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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中国大学运动 时间：2002年11月地点：北京大学三教105室举办单位：北京大学乡土中国学会主讲人：姚国华 谢谢乡土中国学会给我机会，让我北大的讲坛上与大家交流。 听说乡土中国学会主要研究“三农”问题，这方面我很关切，但没有研究。我的书中也引用了“乡土中国”这个概念。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费孝通先生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乡土中国》，对中国传统社会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给我启发很大。我本人读书甚少，但是偶尔碰到一些令人警醒的思想，便铭刻在心。 八十年代，在一处读到费孝通先生的另一观点也是如此。他指出：五十年代，全国在行政命令下进行大调动，各地的人们走出乡土，聚集到一起，形成一个个有现代意义国有企事业单位，毛泽东称着“五湖四海”的人走到一起。可是，七八十年代后，这些单位无一例外都出现了一种趋向：职工们扎了根，有了稳定的家庭，有了下一代；孩子们长大以后大多留在本单位就业、成家，并产生了第三代。费先生敏锐地预见到这可能导致传统宗法关系的回归。 今天中国改革过程中的许多问题，像国有企业的衰落，大学的“土著化”与“沼泽化”等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源。遗憾的是，费先生这一深远的眼光几乎被埋没了。二十年来，经济学家们为拯救国企争论得不亦乐乎，最后大家满足于这样的答案：计划经济从头到脚就是一个怪物，它必然失败，市场经济必然胜利。其实，计划经济未必坏到如此，五六十年代的那些惊人成就不都是在计划经济下实现的吗？ 费孝通先生看到的，也是我所赞成的是：中国牢固的乡土性，与之相联系的血缘关系纽带，尤其是社会深层结构里的文化伦理，才是众多现象的根源。从这里深入挖掘，可能会对解决现实问题带来启示。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二十世纪中国大学运动”，“大学运动”几个字眼可能比较敏感（笑声），主持的同学把它写成了“大学建设运动”，这也可以呀，因为我的重点也是大学的定位与建设。 现代文明的进程有一个大学运动的问题。任何文明都有世俗生活的层面，但在世俗生活之上，还需要一个给每个人以精神支撑，给整个社会以凝聚力的“象牙塔”。古代社会有祭坛、图腾等，成形的文明体系中更有教堂、庙宇、寺院、祠堂等，它们是社会的精神中心，人们面对它们肃然起敬，形成一种虔诚感、神圣感。西方现代文明的“象牙塔”就是基督教和由此衍生出来的大学，大学的使命是在信仰的平台上建立普遍的理性思维。 我的理解，文明是有形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人类制造物；在文明的背后，有一个支配它的灵魂，这就是支配着创造者内心的文化。它绝不是街头的招牌标语，不是口号表演，也不是我们手上的文化典籍，而是存在于人内心的精神内涵，被人认同并且时刻起作用的信念、思想与情感。因此，文明与文化，是载体与灵魂的关系。 我们今天见到的西方文明如此复杂、多样、强大，它背后的实质就是理性文化。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科学思维相信自然界存在着不为人的意志所转移的规律（natural law）。在人和人的关系上，法制社会也需要这样一个超越个人的规则，亦即法律（law）。这两种law的思维构成现代文明的秩序。 整个现代文明都取决于对law的把握，而这种理性思维源于古希腊哲学。雅典人的工商业生活导致了他们特定的思维，相信万物的根本不在物质层面，而在背后的一个规则的支配。从毕拉格拉斯到德谟克利特到柏拉图到亚里斯多德的哲学，归根到底都在追求万物背后的逻各斯，这逻各斯是可以用数学和逻辑精确把握的。 中世纪时，奥古斯丁把它综合到基督教的信仰体系里。一开始，理性屈从于信仰，但是随着十字军东征，更多原汁原味的古希腊哲学思想被发现，到十二世纪，另一位伟大的宗教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进行了第二次基督教大综合，把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的哲学融入基督教信仰中，从此，理性的因素越来越多于纯粹信仰的因素，于是经院哲学应运而生。今天，一谈起经院哲学，大多数人会认为它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纯概念争论，比如说，天堂里的玫瑰有没有刺，上帝可不可以是女人的身体，亚当的身上是否少一根肋骨，亚当和夏娃有没有肚脐等（笑声），它们貌似可笑，却灌输给人们一种重要的理念：上帝是讲道理的，上帝创造的世界是有规律可循的。 这种追寻道理的精神造就了牛顿。今天人们认为，牛顿晚年研究基督教是科学家的堕落了。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解，牛顿要没有虔诚的信仰，就没有今天受我们推荐的科学了。万有引力的发现就是牛顿想了解上帝为什么要把这个苹果砸在自己的脑袋上，这种认知上帝的冲动导致了他那些伟大的发现。 这就是说，西方延续至今的理性精神基于一千多年的基督教信仰灌注给人们的信念：世界是上帝用至善至美的理性原则创造的，谁把握了这个原则，谁就把握了上帝。十二世纪前后，一批怀着这种探求上帝规则的冲动的人聚集在修道院里，后来他们搬到一个地方专门继续这种争论，这就是大学的起源。大学基于一种理念：相信世界是有规律的，人在社会生活中也要依循相当的规则来行事。从这个意义看来，没有大学，就没有现代文明。 讲到这里，我们归纳一下：现代文明的产生需要一个文化前提，而这个前提的载体就是大学。 真正现代意义的大学开端于德国的柏林大学，又称柏林洪堡大学。路德新教改革后，德国人从内心相信上帝，认为只要有了信仰，就解决了一切问题。他们漠视工业革命、市场经济、自然科学等，执着于心灵的生活。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拿破仑扫荡欧洲，德国人才惊醒了，他们发觉只有内心生活的充实是不够的，德国需要走工业化的道路。但是此时，德国被拿破仑打得一败涂地，流血，还要割地赔款。这种一贫如洗，满目疮痍的情况下，依照我们中国人的思路，先要恢复战争的创伤，把经济搞上去，把国防建设起来，然后再考虑其他方面。 德国人的思路却与此截然相反。他们相信，一个强大的国家首先是精神上的强大，只有在文化和科学领域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个国家才有可能成为世界强国。普鲁士内政部教育司司长洪堡成为所有内阁成员中最重要的人物，他们在最艰难的时候，不是拿钱去发展经济，去发展国防，而是集中全国资源，开拓一块最自由的天地，建起柏林大学。这所大学不只是培养人才，更重要的是，它成为整个国家文化和精神的中心。 