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中心

卢雪松：我梦想早日回到我热爱的讲台——给吉林艺术学院党委书记的公开信 　 卢雪松：我梦想早日回到我热爱的讲台——给吉林艺术学院党委书记的公开信 　　　时间:2005年7月22日 作者：卢雪松 来源:世纪学堂 　　我是吉林艺术学院戏剧文学教研室的一名年轻教师。因在课堂上及课后与同学探讨《寻找林昭的灵魂》等历史文化问题，被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告发，故而被学校停课了。认真做人，我无悔。但若顺从我不认同的东西，则对不住自己的人格。停课后，我给我校书记写过数封信，以下是第三封。 　　　　　　尊敬的刘某某书记： 　　　您好！ 　　我是戏剧学院教师卢雪松。上次与您的短暂谈话，让我深切感受到在您的权位和角色背后的，您真实可敬的人性与良知。我完全能理解，在转型社会，权位与角色的规定性常常会更严厉地压抑、扭曲和损害个人内心真实的理性与情感，这对一个学文学出身、有科研经历的领导者来说，是多么无奈甚至痛苦。但我坚持以一个真实的个人，一个中文人，艺术工作者的身份与您面对。 在我眼中，您同样是如此。我必须将您看作一个可敬的长者，而不是一个岗位，一个角色。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才承诺和守护了一份真实。 　　我199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随即来院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我只是一个企盼社会进步、政策开明、文化昌荣的年轻公民，我对政治没有任何兴趣。在工作岗位上，我深深感到学生们创造力的萎缩、责任感的丧失与人文关怀的缺位。我能够理解，在一个填鸭与灌输的教育传统中，在一个迷恋整齐划一、恐惧活泼生动的文化环境中，一个年轻人的成长与发展是多么困难的事情。我所能做的，就只有承担启蒙的责任，锻炼清醒的心智，激发创造的激情。

No Comments »
Filed under: Uncategorized

No Comments »
Filed under: Uncategorized

 百年中国的精神脑震荡                                                              ——在北京大学讲座主讲人：姚国华       这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整个思想界，包括那些思想大师们的思想，包括今天学者们的主流思维，都存在一个巨大的思维陷阱，我把这叫做“精神脑震荡”状态。下面我将从三个概念入手，揭示这一思维方式的误区。我在《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两本书中列出了三十个概念，都是当代汉语中使用的一些最基本的、几乎从没有人怀疑的词，离开它们我们可能就没法说话了，但恰恰就在其中，包含着一些思维陷阱。这些陷阱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的现实问题相关，是它们约束着中国现代进程。 今天我主要讲的三个概念，第一个是“封建”。 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把两千年来的传统中国定位为封建社会。直到前些年，已故著名的思想家李慎之先生才提示出这个错误来。错在哪里呢？“封建”一词在古代汉语里，与相应的英语词汇“Feudality”相似，是指“封土地、建诸侯”，大约是夏商周时期中国社会的基本制度。春秋战国之后，秦始皇统一天下，废除井田制，建立郡县制，就是今天所说的中央集权制度，这就废除了封建制度。但是，我们的教科书，那个我们背不好就考不上高中，更不用说考大学的教科书，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建立了封建专制制度，而在此之前中国是所谓奴隶社会。可事情的真相恰恰是秦始皇消灭了中国的封建制度，而中国的奴隶社会几乎是个子虚乌有的东西。这是一个历史的简单常识，这半个多世纪里，我们经常使用的这个关键词，在99％的情况下是错误的，而且并未意识到这个低级错误。 为什么说这是个低级错误呢？中央集权制度和封建制度本是两个对立的东西，秦始皇以后的中国社会状况，无论政治还是经济层面，都不是封建主义，倒是更接近西方资本主义。如果把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跟西方做一个对比，我们会发现，中国与其说像他们的封建社会，不如说像他们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中国，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地主可以雇工，农民有钱可以买土地，没有钱可以给人做长工、打短工，有钱人可以开钱庄，这哪有西方贵族庄园的影子？哪有封建主与农奴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呢？哪有西方诸侯并起、城堡林立的封建秩序呢？事实上，我们过去说的所谓中国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存在，并不是明清才有，宋朝有，唐朝有，汉朝就有，甚至更早中国就有了农业资本主义，而且中国的工商业城市也在大多数时候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 如果只是一个孤立的用词错误，那好办，约定俗成，这个词有了新的含义，大家默认就完了。可是，我认为这不止是一个简单的用词错误，这个关键词的背后，包涵着一个基本思维方式的错误，一旦陷入这种错误中，我们的思维就没有办法翻身。 原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被西方打败了，被打晕了，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打败的。刚开始，我们只是觉得西方的船坚炮利，但这不过都是些外部手段，奇技淫巧而已，并没有什么心灵的震撼，传统中国被蛮族打败的事情多了。到了19世纪末，泱泱大国却被向西方学习了的小小日本打败，接下来的义和团的挣扎更是输光了所有的面子，我们才渐渐发现西方的整个体系都很优越，自己几乎什么都比人家不上。这样，我们急于要找到一种解释自己处境的理由，我们的整个文明坐标却崩溃了，过去的所有理解都不灵了。 从那时起，中国人开始相信，人类的文明有着一种进化的方向，一种普遍进步的套路。只是不同的民族，处于文明上升的这个链条上的不同点上，西方人在这条路上走得比我们快，走在前面，而比我们更落后的还有非洲、澳洲、东南亚，以及我们境内的许多少数民族在更后面。也就是说，不同的民族沿着同一个方向，只不过在不同水平上，在往前发展。 我们知道，胡适之本来不叫这个名字，改成这个名字就是要体现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的进化理念。20世纪初期，这种来自西方的进化论思潮对中国人的影响非常之大。因为中国人被打晕了，要找到挨打的原因，才能避免挨打。西方人解释说，你中国挨打是因为落后，要不挨打，怎么办呢？赶快沿着他们走过的那条道路前进，赶上去。这样，中国人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看到了希望，激起直追吧。这种定位建立在历史一元化发展的逻辑上，相信每一个民族都会沿着同一方向进化，这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从那以后，我们就有了这些观念：历史是进步的，时代是前进的，社会是发展的，而且这一趋势是唯一的方向，是必由之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这种观念里，西方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那我们的今天是什么呢？