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中心

破解一个全民性的糊涂观念http://view.QQ.com　 2008年01月08日23:06 　 东方网　 叶治安　 评论376条 前几天，一位教授在大庭广众之下宣称：中国大陆人口要是仍保持在1949年的4亿5千万，那中国现在就位于发达国家行列了。我把这话当作教授的幽默和调侃，如他真有这样的“见解”，那就是一种愚蠢了。为什么？请看下面几个片段的诠释。  “中国人口要减到3亿，现在就是发达国家了”，这是一种糊涂的认识…… 人口减少中国就发达了？ [破解一个全民糊涂观念][印度落后因人多？] [中国人均资源真不足？][发达国家为何发达一、中国大陆人口多是一个全民共识，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和保障机制受人口多的羁绊似乎也为举国公认，因为就像某些“社会有识之士”说的，13亿人的吃饭穿衣是个多么沉重的负担呀！但这恰恰是思维观念上一个最大的误区。中国大陆人多是铁的事实，但这个事实是建立在一个相对笼统的基础上，如果加上了人口密度这个条件，那中国大陆的人口就根本够不上“重量级选手”的份，因为世界上起码有50个以上的国家和地区都排在中国大陆的前面，仅亚洲就有18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密度比中国大，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以色列等，其每平方公里的平均人口密度，都远远超过中国大陆，即便是属于地广人稀非洲，也有近10个国家的人口密度大于我们，至于欧洲，那就不用说了，三分之一的国家和地区人口密度超过中国大陆。   二、中国大陆由于人口多，所以造成了国家人均GDP的滞后和相对的贫穷。无论是位高权重者还是引车卖浆者，都对这一点深信不疑，但这又是一个大大的盲点。因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数量，不是造成贫富的绝对原因，或者说连主要原因都算不上。就拿我们所处的东亚来说，日本和韩国的人口密度最大，但却是最富裕的国家，蒙古的人口密度最小，每平方公里仅一人，恰恰是最贫穷的国家。从世界范内看也是如此，同样是发达的富裕国家，加拿大就不能与英国比肩，前者的人均GDP在世界上的排名总是在徘徊于20名左右，而后者却稳定地保持在10名以内，但英国的人口密度是加拿大的80倍。英加两国是宗主国关系，属于同一个民族，同一种文化，而且加拿大从没有遭受过战争破坏，人均资源也超过英国，但发达和富裕程度不如他的母国。   三、中国的面积是不少，但都是些贫瘠的土地，所以受地理条件的制约太甚。这是我们为落后和贫穷所找的最后一个理由。像这样无知和愚蠢的辩解，可以用一句比较粗俗的沪方言来驳斥：拉屎拉不出不要怪马桶没吸力！以色列这个国家，大部分的国土是草木不生的沙漠，但他们却能出口蔬菜果品和鲜花，而且在世界上还名列前茅。当然，这和他们国家每三个男性公民中就有一位博士而分不开的。如果说到资源，无论是人均还是整体，日韩两国根本就不能与中国同日而语，但我们仍只能是望其项背。实际上一个国家即便真的是地大物博，也不一定就此能国家强盛人民富裕。比如拉美的玻利维亚，国土面积1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800万刚出头，但人均GDP仅900美元上下，在世界上排名100位开外。这个有着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家，有热带雨林，有热带草原，有矿藏资源，人均占有率世界上没几个国家能与之媲美，但现在却是拉美贫穷倒数第二的国家。如果说玻利维亚是个内陆国家还不足为凭，那么大洋洲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则是个地道的海洋国家。她46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仅居住着430万人，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只9 .3人，而她人均资源的富裕，在世界上属屈指可数，这个国家的金枪鱼产量就占世界的20%。但人均510美元的GDP，在世界上排名是136。像这样的国家和地区全世界还有很多，不一一枚举，是因为不知道这样的例证能不能服众？   