有经济条件或才表优势的男生，通常被绝对打入情爱的冷宫。高校本来就男生多于女生，配对机会偏少，由于经济、住房、身体等诸多条件因素，女生倾向校外谋求性爱与情爱的出路，尤其出众的女生都被社会上的成功型男性挖走。
　　90年代大学生是失落的，不再是天之骄子或“幸运儿”。在一个声色犬马的社会，男生显得格外无奈、辛酸和难熬。他们彷徨、失落、不满、愤怒、憎恨、妒嫉、叛逆，通宵达旦看盗版海外影视，玩电子游戏；迷恋足球和球星；甚至酗酒，殴斗和赌博。因嫖娼被抓获而开除屡见不鲜。受青年女性拜金主义的刺激，他们急不可待地梦想发财，比尔盖茨是他们仰慕的偶像，甚至对从政当官缺乏耐心，中国官场最耗年华，等捞到一官半职时青春不再。【根据网上文章《堕落的大学校园》缩写，原作者HITER】
●大学精神沦丧是民族堕落的先兆，后果比任何经济腐败、政治腐败、司法腐败都更为可怕
　　大学腐败与社会其它领域的腐败虽然特征不同，根源一致。它与大学的工具化、官僚化、世俗化相联系。
　　一，职称腐败。首先表现为官僚控制职称这一利益资源的授予，学术权威官僚化，其次职称作为利益资源被滥用，造成鲤鱼过江之势，完全失控。教授，博导漫天挥舞，知识分子却斯文扫地。知识群体堕落为功利之徒。
　　这几年，一方面真正的创造性人才青黄不接，中国长期与世界一流的科技发展无缘，国内一流的科技成果也严重下滑。另一方面从教授、研究员、博士导师直到院士，人数却以惊人速度递增。教授终身制，评教授难，当教授容易。
　　上方指定学术带头人，给以各种好处。没有列入的，再努力也没用。行政主导权力造成学术泡沫，是断子绝孙的行为。
　　二，学术腐败。假成果、假学问、假效益遍地都是，学术会议、成果鉴定、资格审查、项目审批过程普遍玩手段走过场，吃喝、游玩、送礼、拉关系、作交易反倒成了实质内容。尽管高级职称和高级学历四处泛滥，学术思想水平的绝对值却在下降。
　　文化水平作为一种资格、一种摆设，随意地为功利目的进行炫耀、交易、买卖，也是文化本身的贬值与腐败。
　　许多“科研”是剪刀加浆糊的工作，学生做论文也多是抄袭。某著名大学的教师创办一家公司，从该校三年来的一百多项科研成果里，选择购买几项通过正式鉴定并获了奖的用来开发，结果个个赔本。原来这些所谓“成果”大多是假的。
　　三，学生工作腐败。学生本是纯洁的，也更容易受污染。有的利益群体胡作非为，搞到了暗无天日的程度。
　　每年几万元经费学生根本看不到，搞活动又要人再交钱，没人敢问；公然截留奖学金的一半，说是补助特困生，却在隐性途径里消失；成绩最好的学生奖学金没份，而拍马屁、送礼、做人女朋友，就可以入党、评奖、当干部、当标兵，被赋予各种肉麻的名誉；许多政工干部家里礼品成堆。学生向上反映腐败事实，反被指责，“这般大惊小怪，将来如何适应社会？”
　　四，学生腐败。政工干部直接给某些学生指定职位、授予权力，造成学生分化，学校与学生之间产生鸿沟。
　　学生干部贵族化，对上面负责，助长虚假伪善，机会主义，投机钻营，装腔作势。打小报告之风盛行，激发各种矛盾。某些掌握学校资源的学生头头，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当官成为唯一锻练能力的机会，各种官职加起来几乎与总人数相当。
　　学生组织、社团官僚化，拉帮结派、形式主义的训练到了“专业水平”。学生自主的文化活动几乎得不到支持，除非能给官僚机构增光添彩。有的学生几乎是在完整地演绎着官场游戏。有能力的人干活，拍马屁的人沾光。
　　他们为权力欲所腐蚀，心理严重畸变，将来势必加入社会腐败的行列里，殆害无穷。邪气压倒正气，这个毒瘤也是学生群体信仰失落和道德滑坡的最大诱因，它造成一般学生对学校的不信任、怨恨、叛逆情绪，是不稳定因素的生长点。
　　五是文凭腐败。关于高考作弊猖獗的报道已经屡见不鲜，可知人们心目中最后这台天平到底破损到什么地步。
　　文凭教育离开教育的根本目的。造成社会和学校相互敷衍。社会只认外表、牌子，将文凭看作一种权力和资历的标志。学校自认为社会服务的工具，迎合社会的外在需要，肆无忌惮地掺水、造假，制造和批发徒有虚名的文凭、学位凭证。
　　由于学制延长，中学生考上大学就已经18－19岁了。而现在不象过去，考上大学就解决了文凭问题，还需要再上研究生（21－25岁），甚至还要上博士（24－30岁以上）。研究生大多只是本科的简单延续，常常被作为廉价劳动力，基本是经过一年知识灌输后，再给导师（统称“老板”）打两年工。这种不自由的、被动的学习时间越长，精神资源消耗越多，天性中的秉赋越少，就注定了一个庸才的命运。有人说的不无道理：本科生60％是废物，硕士生80%是废物，博士生90％是废物。