按照这一逻辑，自然就是西方的昨天；西方的昨天是封建社会，所以呢，我们就是封建社会了。原来，说中国两千多年来不发展，也是因为我们长期停滞在封建社会里，这个同语反复的结论不是从经验事实出发，不是从中国的实际境况出发，而是以这种逻辑想当然地推导出来的。人在脑震荡的状况下，完全丧失记忆，丧失时空观，丧失自我坐标，就这样把“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毫无道理地加于中国历史。 这种逻辑的背后，又强化了我们相信的那个原因：人类历史沿着同一方向往前发展的。可是，在座的各位，稍微有点生物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际上是对达尔文主义的一种误解。达尔文并不认为生命进化的方向是统一的，而是呈一种树状分化的趋势。根本不存在说：人是最高级，猩猩低一级，接下来是猴子，一般的哺乳动物再低一级，再往前是爬行动物，还有鱼，小虫子等等。按这种逻辑，就会产生出一种荒唐的推理：我们今天是人，昨天是类人猿，前天是猩猩；猩猩不服气，它说我今天是猩猩，明天可以进化成人了；猴子也不甘示弱，它说我的尾巴有一天掉了，变成猩猩，再往前进一步也会变成人；老鼠也不甘心一辈子钻地洞，将来也要做灵长动物，做猴子，变猩猩，最后进化成人；甚至一头猪，一条鱼都不甘心“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历史，有朝一日，也要变成人。大家都知道，达尔文的进化论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根本不存在一个终极的、最高级的进化状态。可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近代中国的主流思维却告诉我们：人类文明进程有一个统一的方向，有一个终极的状态。后来，我们又接受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进化链条，这种支配我们思维的进化逻辑，完全是斯大林时代被人杜撰出来的，根本不属于马克思本来的思想。 第二个概念是我们仍在使用的，而且还没有人认为它是陷阱，这就是“启蒙”。 如果说，“封建”一词背后的陷阱，只要经人点化，大家都能意会的话，那么，“启蒙”一词背后的陷阱则更为隐晦得多。包括我刚才提到的李慎之先生，虽然他指出了前者的错误，但他也认为，中国人需要公民教育的启蒙。 其实，“启蒙”与“封建”背后的逻辑是相似的。法国人、英国人观念中的“Enlightenment”与汉语中“启蒙”的意思比较接近，都是指人处在黑暗中要获得光明，由蒙昧走向文明，由愚昧走向开化。这好比一座房子，本来黑漆漆的，我们把窗户打开，让外面的光线照射进来。聪明、才智、文明、智慧好比这光芒，照亮了我们无知、麻木、愚笨的心灵。法国人首创启蒙一词时，他们心目中的智慧是某个已经存在在他们面前的参照系，他们要以之为标干。古代希腊人、罗马人固然是他们当然的智慧立足点，或许还有一些外部世界的参照系，譬如说阿拉伯人的文化，还有更远的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十八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曾经说：当欧洲人还在阿登的森林里游荡着的时候，还在茹毛饮血的时候，东方的文明已经进化到不可想象的程度；中国皇帝把辽阔的东方统治得井井有条，像一个大家庭那样和谐有序、充满仁爱，皇帝对待他的臣民，就像父亲对待儿子那样仁慈、善良。所以，在法国许多启蒙思想家的观念中，启蒙的一个重要智慧源头来自东方，来自中国，他们要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故乡可能就在那里。 然而，当年欧洲人向往中国，与我们今天向往西方是根本不同的。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和美国人当年向往的东方是难以企及的，因为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很大程度上只能依据道听途说，大多靠自己想象，他们关注、向往、讨论着的并不是真实的东方。这就好比你在渴望爱情的时候，眼前一瞬间闪现过的一位美貌姑娘，可能会激起你无限的遐想。你越是没法见到她，越是会想念她，梦中都想和她相会，而且越是有距离，你的想象越自由，你心中的偶像越是完美，但与真实的她相差越大，甚至完全是两回事情。 法国人崇尚东方，他们以为的“Enlightenment”是用中国文明开启西方智慧，其实他们自己误解了自己，他们是自己在改造自己。也就是说，他们那里真实的启蒙并不是借助外面的光芒来照耀自身，而恰恰是智慧的自我觉醒，自我启迪。在上一次的讲座上，我重点讲到，西方文化的源头主要是古代希腊哲学、犹太信仰以及通过中世纪一千年的融合所形成的基督教文化。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都是基督教文化中固有理性因素的自然萌发。所谓启蒙，只不过是理性主义的思维内核，打破信仰主义外壳的束缚，一步步萌发、生长的过程。 关于这一点，德语中与“启蒙”对应的“Aufklaerung”一词比较清晰的揭示了它的本意，与英语、法语中“Enlightenment”的意思不一样，它是指一个自我成长、自我发育、自我进步的过程，这与德国唯心主义的生命哲学意识与辩证法思维的深刻悟性有关。 可是，当今大多数中国人理解的启蒙，主流知识分子鼓吹的启蒙，基于认定中国人的现状是蒙昧、黑暗、落后、被动的，需要接受外来光芒的照耀。说穿了，就是以西方的教科书，西方的优势话语，西方的先进思想来武装自己。这种启蒙，一厢情愿地将所谓先进思想灌输到我们的大脑，让我们光明起来，这与西方本来意义的启蒙完全是两码事。在这种情况下，人受动的，只不过是一个被改造的对象。中国人越来越缺乏创造力，丧失个性与主动能力，越来越平庸、自卑、被动、敏感，“启蒙”观念上的陷阱可能是根源之一。 好，我继续讲第三个词，“现代化”。 恐怕从未有人怀疑，“现代化”一词背后也有一个陷阱。它同样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强调的单一进化逻辑，基于对达尔文进化学说的误解。只要稍微有些汉语语感的人都知道，什么叫“化”呢？你不是某个东西、某种状态，却要变成那个东西、那种状态，这就是“化”。那中国人要“现代化”就意味着，中国人如今并不是在现代。在座各位，2004年4月4日的咱们这群北大学子并不是现代人，而是古代人，或者中世纪人。现在的中国人不算是现代人，只能算是古代人，所以才要现代化。显然，这里存在一个时间的错乱。实际上，“现代化”概念与“封建”概念一样，它们立足的时间观是一致的，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的现在才能算作现在，他们的现代才算现代；而中国人的现在只相当于他们的过去，我们的现代只相当于他们的中世纪。这种思维的实质，就是取消中国人独立的时间坐标。 我有一个发现：20世纪人类思想领域内有两个极具有戏剧性的变化。 上世纪初，也就是1905年，爱因斯坦在自然科学领域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简单地说，他的狭义相对论打破了统一的、绝对的、纯粹数学意义的时间坐标，建立了相对的、多元的、以物质运动体系为尺度的时间坐标。这意味着，时间成为一个相对性的坐标，不可能脱离物质体系而存在。据说，曾有一个小伙子对爱因斯坦说，他的相对论太抽象太深奥了，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爱因斯坦就打了一个通俗而有趣的比方：如果你不得不与一位罗罗嗦嗦的老太太说话时，一分钟好比一个小时那样漫长；如果你跟自己心爱的姑娘在一起亲密，一小时却如一分钟那么短暂。这就是说，时间是以每个主体的不同状态来决定的，不同主体之间不存在一个先验的、绝对同一的时间坐标。 可是同样是在20世纪，在人类生活领域，在社会科学里，却有一个与自然科学的相对时空观恰恰相反的变化。