大学兴起后，推动中学、小学的建设，整个国民教育发展起来，德国现代化由此起步，这个落后的封建国家一跃而成整个欧洲的学术文化中心，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十九世纪后半叶，德国人在每个领域中做出的决定性贡献超过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的总和。这里加上美国并无意义，当时美国对世界的贡献几乎是零（笑声）。   当时，德国强大，中国如何呢？中国人有的是钱。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个事实。不知谁说过一句话，“中国人穷了几千年，再不搞改革开放就晚了。”这句话总体意思没错，但说中国“穷了几千年”并不准确。中国不是穷了几千年，而是富了几千年，而且一直富到鸦片战争前夕，还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34%，高于今日美国在世界的比例，中国人实在太富了（笑声）。当然标准不同，有时没有可比性。白银价格直线下降，英国人拿不出钱来中国换香料、丝绸、瓷器，而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根本不需要别人的东西输入，英国人无计可施了（笑声）。他们自知鸦片对人的精神具有无可比拟的摧毁性，他们自己不抽鸦片，却以罪恶的鸦片贸易来对付中国。这时中国文明在封闭体系中已经烂熟，中国人内心日趋腐朽与没落，一接触到鸦片，整个精神防线就崩溃了。 鸦片战争后中国赔了不少银子，但那对中国只是小意思（笑声）。中国人富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富到甲午海战。清政府内部一些人开始反省，搞起洋务运动，派官员到西方去采购，他们专挑别人最好最贵的东西买，“我们有的是钱，你们只管拿来！”中国当时买的洋枪洋炮大多是德国造的。 与此同时，日本国门也被打开了。日本人最初学习东方，但看到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在一朝之际就被西方人打败后，就全盘转学西方。他们派出大量留学生前往德国，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看到这样两种不同使命的东方人，模样差不多，只是一个有辫子，一个没辫子（笑声），前者来拿有形的器物，后者来拿无形的文化。俾斯麦没有上过大学，文化程度在德国算不上高，但是，他以德意志人特有的文化眼光预言到两个民族三十年后的不同命运：日本将成为无法估量的东方强国，中国将日益腐朽懦弱，最后任人宰割。不幸的是，他惊人地言中了！ 甲午海战中，日本岛内正在闹饥荒，日本人是饿着肚子打仗的。中国海军装备在世界上排名第六，是日本无法比拟的，然而战争的结局是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中国人缺的不是物质，而是精神、是文化。但是，直到今天，中国人醒悟过来了吗？没有，没有，没有（掌声）。 中国文明早已烂熟，人们具有一种封闭的自信，无法相信有另一种文明可与之相比拟。中国人在理念上认为唯物主义、实用主义是至上的，他们更多看到外在的有形的东西，搞改革、闹革命，都停留在这一层面。对于西方强势，中国只承认他们物质上的强大，而不承认他们内心的强大。洋务运动学的是器物，失败以后，觉醒到仅仅物质不奏效，应该在体制上展开变革。但是戊戌变法只持续了一百多天便被扼杀在摇篮里。归根到底，体制的变革仍然是权力斗争。一个民族的变革完全用利益驱动，而不是用文化驱动，这是何等短视。 戊戌变法以后，中国仍然有许多改革，但它们依旧没有高屋建瓴的文化向导，只是利益上的你争我夺，这注定了失败的结局。辛亥革命爆发，人们以为问题彻底解决了，然而不久便陷入更加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今天有人说，如果没有发生辛亥革命，也许景况会好些。历史当然没有这种假定。中山大学有位著名学者批评孙中山，说他一生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屡战还屡败（笑声），并没有对中国的二十世纪建构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在这个民族最危难的时刻，真正翻开中国二十世纪全新一页的是谁呢？是新北大的校长蔡元培。二十世纪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北大奠定的。新文化运动不等于五四运动，后者是新文化运动的终结。蔡元培在北大这个狭小的范围里，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为原则，产生一场思想文化变革。这可以追溯到梁启超的“新民说”，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培养新的一代人，而人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内心世界的问题，为此毛泽东等一批青年在湖南成立新民学会，呼吁改造人的思想。胡适也说：“中国可以没有大炮，没有军舰，但中国不能没有大学。” 与此同时，正在崛起的美国也敏锐地意识到，支配着中国二十世纪的将是一批年轻的学生，谁培养了中国未来的精英，谁就掌握了这个国家。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决定把一部分庚子赔款拿出来，把美国教育输入中国。清华大学就是庚子赔款扶持起来的。可见，当时的有识之士都发现，大学才是一个民族走向新文明的真正起点。 今天，中国大学并不是完全意义的大学。第一，真正的大学是超越市井社会之上的国家文化中心，而我们的大学只是服务于社会的工具，或为政治服务，或为经济服务；第二，真正的大学是整个民族的灵魂寓所，是引领文明进程的“象牙塔”，而我们的大学却只是混迹于现实功利主义泡沫里的职业机构；第三，真正的大学多元文化的汇集、碰撞、交流、综合、创新的圣殿，而我们的大学却大多只有专业教育；第四，真正的大学是思想自由表达、智慧平等交流之所，而我们的大学只是用现存知识训导、管教、灌输给年轻人。 下面，我先拿出一个结论：二十世纪中国所有的骄傲都来自于几所大学或者准大学；但另一方面，二十世纪中国所有的耻辱、所有的不争气，都与一个事实相关，即在平常年代里，没有一所真正的一以贯之的大学。 即便是今天，中国并没有完全意义的大学。今天的北大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北大，尽管这里的物质设施、师生人数、学校规模等都远远超过当年，但它已经没有蔡元培时代的北大精神了。大学的真正意义应在于精神、灵魂的作用，当年北大的意义是无与伦比的。我们还可以从一个角度看北大的作用，“没有wdGCD就没有新中国”，但是，同样不容争辩的是，“没有北大，就没有wdGCD”。（笑声）wdGCD早期的领袖人物绝大多数都来自北大，连毛泽东也曾经是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这段北大时光对他影响很大，他一生对北大极有感情，由他决策的许多重要事件都是从北大开始的，连wenghuagemin都是从北大开始点火（笑声）。