通过以上三个诠释我想告诉国人三点：一是国家的进步和落后、富裕和贫穷，与这个国家的人口数量不成正比关系；二是一个国家的区位和资源的优劣，并不是左右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绝对条件；三是一个国家的社会文明程度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和政治制度。请大家仔细想一想，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什么更好更有力的解释吗？相关专题： 减少人口中国就发达了

No Comments »
Filed under: Uncategorized

中国大学的“沼泽化” 姚国华 　　●西方大学越老越有分量，中国大学的辉煌却只是昙花一现，然后陷入沼泽，一代不如一代 　　今天，当人们反省中国为什么没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时，总是强调中国大学都还年轻，正在发展之中，还需要时间。 　　这里预设的进步、进化、发展趋向的时间（历史）观念，常常被人用来解释无奈现实为“落后”，其实这是一种外来的、抽象的、虚幻的现代教条。人们忘记了在中国背景下，时间（历史）还可能包含循环、倒退、反动的趋向。 　　第一，中国传统的太学、书院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它们只是依附于各历史阶段里的现实需要，本身没有形成具有普遍超越性的文化结构，没有形成分门别类的知识共同体。因此，没有给一百年来的现代大学留下可承启的传统。 　　中国文化里，人与世界构成浑然一体的生态体系，对象直接渗透在生命的直觉里，因此没有永恒的彼岸。现实的生活本身就赋予了生命的全部意义，而道、理、学问、知识等都在对生活的体悟中。这就使宗教、学术、知识传统失去独立存在，并且居高临下的理由，只融入现实生活中。佛教试图营造一个超越的精神世界，但最终还是被禅宗拉回到生命直觉里。 　　西方文化里，人的主观性与对象客观性是相互外在而且对立的。对象作为异己的、彼岸的存在，永远是有限的主体想要达到却又不能彻底穷尽的目标。因此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不断地给人以挑战，形成了巨大的张力。这种外在的对立需要超越时，人们便转向内心，形成彼岸的、形而上的目标，这就是对上帝的虔诚信仰，或者对绝对理念、真理、至善永恒的理性追求。 　　这就使得脱离生活具象的精神世界、理想世界、象牙塔、乌托邦、教堂、圣地、大学、实验室，具有比现实存在更加真实，更加神圣，更加纯粹的意义。信仰和理性对现实生活具有绝对支配作用，这成为法律、科技主导的现代文明的前提。 　　第二，纵观中国几千年文明史，每一个王朝，每个家族的兴旺都只是一时的，无法积淀为持续的文化传统。 　　如果满清政府有胸怀实现自我变革，又何必要以后的革命呢？如果辛亥革命能够彻底，又何必要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呢？如果新文化运动没有被政治运动中断，能够形成一以贯之的传统，又何必有以后无穷无尽的政治意识形态斗争呢？ 　　横看新中国几十年来建立起来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大多数都垮掉了，剩下的也陷入无休止的利益争斗之中。 　　由于没有健全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环境，没有自由成长的文化与教育。在社会相对稳定时，人们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不思进取，不能进入深层的反省和建设；当社会发生危机时，人们又过于偏激，过于简单，缺乏冷静的理性思维。 　　深层的根源在于，这些集团的文化凝聚力乃是中国特色的功利主义，没有超越的文化价值引导人们追求更高的境界。 　　以这种功利主义原则建立的中国高校，自然也没有生命力。只是因为没有直接的效益尺度来衡量，才得以苟延残喘。上千所高校，数万大学教授、上千名院士，半个世纪里没有一个得诺贝尔奖，搞不出世界领先的成就，还不算破产吗？ 　　