原来，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立的历史坐标，有不同的历史记忆，有不同的纪年方式，还有记录每天时间段的不同方式，有太阴历、太阳历等等。但到了20世纪末，全球却几乎都认同了一种统一的、一元化的时间坐标，人们在社会生活时追逐着同一个时空，这就是我们熟知的“现代化”、“全球化”。世纪末的最后一天全世界都很激动，新千年第一天的曙光从太平洋上升起，无数度假者、旅行家、新闻记者站在那里狂欢，并感染着全球，人们觉得这一天似乎真有什么不同。可是，这一天真有什么特殊吗？它只是西方纪年的偶然设置，这一天只有人为的数字意义的特殊。而且我们知道，这种历法的二月份通常少两天，而七、八月份却连多两天，并没有什么科学道理，不过是因为奥古斯都的生日在八月。有意思的是，中国台湾称“西元”1999年、2000年，以维护他们仍在使用的民国八十八年、八十九年的独立意义。中国大陆叫“公元”1999年、2000年，因为我们没有共和国五十年、五十一年的叫法，便刻意强调我们用的纪年方式是全球公认的。 有人说，不管你汉语里面“现代化”一词有什么荒谬，用它来代表西方现成的“Modernazition”总是可以的吧。 英语里“Modernazition”当然没有汉语这样的时间错乱，它是指时尚化、新式化、流行化，统指人们生活里冒出的最新事物。这似乎是一种自然的倾向，但这种理解普及化，也会造成一种错觉，那样在逻辑上每种文明都有自己的“Modernazition”了。西方的“Modernazition”是指近代以来的一个内在的必然进程，这个进程并不会出现在其它民族及其文化里，至少不会在其它文化里自然生成；它是由古代希腊文化里奠定的数理化、逻辑化的理性思维，在基督教的信仰体系里孕育，在近代宗教改革后重新萌发，而形成近代西方的科学理论、法理制度；它主要体现为人们对普遍理性原则的确认，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个性自由的追求。这种西方文化现象，一方面没有普遍的必然性，并不是所有文明都有。另一方面，它在西方文明的进程中有它的内在必然性，不是偶然出现的。 但是，在我们的视野里，在追赶西方文明的非西方民族的思维里，Modernazition只是一种文明现实，亦即文化外化的现实存在，只是经济、政治、军事、法制及日常生活里呈现出来的东西。它代表着先进、发展、光明、智慧，与之相反的是落后、麻木、黑暗、野蛮。中国有那么多正儿八经的学者，煞有介事地研究所谓“现代化”、“现代性”，无非对西方现实的静态归纳，如科学技术，法律制度，权力结构，社会管理，市场流通，城市消费，传播方式等等概括，想统统照搬过来，还定了那么多的指标，其实都是一种想当然的虚构。 这就是说，即使是西方语言背景上的“Modernazition”，我们的理解也容易陷入误区：只看到它的现实结果，并视为普遍而必然的全球化目标，却看不到它特殊的文化基础与渊源。这，也正是非西方民族“现代化”的被动性根源。 这个问题，台湾大学哲学系的王小波教授说得很有趣。我跟他有过两次对话，我谈到这三个词的错乱，他除了对“启蒙”还是持保留态度外，都表示赞同。他说，“封建”是共产国际送给中国的；而“现代化”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送给全世界的。当年，共产国际的东方执行部为了让中国、朝鲜、越南等东方国家跟着他走，就说既然人类都要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你们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欧美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比你们高一级，所以你们挨打；我们苏联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到了社会主义阶段。那你们看着办，到底是跟西方走，还是跟我们走？跟着我们走，你是可以跳跃一级的哟。中国人一想，可以跳级的吗，那当然跟着你走呀。于是，我们把自己的过去定位为封建社会，在苏联老大哥的带领下，昂首阔步朝社会主义方向迈进。 “现代化”呢，也有这么回事。美国有个亚洲基金会，现在仍然存在，它的后台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它资助了一个在韩国汉城召开的关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大会，会议的主题是现代化问题。从那以后，现代化一词，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认同。美国人显然是要在文化上领导世界潮流，怎么领导呢？当年，西班牙人征服一块地方，要把那里伊比利亚化；英国人征服一块地方，要把那里英吉利化；荷兰人征服一块地方，要把那里尼德兰化；法国人征服一块地方，要把那里法兰西化；德国人征服一块地方，要把那里德意志化；连日本人也想要在东亚地区建立以它为中心的“皇道乐土”。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强国，但美国人没有太足的底气说，让全世界都美国化，再说美国的主流文化来自欧洲，它又是一个大杂烩。所以，它干脆选择了一个表面上具有普遍意义的词，叫时尚化、新潮化。但说穿了，这是不叫“美利坚化”的美国化。所以，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大家都跟着美国人、欧洲人走。 我查了一下，发现王教授的说法与事实有些出入，但基本理路我是赞同的。早在三十年代，胡适之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家们，就有了现代化这个词，再将它跟启蒙一词相结合。那时，中国人就在接受、模仿并学习西方人当时的状态，迫切希望与西方接轨。这种现代化实际的运作过程，是非平等的，非公正的，有中心和边缘的区分，你越是跟着人家走，你越是陷入人家的话语系统的支配之中。 封建、启蒙和现代化三个概念的误区，标志着中国人在这一百多年来都处于时间错乱的状态，我们的历史记忆被外来文明彻底瓦解了，模糊了，我们没有自己的时间坐标了，只知道跟着别人走。这种状况，我称做百年中国的思想脑震荡。 这就好比一个人遭遇飞来之祸，被外力撞成了脑震荡，失去了记忆，看不清方向，没有时间了，没有空间了，已往先验的时空坐标全部垮掉了。我们看过这样的电影、小说，主人公在战争的炮火或突然的车祸中，被撞成脑震荡。醒来之后，虽然还有感觉当下的能力，却失去了记忆，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他只能跟随眼前正常人走到那里算哪里，重建新的时空坐标。通常在文学作品里，在他重建自己的时空理解体系的过程中，有一天终于唤回了过去的记忆，新旧两个人，两个世界，于是构成一部悲喜剧。 西方哲学史上有个划时代的人物叫康德，对人类知识结构进行解析，我们的知识是如何构成的呢？康德认为，知识既不是直接从经验中来，也不完全是先天具有的，而是先验和经验两者结合的产物。纯粹的经验，纯粹的先验都不可能产生知识。他说，当我们以感官面对外部对象世界时，获得的只是一种混沌无序的感觉刺激，它必须被我们头脑中先天的时间和空间的坐标整理，才能形成清晰的印象。而这个先验的时空坐标，并不是对象世界中有的，只是人先天的认知能力，是知识发生的前提。它如笛卡儿的坐标系，纳入混沌的经验，构成我们的知性状态，实际上就是我们对事物的直接陈述与判断。这种知性再用更高一层次的理性概念体系第二轮加工，才形成了我们的理性知识。他还进一步认为，原因、结果、可能性这类概念，在对象世界中也不存在，都是人先验的东西。20世纪中叶，心理学家皮亚杰对康德的认识论哲学有一个科学的丰富与修正，他说时空坐标和概念模式，不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而是人的思想孕育过程中建构起来的。 康德强调，人的知识需要一个先入为主的时空坐标、概念体系的前提，这无论对哲学还是科学，都有划时代的影响。