解放初期，人大的地位一度高于北大，开学典礼由刘少奇亲自主持。但后来毛泽东毫不客气地几乎将人大解散了，北大的位置一直没有改变。 北大之后，对中国起到实际建构作用的，首先是国民党，然后是wdGCD。wdGCD和国民党的真正起点都是“准”大学意义的组织。在列宁的启示下，国民党办起了黄埔军校，它不是大学，又是大学。为什么不是大学呢？因为它是出于军事政治目的而建立的，这里的文化停留在意识形态层面，没有自由的精神空间，只是对学生的思想灌输。但从另一角度来看，黄埔军校比我们今天的大学更像大学：它拥有超越整个社会的地位，较少受狭隘的世俗权威直接干预；所有黄埔学员无条件地将自己献给国家与民族的事业，他们自觉是整个民族的精英。 黄埔学生本来是要学三年、四年，但后来形势发展很快，半年就毕业一期。大家想想，大一上学期，有一半时间在军训，你能学到很多知识吗？不可能。但是，黄埔学员却是一个顶一个，这支学生军的力量所向披靡，是当时任何强大的军阀势力都无法匹敌的。为什么呢？就因为打仗的是为某种无形的文化凝聚着的学生，为某种超越狭隘利益的信念在战斗。这个组织的统一了中国，并奠定了黄埔校长蒋介石在中国的权力基础。 在当时，大学校长决不是今天某个副省部级、厅局级官员，而是整个民族的精神领袖，整个国家的文化象征。 这也让我联想到毛泽东晚年与斯诺的谈话，他说林彪给他四个“伟大”的头衔讨嫌，他只要一个，那就是“导师”。他年轻时做过小学校长，这看似平常，却是他一生的缩影。他的成功正在于他是一位导师、一位校长。我们撇开关于他的功过是非的争论，看他一生的关键，就是在做蒋介石曾做过、却没有再做的事情——办一所最大的“大学”。大家直接联想到的是抗大，其实广义地看，他把整个延安，后来把整个国家都变成了一所准大学。 井冈山红军战士的牺牲精神很伟大，但他们从山坳里走出来，视野狭窄而凝固，是不可能建设一个现代意义的文明国家的。毛泽东当然明白这一点，于是他做了一件非常有远见的事情，吸引全国各地的年轻知识分子奔赴延安。这里发生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最重要的过程：知识分子和一支农民为主体的军队的融合。 大家想想，那些农民出身的土八路提着脑袋干革命，九死一生，怎么可能和这些一来就有优越身份的知识分子搞在一起呢，怎么能容忍他们享受更高的待遇呢？党内的确有强烈的抵制，但毛泽东把它化解了，他强调，我们能改造这些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大家不要害怕。这八年，延安有学习运动，包括今天备受批评的抢救运动，都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今天，深层的反省是必要的，但不应夸大，说延安整死多少知识分子，有些言过其实。的确有一个大知识分子被杀，那就是王实味，不过那是后来转战山西途中，被战地首长下令砍杀的。 延安产生的结果甚至令毛泽东本人都始料未及，这支只有小米加步枪，不足100万人的游击队，只用三年时间，就打败了当时世界上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国家400多万正规军。多年后，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见到当年曾在中缅战争中救过几千名英军的二战名将杜聿明将军，问他在淮海战役中为什么以80万的优势兵力输给了60万解放军。杜聿明将军答道：“我的人都跑到陈毅元帅那边去了。”（笑声）可见，这里的胜败决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的背后是人心的问题，说穿了就是文化的问题。 还有一类真正的大学，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抗战爆发时，中国大学已初具雏形，就在民族危难的时刻，它们被迫迁移到偏僻的大西南山区。当时有一场争论，多数人认为，国家民族存亡之际，大学先停办，或者办也是以短期培训班形式为战争服务，物理系就学造枪炮，化学系就学造火药，学文科的就做宣传者。但是，极少数高屋建瓴的学者认为，大学要按平时的方式办，这得到蒋介石的首肯。 八年抗战中，有个惊人的事实，国民政府除了军费之外的第二大财政开支，居然是教育。那时，大批学生来自沦陷区，土地被敌人占了，收不上租子，根本交不起学费，很多人是在逃难过程中考上大学的，连自己的生活都无法顾及。就这样，一个国家几乎要亡国的时候，居然花巨资养起了一大批无法直接为国效力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在抗战时期，中国的大学不仅没有萎缩，而且大幅度扩大了招生，培育了大批民族精英，世界精英。 西南联大无疑是真正的大学，而且是世界一流大学，八年间至少培养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大家想想，没有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五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那些令中国人骄傲的事件，比如原子弹的研制、牛胰岛素的合成等等可能吗？新中国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核心是延安为代表的准大学，其科学技术基础则是战时大学。 当然，除了以上大学、“准”大学，还有“泛”大学，那就是三十年代以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他们将社会改造与教育改造结合起来，以文化科学带动社会前进，起到了重大的成就。这些成就被毛泽东所继承，后来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农村改造运动，实际上是这场运动的延续。广而言之，毛泽东一生的事业无不是先从文化上入手。   最后，我们谈谈改革开放时代的大学。改革开放从某种意义来讲也是大学运动的产物，比如高考的恢复，关于真理标准的论争等，实际上就是一场在工具层面、意识形态层面的文化运动，只不过再没有深入。 八十年代，中国大学出现了一线生机，酝酿着全新的变革，只可惜老一代人无法理解和把握它，他们简单归为“精神污染”、“自由化”，一次次的将其扼杀。大学不是全社会的文化向导，而成为左右两种势力较量、冲突的是非之地，甚至是社会动荡的温床。所以，改革不但不以大学为中心，相反以压抑大学作为代价。 改革进程不是以大学为先导，却以远离大学的小渔村作为中心。今天，沿海经济特区取得了相当成就，为什么呢？它傍着香港这个西方文明在东方的桥头堡，西方带着香港走，香港带着深圳走，深圳带着全国走，这就意味着中国二十年来的成就，是跟着别人亦步亦趋得来的。由深圳引导中国的发展之路，已经走到了极限。今天，在看得见的层面上，我们衣食住行的所有用品，几乎都是西方文化原创的。 原国家科技管理学院院长师汉民教授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二十年来（在科学的春天里），中国在任何一个领域里没有任何一个新理论、新概念、新方法领先于世界”。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科学已经死了。 