第三，北大、黄埔、抗大、西南联大等之所以成为现代中国转折的大学或准大学，是因为它们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四分五裂，内外交困，民不聊生——形成了多元文化的共处、协作与整合，因而在一批热血青年身上激发出巨大的创造力。 　　多元文化的共处合作需要健全的人格、自由的交流、良性的氛围。但是，现实却不能长期维系这种状态，一旦外部境况出现好转，开始有利可争时，利益集团就会自我膨胀、急功近利、不可一世，繁荣很快被毒化，瓦解，随后就成为昙花一现的历史。 　　在这个意义上，有理由质疑我虚构了北大、黄埔、抗大、西南联大的象征意义，并把它们的作用拔高了。 　　——北大的意义，首先是实现了来自不同学术背景、不同思想信仰的多元文化大融合，其次是把社会变革的焦点放在文化改造上。知识分子热衷于文化研究，政治本位传统有所抑制，学生们努力用新文化升华自己的理想，升官发财观念有所收敛。 　　但是，政治本位的社会思维和经世致用的个人抱负，在人们的集体无意识里依然存在并起支配作用。新文化运动中的偏激情绪，就是人们急于作价值选择，而不是耐心作学理反思。而选择一旦作出，立即形成了不同的政治信念、政治立场、政治集团、政治实践，文化研究也就凝固为政治意识形态。这就是不久后文化热情转向五四政治运动的内在根缘。 　　——黄埔军校一开始虽然实现了国共合作，并且用当时先进的意识形态理论，激发学员民族主义的理想与抱负。但是它本身的政治军事目标注定了它的文化极限，而且无法摆脱浓厚的会党色彩，个人没有独立思维，只能绝对忠于上级。虽然在各地方军阀面前，国民革命军有更多的意识形态优越性，但从根本上说它本身也只是一个最大军阀，只是蒋介石手中的政治工具。 　　——延安学习运动虽然实现了革命家、老红军、知识分子、农民子弟等不同背景的人的文化融合。但革命理想背后自然也是以政治为核心，而政治落实为权力分配与权力争夺，理想主义就会被架空，这衬托出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的局限。 　　十多年以来，自由主义思潮兴起，对当年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的历史遭遇，尤其是“抢救运动”中出现的极左倾向，进行发人深省的分析，王实味、丁玲事件陆续浮出水面。不久前《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一文在知识界引起轰动，作者李南央写自己的亲生母亲如何由一个激情澎湃、才华横溢的知识女性，在政治斗争的漩涡里渐渐扭曲为一个严重病态的人。 　　——关于西南联大及其它战时大学，我们看到的大多是正面的回顾，这主要是国难当头的悲壮民族意识，无论给当事人还是回忆者都是正面的支撑。过去，党史教科书还讲知识分子反对国民党独裁，现在这个敌人不再重要，话题也淡化了。 　　只有剖析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层性格，才会发现事情的另一面：知识分子堆里固有的各种病态只是被暂时地掩盖了，甚至只是在后来的回忆里有意无意地遗忘了。其实，钱钟书《围城》的“三闾大学”里，关于战时知识分子的各种复杂的人和事，几乎没有正面因素，曾有人批评这是作者的歪曲。然而，在今天有如此惊人相似的影子，我们相信那不都是文学虚构。 　　第四，新中国建立之后，以抗大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与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如果长期并肩携手，本可能为中国社会变化带来更大的辉煌。实际上，中国民族独立和革命胜利对于知识分子曾经形成巨大的感召力，他们甚至完全抛弃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心甘情愿地融入革命建设的洪流之中，甚至诚恳地——并不像许多人回忆的那样被迫——接受内心深处的思想改造。 　　但是，由于文化成为政治的工具，政党权力一元化、利益集团化，意识形态教条化、非理性化，渐渐形成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极左思潮。独立的知识传统在1957年就可悲地中断了，这是以后20年间整个民族一系列悲剧的开始。 　　大学与知识分子沦为工具，失去独立的文化灵魂，其悲剧没有随着政治运动中止而结束，又在市场大潮中延续。 　　近年来，国家加大教育、科技的投入，体制内的大批“知识分子”社会地位大幅提升，甚至以其职业的稳定，收入的增长变得令人羡慕起来。