据说，爱因斯坦13岁就读过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他的相对论就是以更新牛顿以来建立的时空观念，来重建现代物理学体系。 在这一视野里，我们可看到百年中国的根本问题。中国人的时间空间、语言概念丧失了，这意味着，我们丧失了独立进行思考的能力，只能简单地照搬、套用西方人的时空坐标、概念体系和历史哲学。我们说一个民族的脑震荡，就是说它丧失了自己的时空观念。 我有另外一个话题，讲犹太人和中国人的比较，虽然这是世界上两个最伟大的民族，但中国人面对犹太人时，有一点是我们集体感到自卑的，这一百多年来，中国几乎没有真正的思想家，而犹太人在任何一个领域内，都有引领潮流的杰出人物。没有一个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主义，没有一个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思想，今天甚至没有一个中国人的研究成果，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全世界说：跟着我来！即便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大师和思想大师，也只能在中国的范围内被认同——也不一定，最近颠覆鲁迅的也成了一种时尚，他对于世界潮流几乎没什么影响。也许，在现代中国，引领过世界潮流的，只有昙花一现的毛泽东和他的时代，但这在国内知识界，已经完全疏离了。 按照康德的逻辑，一个集体处于脑震荡状态的民族，没有自己的时空坐标、语言体系，独立思想能力也就瓦解了。即便搬来了别人的时空坐标，在头脑不清醒，所有的选择，所有的行动，都没有自由的意义。我们常说，中国人失语，丧失话语权，根源在哪里呢？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在人类思想的海洋中却没有声音。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问题深入下去，能够引出我们的许多反思。 今天中国人有没有健全的思想能力？当我们谈到某一重要思想时，都把它看作一种既定的结论和模式，而不是质疑、剖析它。真正的思想不是Thought，而是Thinking。Thought是既定的结果，只属于他人、前人，Thinking才是活的过程，是属于自己的。 今天，中国几乎已经没有科学了，大陆科学家一个诺贝尔奖都拿不到，而且没有任何一点蛛丝马迹能够表明，中国科学家在做可能获得这一殊荣的独创性研究。更有甚者，90年代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和技术进步的一等奖常年处于空白状态。这就告诉我们，整个中国科学的生命已经奄奄一息了。为什么至于这样，决不是什么物质条件不够，而是中国的科学研究只是照搬西方现成的科学知识，跟踪研究他们已经做过的结论。你去看看中国那些大的科研项目，其中最关键的词就是“跟踪世界先进水平”。跟踪了二十多年怎么样呢，除了80年代初期咱们北大的王选在汉字激光照排这一技术项目上跟踪并且赶上过日本之外——汉字激光也要日本来完成，那真有理由要开除中国人“球籍”了，所以王选是很伟大的！只是再没有听说还有什么人做出过世界性的科技成就，在此之前，甚至wenge前后的中国还有一些。 中国许多经济学家们所构想的崛起之路，就是简单的国际接轨，以为生产出一大堆产品，拉升GDP的数据，就是发达国家了。许多社会学家和改革者高喊着宪政改革，也是简单复制西方的政治制度，却不考虑如何确立自己民族的对于现代文化的认同。 文化教育的问题就更大了。前些时，一位青年思想家说，中国应该取消教育部。因为教育这个词本身就有问题，意味着某个主体站在高处，把所谓知识、思想和真理授予别人，把所谓光明的、先进的、正确的东西，灌输到空白的、愚昧的、无知的、麻木的头脑里，也就是前面我们说的启蒙。这种教育取消了受教育者作为主体的主动性、能动性，无疑是非常糟糕的。这位激进的思想家说，应该以学习部取代教育部，活到老，学到老嘛。但是，他可能没有意识到，汉语里就没有几个干净的词，学习这个词更加糟糕，比教育还甚。 为什么呢？“学”本来就是仿效的意思，即有一种现成的结论、原理、真理、范式、榜样、楷模摆在面前，我去接受它、模仿它、照搬它、运用它。“习”原是指小鸟学飞的样子，就是重复练习，掌握得更为娴熟而已。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文化，是在这种学习的观念和行动中延续的。这种学习，造成了农业文明传承上的相对稳定力，日复一日的农耕生活的确是不鼓励标新立异，只需要顺应天时地利就够了，所以，也导致了它的停滞不前，丧失活力和创造。中国人的教育几乎只知道学习，我们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习，一直学到中学、大学，学到博士，还要学到博士后。我们却没有想到，这种学习使我们完全成了所谓真理、科学的奴隶，成为现成结论、模式、教科书的被动载体。近代以来，我们的这种模式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只不过由学习老祖宗转向学习西方人，以国际接轨为目标，洋人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这种学习，把我们与生俱来的生命冲动、创造力、自主性、想象力都抹煞了，造成了今天中国所有的死板、平庸、劣质。 西方人就不学习了吗？他们当然也有学习。但是，他们既有Learn，又有Study。Study并不等于我们的学习，它主要是指在没有现成的结论、原理和答案的领域，去寻找规则、公式、规律，它更多的是一种探索、研究和发现。我们中国人缺少的就是Study这根弦。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们都以为知识是最重要的，其实还有比知识和结论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的想象。知识是有限的，想象是无限的。只有想象才能发展知识。推而广之，想象包含着人的创造力、激情、生命冲动、革命精神、主观能动性和永无止境的好奇心，这些恰恰是人之为人最重要的东西。今天中国人缺乏的正是这些，我们的教育停留在学习知识上面，被动接受别人既定的文化结果，把人与生俱来的可贵东西给断送了。这种状态不改变，谈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实在太过荒诞，处于思想脑震荡状态是不可能建构真正大学的。 现代中国几乎没有哲学家，因为脑震荡状态的人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智慧创造。当然，我们也会有形形色色的“脑震荡”哲学，过去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哲学就不需要说了，而现在国际接轨的哲学遍地都是。学外语出身的著名哲学家徐友渔先生，对一位恭敬请教的青年同行们说：“你那个东西的研究有没有价值，首先要看国外文献里没有相应的经典著作，如果没有，那你冒的险太大，收获不一定大；如果已经有大量外文资料，那么你把它们通读一遍，就会有自己的收获。在中国，还是不要标新立异的好。中国人做学问就是拚外语，要老老实实把人家的东西拿过来。中国传统有没有哲学，这就是一个问题，说有，那也是像冯友兰那样用西方标准研究中国传统这个意义上才有。”我们毫不怀疑徐先生在西方文化坐标之下获得的智慧，但是由此否定其他文化也有智慧，那我们则要怀疑，那是否真正的智慧。 中国社会里有太多的领域，我们被西方的坐标套住了头脑，将别人现存的东西当作楷模。我们要拽住这种并不具有普适性的坐标，用它来定位自己和自己的文化财富。我们经常引以为豪的某些东西，其实是我们内心的自卑与虚荣造成的耻辱。 比如说，要说长城伟大，就说长城是月球上可以肉眼看得到的全球两大人工景观之一。我的书中谈到这种说法是荒唐的，一位读者给我来信，问我为什么能在杨利伟上太空之前就识别这种说法的荒谬。我说很简单，只要你走出对洋人的迷信，包括让洋人夸耀来获得自尊的心理，在此基础上运用一点朴素的科学思维与判断，就会发现很多真相。 