二十年前，全国人民学习陈景润，我们期待多年后出现无数个陈景润。要知道，当年陈景润并不是中国最优秀的数学家。但今天，中国连一个陈景润也没了。九十年代以来，国家科学和技术的一等奖像黄河断流一样，连年空缺，尤其是最近已经有四年空缺了。这就是说，中国那么多的教授、院士，四年间搞不出一项在国际上拿得出手的成果。由此可见，中国的文化与科学，中国的大学已衰落到极限，该全面重建了。（掌声） 近两年，国家授予了四位人士科学技术最高奖，但仔细看却发现，第一个是北大的吴文俊，五十年代，他就和华罗庚等一起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他的吴氏定律是七六年底七七年初搞出来的；第二个是袁隆平，正是在十年wenge之际，他开发杂交水稻；第三个是黄琨，一九四八年他就取得了他关键性的成就；第四个是北大的王选，他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确是在改革开放后作出来的，但是激光照排是西方人发明的，日本人也已研制出汉字激光照排的第一、二代，王选研制了第三代，直到第四代王选才超过日本的水平。我本人很尊敬王选，他的每一句话里渗透着智慧与坦诚，没有一句空话，尽管如此，我仍要说，他的成果并没有太多创新的成份。 最深刻，最有后劲的发展，应当基于民族内部的动力体系，它的核心是以大学为中心的文化特区。 蔡元培曾规定大学在结构上区别于学院，第一包含文科，第二包含理科，第三，在此基础上包含任何实用的学科。也就是说，大学应该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文化的殿堂，是精神的“象牙塔”。但是，五十年代院校调整后，北大只有文科理科，不再是university，清华仅有工科更不是，全国众多专门高校更不是了。   有必要再澄清一个理念，现在各高校都争着喊三十年、五十年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知名大学”，这是非常滑稽的。三十年、五十年这类口号是信不得的，现代文明进程哪有这么长的周期，而且那时喊这口号的人早退休了，或者进坟墓了，不用负任何责任。更何况，中国不是大学水平的高低问题，而是大学有没有的问题。 北大几年间就开创了中国的现代史，西南联大八年就培养了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后五十多年至今，大陆中国没有培养一位，而且在看得见的将来，也没有希望，为什么呢？中国再没有真正的大学。 只要有一所真正的大学，它毫无疑问是世界一流的。只要北大今天恢复为一所真正的大学，它明天就可以向世人宣告：“我们是世界超一流的大学”。（掌声）为什么呢？ 在今天西方现代文明遭遇危机，基督教与伊斯兰两大文明日益严重冲突的背景下，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有十三亿人口作后盾，只要有一所能代表它的伟大智慧的大学，当然就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在于它所承载的民族精神、理性文化，而不在于投多少钱。有的时候，投钱投得越多，大学越腐败，越不能成其为大学。 事情正在改变。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意识到，一个民族的新生不能完全依靠与别人接轨，拿外来文明当标准，它需要有自己内在的文化动力体系。进一步地，开始有人意识到，真正的大学作为国家文化中心，对于一个民族崛起的核心意义。因此，大学之魂的呼唤、大学模式的反思、大学地位的提升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九十年中期，我获得了一个机会，在华中理工大学举办了人文讲座、无形学院，得到了全校师生的共鸣。这个小小的讲坛也逐渐扩展到全国各高校，引发大规模的人文教育行动。这也昭示一种转机。 面对大学的现实困境，我仍然相信，中国大学的全面重建，不久将摆到了整个民族的议事日程上来。只要回归真正的大学精神，从现实的工具变成文化的圣殿，燃起思想自由的圣火；那里的学生、教授作为文化精英，精神贵族，超然于功名利禄之上，爆发出生命的热情和创造力，绽放出新的文明之花。 今天就讲座到这里。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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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尴尬：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泛滥！ 姚国华  ( 姚国华, 湖南南县人，曾就读于兰大数力系、哲学系，川大哲学系，现任教于华中科大哲学系。思想家、演说家。曾主编《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首卷。著有《全球化的人文审思与文化战略》两卷，提出“文化立国，大学重建”。在京、鄂、湘、粤、浙、赣、晋、甘、云等地50多个高校政企单位讲演150多场。入选2006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驳离于大学之外的学术研究机构　　1949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成了国家最高科学研究机构，并且取代了大学的最高学术研究地位。　　中国主要的科学研究驳离于大学体系之外，归于专门的研究机构，科学院以及社会科学院的地位远高于大学，这也是世界上不多见的。　　这有两个渊源，一是蔡元培建立的中央研究院本来隶属于大学院，大学院被取消后成为独立实体，成为国家最高科学研究机构。二是恰巧苏联也有实体性的科学院。于是，1949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成了职业化的国家最高科学研究机构，并且取代了大学的最高学术研究地位。不同的是，中国科学院以及后来的社会科学院高度行政化，自上而下的行政决定权比苏联科学院的院士团决策体制更加突出，以学术民主为宗旨的学部委员制形同虚设。　　在西方词源上，科学院“Academy”本是从柏拉图的学园演变而来的，它是一个学者与青年学生探讨和研究问题的学校，这正是西方大学的源头。法国1666年建立国家科学研究机构沿用这个词，此后各国纷纷效法，英国也有性质相同的皇家学会。不过到了19世纪，包括法国在内（俄国除外）的各国科学院不再设研究机构，只作为国家科学研究与质询机构，负责学术政策与标准的制定和评审，相当于专家委员会、学会。大学University，尤其是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才构成学术研究的主要实体。　　为什么一个民族最高的科学研究机构不是直接由高层次的专业研究人员构成，非要在一个大学环境里，加一群人数众多的青年学生呢？　　美国哈佛大学曾经有人动议要取消只招收本科生的哈佛学院，理由很简单，既然是全国最高层次的研究型大学，本科生层次太低，不如全部代之以研究生。