　　文凭贬值损害着知识分子的尊严。硕士文凭的水份，比本科更大。有人预言，几年后博士学位可望成打批发，价格跌破两万元。各校为获得博士点资格不惜代价，行内人士说，没有10万元用来打点、打通各种关系，再硬的水平也不要考虑。
　　普通教师手上只有给学生的计分权，也常常被算计。直接送礼的好拒绝，大吼一声就完了。如果是动用熟人关系就难多了。在权力、金钱及关系网的腐蚀下，学位成为向社会攀亲附贵的资本。洁身自好，反而把自己搞得很孤立，甚至很可笑。
　　高校教师大多是些半吊子的“教授”，旧学不深、新学不通，是典型的意识形态和专业技术混合教育的产物。职业的责任心和道德感又欠缺，更别说诲人不倦的“师表精神”或“学识为本”的人格魅力。他们的成长过程、历史背景都很复杂，都是曾在被下放、被虐待、被欺骗、被愚弄的历史大狂潮中磨炼出来的，没有学到真东西，走不出历史创伤的阴影。
　　最恶劣的莫过于一些教师直接在学生头上敲诈勒索。学生为了学分、入党、毕业、考研和工作各方面关照，送礼如同家常便饭；为了买通关节，请客之风盛行。那些可怜的教师，打学生的主意是到了露骨和肉麻的地步。
　　教师待遇偏低，在人欲横流和权钱万能的时代里，“失节保身”也就在所难免了。一些大学乱送头衔，导致博导、教授严重泛滥。“教授也是人么”，这句话已为当代师表的堕落找到合法依据。朱老夫子的“身死事小，失节事大”早已不管用了。相比之下，那些古板的老学究令人怀念不已，他们虽然在生活上显得作风僵板，仍不失肃然可敬的师表风范。
　　教师不再是学生的“道德楷模”，道德不再是学府的职责。高校的人文文化和理论学科明显失势，学术思想奄奄一息，那些实用管理和技术培训成为主导。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无法给自身价值找到定位，只能向世俗和权钱妥协，他们不仅思想浅薄和人格匮乏，几乎丧尽了为人师表起码的文化良知和学理精神。【根据网上文章《堕落的大学校园》缩写，原作者HITER】
　　如果大学也只是追逐功名与时尚，不能反观自己，远瞰世界，深入历史，创造未来，就不可能培养并凝聚一批目光远大、学识渊博、修养深厚、境界高远的文化精英，那么社会便失去了精神脊柱的支撑，再辉煌的文明也要腐朽。
　　●大学沦落为高级“市井”们沽名钓誉，欺世盗名的地盘；如有破产机制，早已全军覆没了
　　中国大学道貌岸然的表象里隐藏的虚假，不会比基层社会少。各种怪事搜集起来，又是一部《儒林外史》。
　　1、缺乏学术自由
　　整体看来，大学的观念落后于全国改革的步伐。90年代初期，在大学里是“左”比“右”好。到9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口号喊响后，有的学校、院系便宽松了一些，而有的地方则是你说我“反社会主义”，我说你“反市场经济”。这种争论同60年代争论不同，那是在报纸刊物上公开讨论，这是暗地里扣帽子，用致命的政治子弹打黑枪。
　　从远看，有中国人窝里斗的老传统；从近看，有“文革”遗风。“与人奋斗”要比与学问奋斗容易，扳倒竞争对手的最有力武器是政治帽子。有的人乐此不疲，打棍子、扣帽子成了习惯动作。这种状况再加上近亲繁殖产生的师长权威，学术自由几乎没有余地了。人文社会科学只有炮制文字垃圾最保险，思想创新总是感到一种巨大的精神束缚。
　　2、官僚化
　　国外的大学一般只有校长，副校长各一到两人，校长能对全校几百名教师情况了如指掌。而中国大学里，校长、书记各1人，副校长、副书记多达10人；学校的常设处、部、室多达30－40多个，即便精简也是把几小盘菜装进一个大盘，实际上人数没有减少。还有自上而下的团、工会系统，有各级学术机构——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
　　这些数字决定了大学管理无论如何搞不好。相互摩擦、权力争夺、踢皮球、开会、没事找事干，构成了每日官僚事务。首先是信息高度地分散化，管教学、管科研、管职称，谁也不知道教师的整体信息。校长可能只知道几个被人为地树立起来的突出人物。其次是权力高度分散化，一些简单的问题在相互推委中却不能解决，因为谁也没有决定权。“领导班子”的体制只是增加官僚化，实现了最大的权力分配，带来了最低的管理效率。既没有“集中”又没有“民主”。校长负责还是书记负责，至今也没有理顺。另一方面没有透明度，只有“班子”里的人无休止的争论，普通教师说话没一点作用。