大家知道，西安有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20多年前的法国总理，也就是如今的法国总统希拉克，来中国访问时，官方安排他参观兵马俑。当时，兵马俑刚刚被发掘出来，中国人感到很骄傲，要借此机会，向法国客人们炫耀一下。面对如此壮观的景象，希拉克的确被镇住了，不假思索就冒出一句话来：“啊上帝，这真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呀！”然而，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在历史悠久的伟大中国，面对如此壮丽奇特的中华文明遗迹，他知道自己犯了错误，他马上改口：“哦，不，不，要我看的话，这简直是世界第一。”为什么呀？我们说远点，他的说法跟两千年前的夜郎王的思路有点相似。汉朝一位使者出使西南的夜郎国，夜郎王接见里问使者从哪里来，你那个国家和我夜郎国相比，哪个更大。于是，我们有了夜郎自大的成语。我们笑夜郎王，一笑就是两千年。假如现在的中国人还有过去那种自信，他们可能也要笑一笑希拉克，笑他两年，二十年是可以的吧。为什么？希拉克说兵马俑是世界第八大奇迹，是用西方人狭隘的眼光在观望世界。在古代希腊，一位旅行家在地中海沿岸发现了七处值得观赏的地方，便把它们称作“世界七大奇迹”。这七大奇迹，尽管包括巴比伦、埃及、希腊文明的代表性遗存，并不包括其他文明古国可能同样伟大的奇观，所有加起来在地域面积上也没有中国大。此后，每当西方人发现了另外的什么奇迹时，就随口说一句，这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呀。其实呢，希拉克不必改口，因为站在他面前的中国人，已是丧失了时空坐标和独立思考能力的思维脑震荡患者。那些当地的官员们一听说兵马俑被希拉克排上“世界第八”，受宠若惊，太了不起呀。从此，“世界第八大奇迹”作为兵马俑的代称，成为西安市内最显眼的宣传广告，成为所有导游小姐的必说之辞。这哪是什么荣耀，这是一种耻辱啊！还有什么长沙的马王堆、随州的擂鼓墩、成都的三星堆，自然还有万里长城，也都要争夺这“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等外级”称誉。 模仿原是人类共有的本能。前面我们谈到过，就在几个世纪以前，西方人在走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也曾以东方为楷模，从东方汲取的资源。但是这种楷模离他们太过遥远，几乎是在不可企及的另一个世界，获取楷模的原型太过困难。当年，马可波罗经历千辛万苦，才来到中国；哥伦布历尽艰辛，以为到达了印度，其实根本不是。于是，他们只能任凭自己的经验想象乃至虚构一种“东方文明”，这实际上就等于创造了。比如，《一千零一夜》中构想的中国，并不是中国的实际情形，《图兰朵》中设想的中国宫廷，与实际的中国朝廷没有什么关系。西方人把中国的四大或三大发明拿过去，运用自己的理论科学，做了彻底的改造，使得它们不再是原来的模样。对于这一点，鲁迅说得更明白：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中国人用它来烧冥币，西方人却用来搞宗教改革，指南针在中国用来看风水，西方人用它发现新大陆。英国人在幻觉中向往中国皇帝的开明统治，建立了现代公务员制度。中国的东西一到西方，就被西方人创造成了另一种意义的东西。 可是，在今天开放的中国，在接受和模仿西方太容易了，太舒服了，太风光了。有谁出国了，生活在洋人世界里，做了洋人的弟子，回国就会备受瞩目，有了话语权力，谁能与洋人平起平坐，能谈笑风生，便是有水平，有资历，却并没有当年西方人发现、开发、创造、重构的自主性。人们欣赏着着西方文明的每个细部，以为无条件的价值取向，进行着精确的接轨，有效的模仿，全盘的移植。当然，我们也从洋人的趣味出发，仿造一些假古董。一百年来，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每个人，从头到脚一切似乎都变了，内心的价值取向没有变，行动方式以及长程的战略思路没有变。中纪委公布的数据令人吃惊，中国每年政府官员用于公费出国考察的经费高达三百亿美元，超过全国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的总和。好多官员出去连外语都不懂，只是公费旅行而已，绝大多数人是走马观花。即使是最认真的考察，获得西方最精确的知识、原则、图纸，回来完整地模仿，也不过得到一些僵硬的、机械的、没有灵魂的复制品。其实，这都是脑震荡者的逛荡而已。 我们中国人热情地参与着西方人的游戏。但是，我们竞争的动机是俗世的，气质是呆板的，语言是空洞的，体制是官式的。先拿体育来说吧，一百年前中国曾经被视为东亚病夫，而现在却是世界奥运金牌第二国家，可是我们真的有健康的体育了吗？ 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肤”的主张，把体育看作一种激发国人内在生命力量的手段。在他看来，人的生命意志与生俱来地潜藏在身体里，需要在运动中磨练出来。他自己就以登山、下水、风浴、日光浴、冷水浴等方式锻炼意志。这一倾向有德国生命哲学的影响，与他一生致力于激发民族的内部力量，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式建设国家的战略一致。建国后，通常意义上的体育运动受到重视，大家一定记得那时的口号：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第三条政治军事意义多些，前面两条的倾向比较接近本来的奥林匹克运动精神的。那时，中国也参加国际体育比赛，重在交往，而不是竞赛名次。那时重心在大众体育方面，做广播体操，开展群体性的体育活动，把体育作为学校教育重要内容等等。 但是到了80年代，中国全面开放，面对西方的优势，国人在毛泽东时代拥有的意识形态优越感失落了，在所有看得见的方面与西方人比较，中国人坠入一片自卑中。但是中国女排五次获得世界冠军，后来中国又参加奥运会，并且获得越来越多的金牌。当时，这些金牌像兴奋剂，给国人一阵阵民族精神的振奋。据说，“振兴中华”的口号就是在女排冠军时的狂热中喊出来的。这时，人们眼里的体育主要已不是大家锻炼身体，也不是激励自己的斗志，而只是让几个健儿为国争光，以名次为国家争面子、获荣耀。体育牵系于国人的自尊，因而也上升为政治，获得国际比赛冠军的体育明星被视为国家英雄。群众体育无论在人们关注里，还是资金投入上，一年年萎缩了。 世界上由政府组织体育运动，并且完全由国家财政支持竞技体育的，主要是中国和原苏联体系的国家。而中国财政投入体育的绝大部分经费，都是为了在国际比赛中争夺金牌。有人统计，每获得一枚奥运金牌，相对应的四年间国家投入体育的成本是7亿元，这个比例是俄罗斯的28倍。投入几十万、几百万来增强某一技术设备是家常便饭。可以想象，这么多的钱“打造”出来的奥运金牌，主要靠高技术以及一切可能的外在手段，与身体锻炼的原旨相去十万八千里了。所有这些努力和流水般的花费，都是为了在看得见的名次，给我们添一点面子。世界第三、第二、第一，一个失去信仰的民族，内心世界就需要这东西来支撑。毛泽东时代嘲笑别人“锦标主义”，今天中国体育可能比谁都更锦标主义。中国运动员只有得金牌才算数，得银牌的运动员在大多数情况下感觉灰溜溜的，他们获得的指责可能多于褒扬。因为，国家花费那么多钱，个人则拿自己青春作赌注，只有金牌才有达到显示国家面子的效果。不像别的国家，包括第一运动强国的美国，运动员得个铜牌就很高兴，因为这奖牌就是他自己成功的证明，对于他来说够了。 这种为了一切最终奖牌的体育越来越远离了运动本来的意义，甚至完全走向了反面。以下特点在中国运动员身上尤其突出：一是运动员承受着“魔鬼训练”的压力，片面的、过度的运动反而有害健康，无论成功者还是失败者，常常留下身体与心理的终身残疾；二是运动过程很少直接的快乐，很少有艺术上的美感，象体操一类艺术性强的项目，运动员主要靠高难度的技艺，而不是艺术感取胜；三是在需要团体配合与协作的大型运动项目上难以成功，个人或两个人的比赛项目就容易一些，这与缺乏有效的文化凝聚与激励有关系。 [...]