可是这一主张遭到当时校长坚决反对，大学必须有学生，尤其要有尚未进入专业研究体系的本科生，因为他们身上带有更多与生俱来的生命激情与冲动，更具本原性的怀疑精神与求知欲，这种青春的力量正是大学超越世俗的功利主义和职业化的本位主义所要凭借的。　　大学与专业性的科研院所的重要不同在于：前者是一个丰富多样的文化生态体系，它不仅有浓厚的文化氛围，而且还有基础性的文化要素，人们的思想与智慧是按照文化本身的逻辑自由成长；而后者却更像一个制造知识与技术的工厂，人们从事的研究直接服务于功利目的，好比是在人工条件下工作，外部力量可以直接施加推动，效率很高，但也很容易形成对外部的依赖，产生官僚化和世俗化。前者则是由自身的文化力量推动，动力更为持久，更为深刻，更为全面。因此，国外研究机构除了一部分直接服务于政府、企业之外，基础性的研究机构大多隶属于大学。　　大学教授与专职研究人员的区别在于，前者常常要面对青年，在对话中推动自己的研究，因此更具思想的纯粹性和灵感的原创性；而后者单纯的专业研究则常常会陷入规矩，目光短浅和急功近利之中。因此，前者更适应于超越价值立场的基础性学术研究，后者则更倾向于为企业、政府服务，通常属于其所服务的机构，或者展开商业化运作。　　中国的科研院所虽然也招收研究生，但大学毕业生本来缺乏普遍的人文关怀和启发式的思维训练，长期意识形态教科书的熏陶，服从既定知识权威的灌输，只认唯一正确答案的考试，人们与生俱来的求知冲动和青春活力在本科阶段就已被扼杀，他们从小到大都只是既定知识体系的一个被动接受者，到了研究生阶段又落入专业研究的窠臼，命运掌握在导师身上，更难有独立思考与原创的能力。　　这时，中国高等学校已经没有完整的大学。各高校按照实用目标的需要，分解为各种独立的专门学院，学院在分解为若干系、室。极少数所谓综合大学也只剩下一些基础的文理学科，应用学科则被独立出去。　　高等院校基本上没有研究功能，只是单纯教学机构，用现成知识培训各学科的专业实用人才，而且专业口径十分狭窄，学生没有厚实的基础，没有广博的视野，只会简单的工作技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70年代末，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等人写信就给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建议把高校作为科研的主要阵地，但这一主张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大学何以屈居经济特区之下？　　改革开放中教育的改革，是从恢复高考，激发高校活力开始的。每年一大批优秀青年受到象牙塔的洗礼，这改变了社会的文化生态。　　六十年代，高校成为革命激情的策源地，当青年运动走向非理性的狂热，造成社会秩序的极大混乱时，高校受到的压制也极大，几乎陷入停办状态。一方面，频繁的政治运动，太脱离人们传统的生活，而乌托邦的信仰造成了文化内容的单调、枯燥、盲从，表现为教条主义、反理性、反文化的极左倾向。另一方面，大学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刻意强调工农兵的主体地位，其实瓦解了大学文化超越社会大众的独立性，政治统率一切，学术完全成为摆设。后来，工农兵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大大下降，更易被官僚化的权力所操纵。　　改革开放中教育的改革，是从恢复高考，激发高校活力开始的。每年一大批优秀青年受到象牙塔的洗礼，这改变了社会的文化生态。加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赢得科教文艺界的广泛支持。　　邓小平发动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旨在结束教条主义的神圣权威，抛弃某些具体结论。并不是要从理论的深层突破苏联式的教条，更不是要形成独立的大学文化运动，而只是为新的政治实践开辟道路。讨论者大多是意识形态工作者、党政干部，很少有真正的思想家，没有大学理性文化的基础。因此，在实现权力交替之后，它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被“猫论”、“摸论”、“不争论”、“管用论”所取代。　　80年代中后期，思想解放与政治权威的裂缝越来越大，人道主义、社会异化问题的反思被迫中断。经济上的功利主义和经验主义日益突出，渐渐覆盖了旧的意识形态。然而，教条主义反而获得了在文化领域里维持下来的理由，当人们在政治与经济领域碰到钉子时，还得退到旧的模式里去，虚晃一枪再折回去。　　80年代初，以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为代表的教育改革做了很多积极的突破和建设，但终于在80年代末失败。20年后，当年武大毕业生回忆那个激动人心的年代，称自己的母校是“小深圳”，为什么会让一所堂堂的大学屈居于一座小渔村演变而来的特区之下呢？　　80年代兴起的经济特区，替代了其它国家现代进程中通常由大学扮演的特区角色。因为中国经济建设的精英们并不需要自己创造一套发展模式，只要通过经济特区这个窗口，接受来自香港、台湾，进而来自西方的现成经济要素，就可以搭上国际经济发展的顺风车，一路前进。这样，大学文化对社会精英们思想、智慧、人格、创造力上的推动，对于社会生活中的科学、艺术、法律、道德的影响，就变得更加不重要了，大学只是给学生灌输基础知识、培训实用技能，同时给社会提供一些技术服务。　　被经济发展需要绑架的科学研究　　科学和技术本属不同领域，而邓小平果断将两者合在一起，列入生产力的范畴，提升到社会的核心地位上，足见他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度期望与迫切心情。　　邓小平注重科学与教育对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作用，强调要优先发展。1989年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十年改革开放的最大失误在教育。然而，文教事业对于经济的附庸地位一直没有改变，也注定了大学的附庸地位。　　科学本属于文化领域，而技术本属于生产领域，两者在西方文明里有完全不同的演进历程，即使在现代社会里关系密切，但区别仍然非常明确，一是以追求客观规律，一是追求经济效率。科学提升技术，在唯物主义者看来，文化决定经济怎么可能呢？为此，邓小平果断把两者合在一起，干脆列入生产力范畴，提升到社会的核心地位上，足见他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度期望与迫切心情。“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大大提高了科学技术的权威。但是，另一方面，科学跟技术直接绑在一起，脱离它寄寓的文化母体，很容易沦为技术服务的工具，成为瓶中无根的花朵，独立的知识探索，尤其是基础性前沿性研究无以立足。到了90年代，中国科技创新能力越来越弱，以至于科学与技术的两个国家级一等奖不得不连年空缺。　　爱因斯坦把科学家分为三类：第一是功利型，大多数人从事的科学事业只是一个职业，为了谋求自己的收入、名誉、地位，倾向于争取有直接效应的成果。