但是，真正的学术文化和大学精神未能恢复，急功近利的风气反而助长了，学术腐败愈演愈烈。 　　地方化、世俗化、宗法化、人情化、关系网、近亲繁殖，是中国大学文化生态最严重的病变。我称之为“沼泽化”。 　　沼泽化是一种自然生态现象：一潭死水，有机质不断沉积在水底，形成富营养区，各种低级生物在有限的空间里疯长，并使鱼类和其它高级动植物窒息而死。这沼泽里的腐植质浮起来，就形成草地，人和动物行走其上，会陷入并葬身其中。 　　这个过程与中国历史上宗法组织的演变，人情关系网的运作，与现代中国大学的命运，有相似的原理。中国现代大学刚过百年历史，已普遍老化、僵化、腐败，陷入劣胜优败、“劣币驱逐良币”体制泥潭里。 　　老牌大学近亲繁殖，关系网错综复杂，程度甚至超过年轻高校。很少外来人被选作校领导，更不用说当校长；学生大多来自本地，研究生、博士生、教师也大多本校毕业，本校提职称；从小不离父母，而且已经走不出去的家属子弟充斥各个部门。 　　领导、导师把自己的学生当亲信，千方百计把他们留在身边或者附近，相互照应，在低水平的封闭小圈子里；同一学校的毕业生拉帮结派，排斥异己，妒贤嫉能，武大郎开店，人际关系功利化，人才压抑，新人难以脱颖而出……。 　　●大学的畸形——工具化、手段化、官僚化，行政支配学术，权威压倒理性，循规蹈矩办学 　　大学本是现代社会的火车头，在中国却只是车尾的服务厢。 　　50年代的院校调整，以苏联模式改造大学，让它培训职业技能，以意识形态内容教导年轻人，给各行业输送工具型专业人才（又红又专）。高校数量、规模得到大幅度发展，但体制和文化却在僵化，在整个社会发展体系中被降到工具地位。 　　意识形态成为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大学与自由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逐步统一到政治思想工作里。尽管这种信仰曾维持它的廉洁，现在却为官僚化、宗派化的利益关系所腐蚀，学术发展的需要让位于封闭式关系网的利益分配。 　　在文革的政治狂热中，大学的科学文化功能完全失效，连专业人才的培养也被取消，以极左意识形态来代替现代文化，以群众运动代替大学运动，甚至将偏远乡村乌托邦化为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大学，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文革结束后，大学恢复招生，并在最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扮演了活跃角色。它自上而下对于社会的文化辐射功能苏醒过来。高校规模扩大，从单纯知识传授转向教学与科研并重，部分专业学院转向综合化，学术氛围，学科渗透，综合素养受到关注。但由于缺乏自由而独立的文化，所谓科研要么在既定概念体系里游戏，要么限于运用知识和技术为具体的经济需要服务。 　　高校的工具性地位没有改变，只是由服务于政治变成服务于市场。而且意识形态的弦也一直绷紧着，成为保守和激进、自由化与反自由化两种倾向撞击的是非地带，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革。人文教育、心灵教育被实在太老的意识形态老婆婆管着，没有新文化建设的一线生机。文化中心的理性、宽容、多元、创造性特征未能体现出来。大学的畸形发展表现在： 　　一、没有超越世俗生活的地位，不是全社会的文化中心，只是服务于具体的政治或经济的现实需要的机构。总是摇摆在两极之间，或者极左思维横行，或者实用主义迷漫，与意识形态僵化、人文思想枯萎、民族精神空白相联系。 　　二、无论是思想教育还是专业教育，都是按现成教科书及教学程序进行灌输，不培养独立思考和创造能力。造成学生视野狭隘、目光短浅、思维古板、悟性迟钝、情感苍白、综合素养低下，要么是驯服的工具（螺丝钉），要么是投机钻营者。 　　三、高层次的研究与创造由缺乏活力的专门化、职业化机构去做。大学只是单一的教育机构，丧失文化创新广泛基础。 　　文教领域及大学里官僚化同样严重。大学也成了衙门，缺乏真正的学者、教育家。“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连个大扫除也要当官的点头。官僚们主持着经费切割、出国名额的分配，沉迷于迎来送往、住房分配、福利待遇与奖金发放，根本没有心思去考虑办学方向，学科建设，机遇竞争。