　　领导班子的最大工作是分配“大锅饭”，尽量向上面要钱、要指标、要项目，然后在下面搞分配。办公会讨论着无意义的话题，为十几元钱的补贴、几十元的办班提成，要接连开几次会。学术委员会忙忙碌碌的职称评审，基本上也是论资排辈地分配大锅饭。匿名投票的目的是为了公正，结果却给人情关系和打击报复提供了方便。只要走通了私人关系，什么事情都能办到。要提教授、博导，就得提前几年搞人情关系。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标准，有也常是一纸空文，一切都是在不透明中进行的。
　　3．“官”的磁石
　　当官对于许多大学教师来说，是一块有巨大吸引力的磁石。尽管所有人口头上都说自己“没有官瘾”，不是“当官的料”，但无论什么官儿都像“臭豆腐”，都说臭，却都想吃，一吃就上瘾。为了做个系主任、系副主任、处长、副处长什么的官儿，不知道耗费多少人的聪明才智。每每班子换届，便会有一场激烈的明争暗斗：小报告、匿名信、诬告诽谤、造谣中伤、相互串联、走后门、逢迎讨好……无所不用其极。组织部马拉松式地同系里所有的教师谈话，辛辛苦苦地工作半个月，产生的新班子大家还是不满意，新鲜几天后不久又会有人开骂，并盼望再换新班子。一是新班子的确有问题，一是有人想当官。
　　在这种体制下当官，的确毫无意义：（1）耽误许多时间。校级、校机关的干部自不必说，系级干部每周至少有3天时间白白地泡进“工作”中去，包括开会、值班、在家中为工作接打电话、为工作心情烦恼而浪费掉的时间；（2）干不了事。这种体制本来就不是干事的体制，而是一种消耗能量的体制；（3）丢掉原来的名声。许多人当官之前名声很好，一当官就马上会有人指你的脊梁骨：“没时间做学问了”、“官瘾大”、“无能”、“谋私利”、“主观武断”等，最好的人至少也有两顶帽子。
　　可是当官对人仍有巨大的吸引力：（1）锦上添花。在中国人眼里，既有学问又当官，才算个功德圆满。自古以来就是官、学不分；（2）对提职晋级有帮助。身上有官职，即使教学和科研不行，可以给你个硬性指标。同学术委员会的委员们搞好关系，提职称时自然是近水楼台；当然，你必须会搞“官官相护”，如果因为原则得罪人，还不如不当官；大学里有“政工教授”、“调研员”一类的职称，你总不至于笨到连“思想工作”都不会作吧？（3）有物资利益。尽管大学穷，也有各种企业、办班、奖金福利分配，大岗位有大机会，小岗位有小机会。做学问是何等的苦事，不仅需要天才，还要经常忍受寂寞、苦闷和失败的痛苦，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吃这种苦，如果再加上生活条件的艰苦，谁个受得了？相比起来，作官不仅容易多了，而且有油水可捞。
　　4、权威的缺失
　　许多学科，第一代学术权威是在解放以前就成名的人，他们如今大多去世了；第二代学术权威主要是解放前西南联大毕业及从国外留学归来，他们多数也都已去世。第三代学术权威是解放后毕业，他们数量不多，公认的更少。
　　文史哲这些老学科一旦没有权威，立即呈现出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人们纷纷宣布自己是“权威”。而在那些历史短的学科，谁也没有资格说哪个行哪个不行，大家都差不多，谁也不服谁，你说我水平差、我说你水平差，无休止地相互攻击。这与“学术倾向”斗争、权力斗争搅和在一起，使许多单位评职、定岗及日常工作搞得乱七八糟。
　　权威缺失表现在成果的评价体系上，没有哪家刊物算得上“权威刊物”。一些刊物的位置很高，却很少有创新成果，基本没有读者；而一些办得好的民间刊物，又不被学校承认。具体执行则是“多样化”，当权者可以任意宣布，报纸和通俗性读物都被定为“核心期刊”。学术委员会实在没法判定一个人的科研水平的时候，就只有靠字数来判定。
　　各种科研项目审批和评奖同样没有权威性。每年都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来组织项目的审批，但大家都知道项目审批过程大都是黑箱操作。评审委员每人分一个项目，就所剩无几了。许多项目本来就是他们为自己设计的，他人岂能有份儿？少量剩余项目也需要人情关系。某教授的一项目得到3万元，而为了评上这个项目，托人情、走后门、送礼、拉关系、在京活动、住宿、往还车费共花了4万多元。但它对申报者的前途关系重大，对学校也是一个光荣。所以，各校科研处头等大事是抓“国家项目”。