第二是兴趣型，少数人从事科学事业是出于个性化的爱好，为了实现自我的价值，从好奇心出发，因而能获得更出人意料的发现。第三是信仰型，极少数有着执著信仰的人把科学作为神圣的事业，以宗教般的使命感、忘我的天职感去探索宇宙的奥秘，往往能获得最大的发现。“跟踪”式的科学家显然是第一种类型，他们通常不会有创造性成就。　　其实，中国改革开放所借助的基本动力是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改革，强化物质利益原则，刺激起人们物欲的冲动来推动经济建设；二是通过开放，把西方的现成智慧引进到中国，发展到后来就是跟国际接轨。在现实生活里，大家都是跟着感觉走，摸着石头过河，免不了随波逐流，为外部强势文化及其物质力量所左右。在经济――政治二维的改革格局里，文化静止在意识形态框架里，边缘部分则受到市场、外来消费文化的渗透。　　这与西方原创型现代国家所走的道路不同，那是通过内部的大学文化运动，形成普遍的理性精神，成为现实的政治与经济建构的合理性依据；这也与中国过去所走的道路不同，所谓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主要依靠政府力量组织大规模公共建设及技术攻关，加上群众性的发明创造。　　今天再看所谓“863计划”，通盘的关键词是“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可见这并不是一个全面的科技发展战略，它只是选择在西方已经成功并有明显经济效益的技术领域，主要靠模仿、重复别人的研究而获得成果。虽然说是先跟踪，争取赶上甚至超过，但由于现代科技必需的大学文化基础和氛围在急功近利中日趋薄弱，科技生态趋于枯萎，甚至沙漠化。由于跟踪的步伐越来越凝重，权力直接出场，造成名利诱惑，便产生了学术腐败。　　校办产业，中国式的怪胎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产业成为大学继教学、科研之后的第三个支柱，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至今仍方兴未艾，这在世界上是罕见。　　有一个基本常识，大学是现代文明的文化堡垒，它的使命是通过研究更新的知识，给全社会以理性文化的指引。大学为了确保学术的纯粹性、中立性、普遍性，本身不直接参与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活动。　　虽然现代科学与技术，技术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直接，越来越紧密，大学需要与企业建立广泛的协作关系，但大学还是大学，属于文化领域；企业就是企业，它属于经济领域。两个领域相互呼应，但各就其位，大学并不会办企业，企业更不能干预大学的运作。在欧洲古老的大学传统里，学术与经济、政治是分得很清的，学术独立被视为大学的最高原则。在美国大学里，一般都有巨额的办学基金，给大学以独立的财政支持，这些基金平时是靠投资于企业来获得增值，以维系大学的持续发展，哈佛大学的捐赠基金已经通过增值累积到292亿美元，居全美之首。因此大学需要专门管理基金的机构。但是，大学本身却从不直接参与企业的运作。在日本，在韩国，在新加坡，在中国香港和台湾，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产学一体化，至多也只有产学合作，合作是各守其职，各取所长，优势互补。有的国家连“产学合作”也受到严格限制，国立大学为企业提供服务，可能造成国家变相补贴企业，违背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会遭到起诉。　　今天国人常以知行合一、理论联系实际、走出象牙塔、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等等口号来要求大学，这恰恰是用几千年农业社会的传统思维来建构现代文明，农耕文明里感性与理性、知与行、理论与现实、此岸与彼岸之间完全没有分化。没有分化就没有各自的界线，反正都是追求利益，争口饭吃，有利就上，哪怕搅成一团混水。然而，现代文明却必须建立在高度分化，专业协作的规则里，各个部门有明确的理想、原则、使命、义务、责任。大学尤其以理性文化著称，它是相对保守的，崇尚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讲究客观性、普遍性。　　在现代文化理念缺席的中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产业成为大学继教学、科研之后的第三个支柱，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至今仍方兴未艾。学校的公司老板完成多少指标也可以评“产业教授”；大学直接进入是风云变幻的股票市场恐怕全世界罕见，中国就有。　　我们应该知道，独立的文化是现代文明赖以发展的动力与向导。他们不能理解，大学竟然可以完全不考虑实用，作为纯粹的象牙塔存在。既然教学和科研可以放在一起，产业为什么不可以呢，三足鼎立不更稳定吗？教学和科研都属于人的精神文化活动，是追求真理，拥有理性与良知。而产业却是生产经营活动，是追求利润与效益的，两者在现代社会里是有严格分工界线的。庸俗唯物主义者和经济学家并不认为，大学精神所凝聚的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创作欲，构成现代文明的活力源泉，而是认为，产业利润所带来的物欲满足，才会给大学带来活力。在他们的设定里，大学教授不是以追求真理为天职，以智慧为荣耀，而是以出入豪华，买车买房为荣耀。　　这一切，恰恰证明中国缺乏现代文明的基本文化理念，大学远离了真正的大学精神，大学精神的根本是追求真理，但这在中国大学却往往是被漠视、被玩弄的。中国人没有创造力吗？凡是在与直接利益相关的事情上，国人表现的大胆与想象力是出人意料的。可是，大学的真正创造力，只有在人们对于物质利益的保守与矜持的状态之下才可能成长。　　加强科学与技术，技术与产业的转化能力，这是大学办企业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其误区在于，没有搞清楚国人科技创新能力缺乏的症节，恰恰是急功近利与功利主义教育，不是不重视转化结果，而是根本不具备前提。走出象牙塔，要以曾在象牙塔为前提。中国有知识的人往往并没有思想，因为知识作为应付考试的工具，从被灌输到大脑里去的时候就是死的；中国懂理论的人很少发明技术专利，因理论多是照搬别人的抽象概念用来炫耀的，根本不是自己独立的研究；中国即便有专利也难以转化为经济效益，因为专利发明者越是急功近利，越是无法专注于发明本身，常常以粗制滥造的东西充数，且欲罢不能。完全堕入利益的怪圈里。　　学者潜心研究，教师用心授课，学生虚心向学，官员依法行政，商人诚实经营，医生救死扶伤，警察锄暴安良，明星真情献艺，军人为国站岗，这才是和谐的社会。　　产业化繁荣下的大学困境　　大学大幅扩招，作为产业化的直接结果，的确是迅速改变了中国高校的面貌。然而，文凭的泛滥，看似由精英教育转化为平民教育的背后，文化的最后一线光芒黯淡了。　　中国大学另一种形式的怪胎，便是产业化运作，这一开始也是经济学家的杰作。