他们小心地经营着自己的权力，把私人的算计悄悄塞进体制里。尽管人力物力资源相对于学校的整体发展严重不足，但集中消耗在官僚阶层的利益分配中却有声有色。 　　这代高校官僚的许多人是从政工和行政两条线上提升的，在文革的政治风雨中长大，经历了由意识形态狂热，到信仰失落，再到投机钻营的全过程，在政治与经济夹缝中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练就了一套政治表演伎俩和一身官僚主义的轻功。 　　有的人有着令人尊敬的知识分子面纱，实际上是不学无术、专事投机钻营的政客，既无忠诚的信仰与理想，也放弃了严谨的学问与思想，知识分子斯文扫地。虽成不了暴发户，但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无论社会竞争多么激烈，仍旱涝保收。 　　他们压倒一切的使命是维持稳定，有这一柄尚方宝剑，只要表面文章多作些，并保证他头上不出乱子，官就能当得稳。反正办学没有硬性的效益指标。这不仅阻碍着任何实质性的改革，而且吞食着任何有生机的文化生命。 　　上梁不正下梁歪，学校员工心思不在学生需要、项目进展上，上下班开口就是钱、权、利，生活里更只有吃穿行住用玩。文化学术活动没时间搞，但餐馆、娱乐场所却高朋满座。最绕舌的人，最闲着没事的人，最厚颜无耻的人，却往往是最得实惠的人。 　　中国特色的官本位造成人身依附，造成知识分子丧失独立的思想和判断，失去头脑，失去灵魂。传统宗法制度和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网的劣根滋长，侵入并支配意识形态，腐蚀了近代以来形成的中国大学精神，也瓦解了现代民族精神。 　　这些年里，本来应当冲在时代最前列的集团军“靠边站”，甚至被“看不见的手”拎着耳朵走。中国大学在市场化大潮中倍受冲击的窘况，远非人才“外流”与“南飞”等外部表象所能形容，大学精神的失落才是真正致命的。 　　由于体制压抑，人际关系紧张，人们不得不另找出路。到了新单位，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与人相处，熟悉复杂的人情世故。除非已有某种筹码，被确认为高级人才，新来者总是处身于最底层，面对各色人等的关怀、同情、怜悯与轻蔑，坚守自己是艰难的。学术文化界的不正之风即缘于此，不仅导致了人的压抑、封闭和不得已的流失，而且形成了大学权力的封闭交接。 　　在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革和竞争中，企业职工普遍面临下岗情形。在高校里，那些不敢出去，或者在外面被淘汰的家属子弟龟缩里面，当避难所。他们造成人浮于事，机构臃肿，管理紊乱。一些人占据学校资源，掠夺教师的福利待遇。 　　多数行政和后勤人员没有世俗生活之外的任何追求，由于他们在公开场合下的人格地位较低，所以许多人需要以无形的方式寻找补偿，能捞什么就捞什么。他们对教学的干涉却无孔不入，常常为了体现和验证自己的面子，不惜让教授和大学生们的腿都跑断。师生本是学校的主人，却得罪不起普通的行政人员。学生更是背气，见谁都得毕恭毕敬，无一得罪得起。 　　从食堂的师傅到看门的大爷，通常都是权势人物的“关系户”，这造成了校园恶劣的人事关系。后勤部门正式职工多是家属子弟，许多人根本不干活，指手画脚，在家拿工资，房子占几套。真正干活的是从外面招聘的待遇极低的临时工、合同工。 [...]

No Comments »
Filed under: Uncategorized

创建研究中心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1983年获中南矿冶大 学理学学士学位，1986年获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学位， 1990年获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金融学和金融资产定价领域最具创造力和最活跃的学者之一，顶级经济学和金融学杂志撰稿人，多次获得美国重大学术奖项。上个月，旅行中的耶鲁大学终身教授，温和理性的陈志武，发了一次火。内蒙古呼和浩特饭店门口，他和爱人、两个女儿的座车刚刚停下，车后响起持续的警笛和高音喇叭，让开、让开。

No Comments »
Filed under: Uncategoriz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