　　这些项目，带头人水平高的，还能出一、两本好书，水平不高的，连一篇像样的文章都写不出。大多是找些熟人合伙编一本书，然后通过关系出版，只印一两千册，甚至几百册，还卖不掉。卖不出去没有关系，留着评奖。评了省部奖，再评国家级奖。获奖对有的人难于上青天，对有的人却是探囊取物。因为，评奖过程不透明，黄鼠狼烤火——各往自己怀里扒。只要进入了人情关系的网络，最低也能评上个“三等奖”。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些“科研成果”一直在给大学管理添乱！
　　5、最后一招
　　最后一招是评先进，这和上面说的评奖有联系，因为评奖也是评先进。西方也有推举“优秀市民”、“美国小姐”之类，但这只是为了点缀社会生活，大学里不搞这此名堂。而中国大学则动真格，在其他办法不灵光时，把这作为撬动杠杆。中国树模范人物始于汉代的察举制度，“举秀才”、“举孝廉”、“举贤才”、举“清官”、“节妇”、“烈女”等等。文化大革命是举“学毛著积极分子”和“斗私批修积极分子”，出了不少“钢队长”、“铁姑娘”、“硬嫂子”之类的模范人物。
　　但整个历史上的种类加起来，也没有现在大学的花样多：“优秀教师”、“模范党员”、“优秀基础课教师”、“优秀班主任”、“优秀管理人才”、“优秀思想工作者”、“优秀研究生课程”、“优秀本科生课程”、“优秀人才”、“优秀老教师”、“优秀中青年学者”、“突出贡献者”、“跨世纪人才”、“百人工程”、“优秀项目奖”、“优秀科研奖”、“中青年科研奖”等等；还有海外、国内公司赞助设立的奖，其数目也不下几十种。每个教师都能抱出一堆大红皮子的“奖励证书”。
　　人才工程好像是高校改革的“尖端武器”。其实这只是在万般无奈情况下的蹩脚措施。人才不是靠行政力量选拔培养的，而是在自由的环境中成长出的，不改变环境土壤，而去树立标兵，实在是本末倒置。入选各种人才方案中的参数很多，比如年龄规定、职称规定、人缘关系等，并不只是根据“才”。许多真正优秀者不能入选。某系主任向人夸耀他系藏龙卧虎，有两名国家级人才，还有几个更大的人才没有入选，因为年龄大了一两岁！
　　某些高校的定岗改革令人眼红如血：把人才分“校级人才”和“系级人才”两类，依次按级给多少经费。方案设计很好，但在多年远离改革浪潮冲击的大学，却不可能落实，只适合在报纸上宣传，鼓舞不知情者的干劲。谁越是按照年龄和职称搞论资排辈，谁就越是“改革平稳”——有些进“校级人才”岗的老教师根本不够水平，但中青年教师也不可能与他们相争，只是心中闷气。谁越是不论资排辈，谁的乱子就越大，由于有了横向的比较，就闹成了一锅粥。老、中、青都怒气冲天，有的贴小字报、有的向信箱里塞传单、有的写告状信、有的罢课、有的跳槽……。改革之后的校园像刚生过一场大病，元气大伤。
　　6、结语
　　中国大学病入膏肓，决非几个疗程的汤药能够医治，需要动大手术、需要输血和换血。大学成了最后一口“大锅”，外面排着长长的吃“大锅饭”的队伍。这种状态不能怪某一层领导或某部分教师，而是整个体制的问题。目前，大学在理念、价值观、知识体系、管理运作上，都远离现代大学的境界。有些教师在讲授新知识、新价值观，但是自己的思维和行为的方式却是很陈腐的。科学观点、理性原则、效率原则、包括“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大学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而意识形态过敏症、平均主义理念、大锅饭意识、人情关系原则、家长作风、官本位价值观等控制了校园生活。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极其胶着的结构，任何好的政策方案、好的意图、好的领导干部都对之无能为力。在这种体制下，不知有多少聪明才智被消耗掉，无数的优秀人才在大量无意义的琐事、争斗、气恼和苦闷中最终变成了庸才。
【摘自尹保云《象牙塔里的尘土》，《学术界》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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