No Comments »
Filed under: Uncategorized

谢　泳：中国大学：当传统中断之后 从1952年的“分”到现在的“合” 近来全国高校的合并风潮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使我想到了半个世纪前发生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1947年，胡适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他当时的设想是要在全国先发展十所大学，使之成为中国第一流的大学，第一个五年先发展五所大学，第二个五年再加上五所大学。当时中国大学的格局是国立大学、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并存，胡适在他的设想中多次提到过，国家在选择发展的大学时，对于这三种大学要给予同样挑选的机会，要看大学的人才、设备和研究成绩。对于胡适当时的这个设想，也有一些不同意见，但大体上人们还是认同的。不过由于时局的变化，他的设想没有来得及实行。 第二件事：1952年，新政权也进行了一次高等教育的改革，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院系调整。这次院系调整表面的理由是为了加速中国工业人才的培养，或者说速成。但它的深层理由却有意识形态的考虑，也就是说，首先它要打破国民政府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在这次院系调整中，原来国民政府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完全被打破了，主要标志就是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的消失。国民政府高等教育是以美国大学为基本模式，而院系调整后中国高等教育则以苏式高等教育为主要模式。1952年院系调整的前奏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从这次院系调整看出，新政权确实有分散原国民政府教育体制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意图。这次院系调整的基本特点是一个字：分，也就是拆散，把大的变成小的，把文的变成“工”的。这是建国初期的一次重大选择，它的意义不单纯是从教育上考虑的。 现在正在进行的高等院校的合并，在思路上并没有什么新东西，也可以说是对1952年院系调整的一次整体否定，大体上可以说回到了当年胡适的那个设想。不过胡适当年的设想，是以学术独立为基本价值取向的，这次的合并却更多地考虑了在技术层面上与世界一流大学的接轨，却没有考虑我们和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区别并不在行政和技术层面，而主要在大学的基本理念上：即大学独立、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等。 能否像当年一样把办大学的权力还给民间 我们现在有没有私立大学？我以为没有。现在的政策是鼓励社会办学的，但这个鼓励，只是更多地从办学经费上着眼，而不是从民族的兴盛和未来考虑。 中国现代大学教育是以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为主要格局的。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全部传统，后来这个传统中断了。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的最终消失，带给中国大学的损失，五十年来已经看得很清楚，不用多说。可怕的是我们现在许多人连什么是私立大学都不清楚了，以为只要不是公家出钱来办大学，那就是私立大学。 1929年7月，国民政府制定的《大学组织法》就明文规定，除了国立大学以外，可以设立私立大学，“由私人或私法人设立者，为私立大学”，特别重要的是私立大学的概念里包含了外国人和教会可以在中国办大学，这是一种开放的世界眼光。我们过去对于教会大学是有偏见的，对于它的历史没有给予客观的分析。 中国是一个具有优良教育传统的国家，从古代的私人讲学到现代的私立大学，从私立大学到民间教育家，我们本来就有一脉相承的传统，只是后来中断了。不是我们中国人没有能力办好私立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等，在当年都是完全可以和国立大学比肩的私立大学，而且它们都是综合大学，具有非常优良的人文传统。它们的校长张伯苓、林文庆、马相伯、张寿镛先生，都是永远让人怀念的教育家。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能不能办好私立大学，而是我们有没有这种诚意，就像当年我们把土地还给农民一样，我们现在也要有勇气把办大学的权力还给民间，这才是真正对中华民族负责的态度。 胡适在《谈谈大学》的演讲中曾说过：“记得二十余年前，中日战事没有发生时，从北平到广东，从上海到成都，差不多有一百多所的公私立大学，当时每一个大学的师生都在埋头研究，假如没有日本的侵略，敢说我国在今日世界的学术境域中，一定占着一席重要的地位，可惜过去的一点传统现在全毁了。”胡适认为私立大学有其优点，就是它“比较自由，更少限制”。如果一所私立大学有自由独立的传统，它的前途也就让人有信心。 现代大学史上那些令人怀念的好传统 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出现是上世纪20年代初的事情，但它却表现出了很强的后来居上的特点。从整体上说，中国现代大学从建立到初具规模，其中特别优秀的像清华、北大、中央大学等，可以说只用了大约10年的时间，就已成为世界著名的大学，甚至是世界一流大学了。为什么中国现代大学能有此成功呢？关键是大学的制度设计。 中国现代大学教育虽然起步较晚，但大家公认，它的起点不低，而且很快能和西方大学接轨，须知这一切都是在当时政治未上轨道的情况下完成的。这个成果应当归功于本世纪初那一代传统的读书人，他们的基础教育是在封闭的环境中完成的，但他们又是能开眼看世界的中国读书人，出去一走，就能敏感地把握住世界的潮流。也许是有私人讲学和书院制度的传统，所以中国在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中呈现出很强的适应性，在中西文化融合过程中较少障碍。 研究中国大学教育的人可能会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本世纪初，最早承担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职责的，是一批传统的士子，如北大校长蔡元培、南开的创始人严修、南洋大学堂校长唐文治、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和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都是进士或举人出身。如果是个别，也许是特例，但现代大学教育史向我们显示，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现代大学的萌芽时期，最需有好的设计者，这一点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幸运。制度的设计在于理念，在于对国家进步的强烈感情，在于对世界文明的诚意。中国早期大学制度的设计者们都是具有这样品格的人。有了好人，才能有好制度，才能有好大学。可以这样说，中国早期大学制度设计得非常好，是一个一开始就具有世界胸怀的制度。 在中国早期大学制度设计者的理念中，教育独立的观念深入人心。1937年，胡适在庐山谈话上就多次说过，教育独立，官吏不能兼任公私立学校校长或董事长。1945年，蒋梦麟做了行政院秘书长后，他的北大朋友就劝他必须辞掉北大校长一职，他们认为，大学校长决不能由官员兼任。 总起来说：1977年之前的10年，中国大体上没有大学。1966年前的17年，中国大学的主要历史也很难说成功，主要原因是大学的理念发生了变化，过多的政治活动使中国的大学校园很少有平静的时候，这直接影响了中国后来的科学和学术水平。 中国大学的根本问题，主要还发生在制度层面，而制度的变革又不由大学制度本身来决定，所以要办好中国的大学，还任重道远。 首发同舟共进  

No Comments »
Filed under: Uncategorized