一方面，政府的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基本的义务教育也很难保证，高层次的精英化教育更是捉襟见肘。另一方面，贫富分化造成严重的内需不足。经济学家于黔驴技穷的窘况中想出这么个馊主意来折腾教育——教育的使命不是“为市场经济服务”么，你还要干什么呢！中国教育没有哲学家的智慧启迪，被市场经济的利益思维左右，注定要走向畸形。　　在我们的语境下，产业是投入、产出的经济学运作，目的在于经济收益。教育与行政、司法、国防一样，决不是产业。教育，首先是人类文化的传递，是人自身的成长，尤其是心灵的成长，既是社会进化的需要，又是人的天然权利，文化教育的产业化会造成全民族的堕落。　　当然，教育也有供给、保障及收支问题。因此“教育产业”也是存在的，它是以教育为内容的产业，是以产业方式达到教育目的的一种操作方式，它本质上是产业，而不是教育事业本身。正如政府有财政问题，军队有后勤问题，但你不能说财政问题就等于政治，后勤问题就是军事一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教育除了经济功能外，它还承载着社会、文化、道德等功能。教育既是全社会发展的需要，又是每个人成长的需要，因此教育既有作为社会公共事业来运作的部分，又有作为个人权益来选择的部分。国家要保证长远战略，必须优先于任何现实需要与经济效益，建立文化、教育、科技的中心。只有在大众化的需要层面，在一般的知识传授、技能培训方面，教育才可以诉诸于产业化途径来运作。　　通常，每一个健全的文明社会都要为每个成员提供基本的、普遍的、平等的义务教育。在更高程度上，国家从长远发展战略出发选拔一批精英分子，给予其旨在服务于国家战略发展的高等教育；企业和其他社会团体提供其成员特定的教育；个人及其家庭根据自己的能力和需要，选择一定的教育项目。每一种教育方式的资源供给不同，都有收支运作问题，但只有后一种教育可以进行产业形式的运作。　　在美国，任何人类从事的工作，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文化活动，都叫产业（Industry）。但其中第三产业既有赢利的，有也非赢利的如政治。即便按美国的说法，“教育产业化”也是说不通的。教育是产业，就不存在“化”的问题；“化”就意味着原来不是产业，现在变成产业，无非是要借此赢利而已。美国是彻底的市场经济国家，义务教育也由公共基金提供。公共基金还为私立学校学生提供午餐、课本、交通、保健等服务。大部分美国大学是公立的，私立大学生源只占总生源的约20％。哈佛学生所交学费也只占教育成本的21％，其他私立大学通常也在30％以下。日本非义务教育大部分是私立学校，但政府向私立学校提供的补贴通常占学校经费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北欧许多国家，学生根本不交学费。　　西方国家的私立学校，也不同于其它经济产业，并非私人所有，而是由基金会之类的社会团体提供经费，其中有一定比例的政府投入。学校通常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以教育为本位。基金会接受的捐赠用以维持学校运行，却不能撤回、转让、抵押办学资产，不能随意关闭学校。　　在中国，产业就意味着有直接收益。经济学家们玩了一个概念游戏，就把洋人也不敢轻易置于市场的教育大胆当作赢利产业来经营。　　许多人寄希望于刚刚起步的私立大学，似乎那里才有一片自由的天空。问题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思维，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同样作怪，只是表现不同而已。绝大多数商人觊觎教育，目的再明确不过了，就是以收学费来赚钱。我接触过的一批所谓二级学院，从没见过一所具备长远的教育理想。动辄数万人规模的校园，却只有恶俗的口号，陈腐的观念，无序的管理，毫无文化气息。　　20年前人们也曾寄予特区大学以厚望，它有其它大学所没有的选择空间，结果却比后者更差。我们为什么不能达成基本的理智呢？既然能给私立大学办学自由，为什么不还国立大学以完全的学术独立呢？　　大学大幅扩招，作为产业化的直接结果，的确是迅速改变了中国高校的面貌。今天中国的大学校园无不气派非凡，豪气冲天。靠发文凭，尤其是给有权有势有钱的人批发文凭的院系，都竖起一幢幢高楼，背后还有一座巨额的小金库。在这里，政府、学校、教师、学生、家长，似乎所有当事人都获得了自己所要的。经济学家所乐见的效益最大化，就这样奇迹般的达成了。然而，文凭的泛滥，淹没了这个文明古国对文化与精神价值的最终一丝敬畏与和崇尚，看似由精英教育转化为平民教育的背后，文化的最后一线光辉黯淡了，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恶性膨胀，变得更加赤裸裸，更加肆无忌惮。斯文扫地，恶俗当道，作假横行，最先尝到苦果的是最具创造力的当代青年精英，最终恶果的承担者，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所有人，包括子孙后代。　　大学作为独立的文化力量，是社会的引领、批评、监督、较正者。如果它仅仅是某种工具，那就不是真正的大学。一个民族发展没有大学的全面参与，要在现代文明中赢得主动地位，是完全不可能的。　　20世纪中国的所有幸运、辉煌、骄傲，都与非常时期有北大、西南联大等大学及黄埔、延安等准大学相关。20世纪中国的所有不幸、失败、悲哀，都跟平常状态下反而没有一所独立于经济、政治之上的大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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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清华全体校友的公开信 诸位清华校友，师生，校领导以及教育部领导: 我们是一群关心母校清华发展大业的热心校友，鉴于母校近年来面临的形势和严峻局面以及顾秉林校长的以往表现，吁请顾秉林不要继续担任清华校长。 清华大学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的排头兵，在不远的未来将迎来她的百年诞辰。对于我们这些接受过母校的哺育，曾经在清华学习或工作过的一员来说，没有什么比听到学校在教育，科研，社会声誉等方面蒸蒸日上的消息更加兴奋的事情了。而这些进步与发展，作为一校之代表与主要管理者的校长，其所起的核心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我们是多么希望既有战略眼光、又有出色的管理能力的人担任清华的校长，最大程度地推动清华的发展，早日实现国家对于母校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的期望。不可否认，顾秉林院士在本专业研究领域中有杰出的表现，但遗憾的是，自从他2003年出任清华校长以来，清华在前校长王大中领导下突飞猛进的势头骤然减缓下来，校内外涌现出众多问题，严重影响着清华未来的持续发展。