大学文化缺席导致中国现代进程缓慢姚国华 重做大国，一直是我们这个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的民族的梦想。然而，大国崛起的关键在哪里，是兴办实业，还是革新政治，是加强武备，还是振兴教育，这在中国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无所适从的问题。 　　源于欧洲的现代文明是社会化的人工秩序建构的结果，它需要有超越性的理性思维和专业化的探索研究，区别于传统农耕文明对自然生态秩序的依赖，后者只要凭直觉经验就可以维系。因此，大学是现代文明崛起的前提。近代以来所有大国崛起的背后，都有大学的积极作用。 　　中国的现代进程没有一个独立的文化运动作为思想准备，只是在外力的压迫与推动下走救亡图存的道路。人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依据自己的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而是看现实有什么需要，尤其是西方的强者怎么做。因此，中国即便是办学，也是要服务于具体的现实需要，包括后来办起的大学主要是照搬西方既定的智慧来运用，缺乏独立的学理研究。 　　20世纪中国大学运动有两个高峰，一是蔡元培掌校的北大独立于社会政治与经济力量，开创了现代大学精神；二是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成为国难当口民族文化的支柱。两者对于现代中国的实质性推动是无与伦比的，然而，它们在百年中国的历史上都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在平常时期，超越的大学文化在功利主义和政治权力的压迫下难以生存。 　　蔡元培还曾经尝试建立独立于国家行政体系的大学制度，实现教育学术化，学术研究化，彻底摆脱官本位对于学术超越性的扼制，其意义是深刻的。可惜由于官本位的惯性作用，这一尝试还是以失败告终。 　　更具现实意义的两所“准大学”左右了20世纪中国命运，这就是黄埔军校和延安抗大，它们先后各自培养了一个有救国理想的青年精英群体，成功建立了统一的国家政权。但这只构成一时的文化动力，一旦失去生命的活力而僵化，这是中国容易陷入而必须走出的陷阱。 　　1 .近代中国没有主动建立大学 　　中国早有传统意义的大学，历代王朝都有太学一类的官方学术体系，还有发达的科举取仕制度，民间还有不随王朝更替而存在的书院体系。它们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一直是华夏文明传承的文化中心。然而，这古典的大学文化只是与农耕文明相适应，无法孕育现代工业文明。而且，正因为这种传统文化体系的高度发达与成熟，从来没有受到过强大的外部文化力量的挑战，当中国受到西方近代文明全面冲击时，人们虽然在现实生活的外层表现得越来越躁动，但越是具备深厚学识的精英，越是难以摆脱传统文化的沉重包袱，在文化的深层展开的反思与应对非常迟钝。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就被迫打开，但面对越来越强大的外来现实压力，中国直到1860年代才开始主动改变自己以图自强。然而，这场洋务运动也只是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目的出发，秉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尝试着在工具和器物层面引进西方文明的坚船利炮，却并不改变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与思维方式。这时人们还对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抱有完全的自信，他们需要的只是西方的物质文明而已。 　　因此，洋务运动并没有建立现代意义的大学，只有为接受西洋器物服务的人才培训，诸如翻译西方语言的同文馆，培训西方技术的船政学堂、矿业学堂、工艺学堂、医学堂等等，以及培养军事人才的武备学堂。 　　只有当洋务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相互的交往与冲突日渐深入，才有人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中国几千年未曾有过的大变局。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与西方现代的物质文明并不能直接结合，因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与技艺，是以深层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决定的。西方的器物与技术建立在特定文化基础上，这就是近代科学体系。用严复的话说，一个文明的体与用是分不开的。西方文明的背后有它无形的文化基础，单纯的器物与技艺，只是一些碎片而已，构不成有生命的文明体系。 　　1872年到1875年，清朝政府派遣四批120名幼童赴美 　　留学。这表明当时已经有人看到，系统地、深入地了解西方文明全貌的必要性。然而，这一努力很快在保守势力的反对下失败。1881年，中国这批留学生却被全部召回。其他零星的留学派遣大多是技术性的，他们回国后大多并无很大的用武之地。而这时，日本留学生们早已全面执掌国家的发展进程。  　　1894年甲午战争中，中国直接从西方引进的技术装备体系被东洋小国日本打成全军覆没，正式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1898年戊戌变法，一系列政治变革启动，京师大学堂这一现代大学的雏形也正式诞生。然而，它是官办的，完全依附于朝廷，服务于王朝的政治目的。因此，尽管它是戊戌维新失败之后仅存的硕果，但它迟迟没有成为超越社会利益集团之上的文化特区，没有形成独立的学术体系，学生大多富家纨绔子弟，抱着升官发财的目的混文凭，却无心求学，因此仍不能算真正的现代大学。 　　2 .大学文化缺席导致中国现代进程步履蹒跚 　　大学至今在国人心目中是一个实用性的社会机构，一个仅仅是训练未成年人并给予其文凭资历的机构。然而，它对于现代文明的意义远远不只是工具性的，它应当是一个现代国家的灵魂，是一个民族整体觉醒的标志。中国近代历史并没有独立大学的存在，也就没有建构现代文明所必须的文化准备，这就决定了中国走向世界化的道路一再被动，总是被时事推着走，人们总是在应付各种燃眉之急，心中并无理性的共识和长远的战略。 　　西方文明的冲击直接呈现出来的就是坚船利炮，让国人误以为西方强大的原因就是器物文明，却不知道它的背后是一种必须由体系的大学教育才能获得的理性思维。两千多年来政治本位的传统，造成全社会上上下下对于政治权力的依赖和迷恋，人们改变现实的所有诉求最终都寄托于政治权力，却无法通过现代文化的建构，形成现代公民社会的共识。 　　因此，无论是实业救国，还是制度变革，没有现代科学和契约精神的内在支持，就脱不出传统文明的窠臼。虽然亦步亦趋地与西方现实妥协，甚至主动接轨，但人们没有自由的精神、悠然的心态来创造一种全新的文明秩序，这样，营造出来的只是一些急功近利的设施，并不具有生命力，而表面上务实的制度变革，总是陷入为恶性的权力缠斗中。而且，越到后来，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人心越来越浮躁，道德越来越沦丧，自主改变的从容没有了。于是，这样一个数千年的文明只有走向全面崩溃。 　　世纪之交，庚子之变等一系列深重的民族灾难动摇了几千年传统的基础。1902年颁布壬寅学制，次年再颁布癸卯学制，形成中国最早的近代学校体系，1905年科举制度被正式废除，一批以西学为主的新式学校兴起。然而，这些努力根本不足以培养一代新文化的精英，只是听任传统文明的一再腐朽，西方现代文明却始终无法把握。直到王朝的政治终于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崩溃，但在缺乏文化认同的社会里建立的新政权本身是脆弱的，不可能有所作为。新政府颁布了带有革命色彩的壬子-癸丑学制，并没有实质性的作用，整个民族远没有走入一条健康的发展轨道。 　　1906年，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写信给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建议利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兴办教育。他说，中国正面临一次革命，哪个国家能够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它就能因此而获得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也就是说要通过知识上、精神上的影响支配中国未来的领袖。1911年建立的清华学校作为留学预备学校，便是要成为中国领袖人才之试验学校。 　　与此同时，外部挑战也激励着内部的有识之士展开关于中国前途与命运的讨论、思考与实践。梁启超、严复等人主张中国走培养“新民”、“教育救国”之路，他们认为，人的改变是第一位的。兴办实业也好，暴力革命也好，移植西洋经济和政治方式，如果没有国民素养的提高，都只是“淮桔为枳”，治标不治本。新文化运动更是主张文化的革命是社会变革的关键。胡适认为，国家可以没有军舰，但不能没有大学；鲁迅痛感医治国民的精神疾病比身体疾病更加迫切，毅然弃医从文，旨在“立人”。 　　3 .找不出第二个蔡元培 　　北京大学成为真正的现代大学，是1916年底在蔡元培的全面改造之后才实现。而正是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一代社会精英的觉醒，构成中国近代与现代的分水岭。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中国的真正接生婆不是有“大炮”之称的革命家孙中山，而是树立现代大学精神的北大校长、一介文弱书生蔡元培。 　　蔡元培也曾组织过光复会，加入过同盟会，但他在政治前线冲锋陷阵不多，思想也没有进入意识形态中心。他曾在德国大学研究教育，深受现代教育之父洪堡的思想影响，回到中国后主持北大的改造。 　　蔡元培认为，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大学是人格养成之所，是人文精神的摇篮，是理性和良知的支撑，但不是道德楷模，不是宗教之所。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囊括大典，网罗众学之学府。 　　他认为，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大学不同于各专门学校，需要研究高深的学理，为各专业学科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他说，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的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尤其是在这竞争剧烈的20世纪更要依靠学术。所以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学术幼稚和智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教育有隶属于政治者，有超轶乎政治者，前者是专制时代的产物，后者是共和时代的产物。知识分子要开辟自己的领地，发挥影响力，不依赖于政治，不顺应当权者，切断大学文凭与国家俸禄的等同关系。 　　他强调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容纳丰富而多元的人类智慧。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他认为，大学是社会的特区，文化建设的实验场。他在北大倡导进德会，戒酒，戒赌，戒嫖，培养正直的德行。学校的腐败，是因为把求学当作做官发财的手段——许多人为了将来做官，多选择法科而不重视文科和理科。知识分子要成为社会的栋梁，但不是做官吏、议员；要在社会堕落、政治腐败的浊世中做伸张正义的清流之士，做勇敢的人，与敝俗奋斗。 　　他以兼容并包的原则治校，延聘当时各路不同倾向、不同主张的文化精英荟萃北京大学，有传统的，也有反传统的，有受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及苏俄等不同国家文化思潮影响的学术名流，很快形成全国文化中心，把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运动推向最高潮。多元的文化杂合看起来充满矛盾、争执乃至冲突，但正是这样才产生真正的文化创造力。 　　胡适曾转述美国哲学家杜威的话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不过，在我看来大学对每个民族具有普遍的核心作用，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就是某种意义的大学校长，何况中国也有孔子代表的古老的教师传统。各近代国家尤其是快速崛起的国家如日本、以色列也不乏大学作用突出之例。我想，杜威是针对大学演变的常态而言，而近代中国并不处在常态。 　　4 .文化独立淹没在政治功名之中 　　蔡元培在中国也遭遇到特殊的尴尬与失败，这也使得国人至今普遍超不出政治本位，看不到他作为20世纪中国的最高精神领袖的地位。 　　他主张大学应当与现实的政治保持距离。胡适也曾发誓，三十年不谈政治。然而，他们开创的北大却很快在五四运动中陷入政治的旋涡里。作为北大校长，他还苦口婆心劝学生回校上课。然而，国家与民族内外交困的现实，已经紧迫到令青年学子和大学教授难得安心于书斋的程度。实际上，这场新文化运动并不是后来被人们混为一谈的五四运动，真正的新文化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就夭折，普遍高涨的政治激情淹没了超越的理性精神和学术探索。此后，蔡元培在北大校长职位上的实际做为也中止了。 　　1927年，蔡元培试图在南京政权的既定政治框架内，主动与蒋介石合作来实现他“教育学术化，学术研究化”的理想。他主导全国教育改革，实行法国式的大学区制，建立中华民国大学院，名义上与立法、行政、司法、监察、考试五院平行，直接领导全国多个大学区以及中学区，分别管理中央和地方学术与教育的行政及立法事务，同时取消中央及地方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大学院又设中央研究院，各大学区也分设自己的研究院，分别作为全国及地方学术研究机构。他还要求教育经费独立于军政费用之外，以特定税种征收，通盘划入大学院，从而保障教育和学术的独立。 　　文化、教育、科学机构独立于国家政治体系之外，完全成为学术化机构，以摆脱官僚化的控制，这其中的深意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民族缺乏独立于政治权力之上的文化体系，知识精英们无法达成理性的认同，不能建立学术本位的共同体，整个国家的真正崛起就难以实现。 　　然而，这一尝试只做了一年多又失败了。为什么？中国社会的官本位其实并不全在当权者，传统知识分子的内在人格也同样缺乏超越政治功名和入世情怀的文化独立，文人之间为争夺世俗资源，容易形成文人相轻，师徒单传，宗派(而不是学派)林立，却形不成普遍的学术共同体。换言之，即便当权者给你自由，让你独立，知识分子也不见得能自立。大学院的改革马上遇到太多始料不及的困难，各个学区之间为名份而争吵，各大学也为各自的名份和归属争吵，中学与大学经费分割发生冲突，大学院管理全国教育文化事务同样会产生官僚主义，专制主义，学阀作风。 　　西方文化为什么能相对独立于政治呢？第一，另有现实生活的基础，这就是工商业的生产方式，人们有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第二，人们还有内心世界的基础，那就是普遍认同的宗教信仰与理性精神前提下的人格独立。大学文化虽然整体上与工商业生产方式是相一致的，但它又是人们理性精神的长期积淀与发挥而成的相对独立的文化象牙塔，容纳众多学者们独立的学术追求与自由的探索精神。他们以追求智慧为快乐，没有生存的焦虑，不太在乎世俗的权力与金钱。在中国，这两方面都缺乏。 　　蔡元培认同西方大学的独立，但他反对全盘移植西方，尤其反对把宗教引入大学，认为在中国不需要，也不可能普及宗教。他主张大学只把宗教作为学问来研究，而不允许参与传教活动。他指责西方传教士通过教会学校，“用种种暗示，来诱惑未成年的学生，去信仰他们的基督教”。 　　问题在于，西方大学的独立本身与教会是有渊源的，是宗教信仰给予了大学的知识精英们独立于政治的人格基础。那么如何形成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的文化人格呢？蔡元培转向中国传统文化里寻找依托，他主张以美学代宗教，以纯粹的美育陶冶人的感情，培养高尚的情操。“提起一种超越利害的兴趣，融合一种划分人我的僻见，保持一种永久平和的心境”；不因见小利而失节堕行，不因挫折而颓废以至厌世，使人具有远大的抱负和进取的精神。他认为，教育内容不外乎科学与美术，主张把德、智、体、美并列为“四育”，倡导音乐、绘画、书画等艺术活动。 　　的确，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对于中国传统文人决不仅仅是一种娱乐，还是人格理想的美学寄托。如果说西方知识分子基于神性的普遍认同，那么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则基于诗性的个人关怀。后者能否真正确立中国的现代学术精神支柱呢？诗性的人格更倾向于对不确定的感性世界的直观，在变幻的世界背后追求人生的意韵，这显然不同于现代文明要把握确定的理性规则，掌控客观进程。如何衔接，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5 .“准大学”的历史 　　蔡元培主张的“超然人”教育是追求远效的，独立于政党，以防一种特别的群性去抹杀个性。但是，这在中国难以立足，结果，政治化的“准大学”还是成了历史的主角。 　　1919年的五四学潮爆发后，第一轮大学文化运动的精英们分化或汇入 　　国民党、共产党及知识分子三支力量，形成几脉大学及准大学运动。  　　黄埔军校及以后的延安抗大，与一般意义的现代大学有根本的区别。但是，它们又与大学极其相似，都是中国现代社会整合的文化生长点。因此，我称它们为“准大学”。它旨在为社会革命确立文化认同，这种意识形态文化不是基于学理，而是基于信念与立场，讲究现实效果。它能直接鼓舞青年人的革命精神，激励他们积极进取、献身理想，为革命提供原动力。它代表一种新的价值理想和道德标准，凝聚和包容不同的力量，超越个人物质生活，小集团的利益，以共同的原则，整合为统一的集体。 　　无论是黄埔军校，还是红军大学、延安抗大，学习时间通常都只有几个月，至多一年，其间随时要作战或生产。因此，教学只是灌输，学员们生吞活剥一些知识概念，直白地理解一些抽象原则，重要的是把它与个人经验结合起来，形成对于个人利益和当下生活的自觉超越，建立人与人之间共同的语言体系和行动原则。这种政治军事学校把大批知识青年有效组织为统一的政党，成就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迅速崛起。 　　孙中山一生奔走革命，他所建立的会党组织都没有成气候。辛亥革命的结果也是军阀割据状态。在他屡战屡败，几乎一事无成之际，获得列宁启发和帮助，着手以三民主义的信仰为核心，将国民党改组为意识形态化的政党，并建立黄埔军校，通过社会教育来培养革命者的精神。 　　1924年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说：我们今天开这个学校，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立志做革命军，先要有什么根本呢？要有高深学问做根本！有了高深学问，才有大胆量，有了大胆量，才可以做革命军。 　　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完全仰仗于三民主义旗帜以及黄埔军校这笔政治文化遗产，掌握国民党迅速崛起于军阀之林，成功地统一国家，并展开大规模的建设，还挺住抗日战争。黄埔“校长”的尊位，赋予他的政治权力以精神权威，赢得学生集团的无条件服从。但由于政治利益逐步取代政治信仰，文化内涵日渐僵化，最终被打败，1949年后退守台湾一隅。 　　然而，这种“准大学”由于政治与文化一体化，文化服从于政治，不具独立性，会失去自己的深度与活力，沦为浅薄的经验主义与僵化的教条主义，一步步变成官僚化权力斗争的工具。 

No Comments »
Filed under: Uncategoriz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