而在同时，很多兄弟学校在中国高教改革重组的大环境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在这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时代，清华的发展在过去四年中已经严重滞后；而在这个表象后面，凸显的是更深层次的危机，那就是清华在未来一，二十年中的发展潜力跟远景。如果不能尽快解决这些问题，清华的学术地位，社会影响力，公众认同程度必将持续下滑，导致长期处于落后地位的情况发生。这种可能性绝对不应该是有着近百年光辉历史，代表着中国学术现代化过程的清华的未来，更不是清华十几万校友能够接受和容许的。 众所周知，母校今日的辉煌和荣誉，建立在众多学长多年来切实奉献的基础上，而历任校长在学校建设方面的历史功绩尤其不可忽视。在清华的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对清华的发展至关重要。一是解放前的梅贻琦，在他的领导下，清华从一个刚刚设立的国立大学转变成为当时最出色的综合性大学。另一位是解放后的蒋南翔，他成功地扭转了清华因为院系调整师资几乎沦为二流学校的颓势，把清华建设 成最适应当时那个时代的多科性工业大学，进而奠定了今天清华重新崛起的基础。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一位合格的校长，应该具有以下素质。第一位的是要具有教育家的战略眼光，能够洞悉社会的需要，理解学科发展的方向，与时俱进，最大程度为社会培养精英人才。第二位的是要有政治家的谋略与手段，能够把自己的教育理念诉诸实践。现代大学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无论是在校内协调不同群体的意见跟利益，还是在校外寻求政府与社会对教育的支持，仅仅有自己的想法是远远不够的。要有所作为，必须有决心，魄力，跟政治手腕，不能畏手畏脚，一团和气。最后，校长必须能够面对公众推销和提升大学的公共形象。在现在社会，大学通常被期待为时代风范的载体，而校长则是大学风范的代表。面对媒体的时候，校长不但应该传达自己的教育理念，更应该时刻塑造和宣传大学的形象，让公众从他的身上，看出一所学校的精神与风范所在。进而言之，作为清华的校长，更应该表现出学校深厚的科学精神和文化积淀。 令人遗憾的是，自2003年担任清华校长以来，顾秉林没有表现出他具有上述能力中的任何一项。清华的发展陷于停滞，各种问题屡屡发生，学校在社会上的地位跟声誉江河日下，其他学校的崛起在各个方面挑战清华的优势。在母校面临着最严峻的局面的时候，我们不能也不应该熟视无睹。因此，基于下文对清华危机的全方面分析，我们郑重呼吁顾秉林不要再留任清华校长一职： 　　 第一， 缺乏教育家的眼光，对于未来清华的整体定位含混不清，对清华各学科应该如何发展，毫无作为。清华经过文革后几任校长的不懈努力，虽然名义上恢复了综合大学的学科布局，但是总体上仍然是工科独大，其他学科处于从属地位。更加严峻的是，即使这样的形势也受到了国内其他学校重组学科后的严峻挑战。传统工科优势减弱，学科老化，理科发展严重跛足，人文学科长期停滞于二流地位毫无进展，医学更是在跟协和的谈判中长期反复不前。在顾秉林担任校长的四，五年间，我们看不到他有任何调整，发展清华各学科的政策，只是在前任开创的学科格局上面停步不前。这种形势，只能让人质疑，他对于清华未来应该如何发展，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想法，他是否看得到清华所面临的困境，是否有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想法与能力。 　　 1． 工科是解放后清华立校的根本，但是由于近年中央跟地方政府对教育投资的加大，过去一些工科为主的学校得以集中资源专门发展几个工程科学，无论在教学科研规模，还是参与国家大工程的方面，都远远超过清华的传统工科系所，不断接近甚至超越清华工科的水平。在最近的国家一级学科评比中，机械，仪器等传统强项丢掉第一，土木，生物医学工程等方面更被其他学校远远抛在后面。在工项目上，同济大学在中国大兴土木的城市化进程中取得主动，在区域规划和城市规划、高难度桥梁工程、复杂超高层大跨度建筑工程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世界一流的学术成就和工程业绩；北航、哈工大等高校积极参与大型飞机和军用飞机研发、载人航天工程、探月工程等大型项目，为国防现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北方交大、西南交大等高校积极参与高速铁路研发，在铁路机车现代化、隧道工程、桥梁工程方面做出成就卓越，为国家铁路跨越式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清华的工科院系如果不能及时调整自己的发展模式，引入更加灵活的学生培养跟用人机制，那么这种趋势只会更加明显。众所周知，工程科学包括工程理论研究跟实践两个密不可分的环节，理论研究是保持学术领先的基础，而参与具体实践工程则是维持社会影响力跟经费来源的必要途径。清华工科系无法跟其他学校在规模上进行竞争，那么必须注重走理论跟实践两个环节。一方面吸引国际国内领先的理 论学者，例如计算机系引进的姚期智教授，另一方面应该全力支持院系去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并且给予这些项目的领导人必要的引用人才的自由度，保证研究团队的规模。近年来国家领导意识到了中国在技术方面的落后，提出在十一五计划中重点发展制造业十大领域，面对中国工业现代化迅猛发展的大好局面，清华校方理应组织科研力量，积极参与这些大型项目，但是清华校方却一再贻误良机，主动放弃了大好机遇。我们认为，工科系应该早日引入教授跟研究员双轨制，研究人员作为 non-tenure track faculty，而给予领导大项目的教授自主雇用研究人员的自由。这样，清华工科才能够在不无限扩大tenure-track的教授编制的前提下，既保持从事工程理论研究的教授的质量，又能保证工程实践开发团队的规模跟竞争力，从而永远维持清华工科的领先地位。可是恰恰相反，近几年清华人事制度的改革基本上停滞了，原来的教师分”科研教学”、”教学”、”科研”3个序列名存实亡。 　　 2．  如果说传统工科的优势在不断削弱，那么在新兴的工程学科领域，顾秉林更是没有任何积极进取的作为。近年来，国际上工程科学演化出了一些新领域，例如纳米微机械，现代生物医学工程等等。这些领域，正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的地方。尤其是生物医学工程，跟公共医疗体系紧密相关，有极大的市场应用前景。国内一些传统文理科大学在设立工科的时候，就看准了这些新兴的领域，并且直接从国外招聘到出色的留学生学者，例如北大就选定了纳米等领域作为他们工科的突破口，上海交大跟Johns Hopkins联合培养生医硕士，学生在美国完成硕士课程。相反，清华在这些领域要么是没有发展目标，要么是象生医工程这样长期被学校忽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生物医学工程系近5年来没有引进过一名算得上是优秀的教授），停留在国内低水平的层次。 　　 3．  在工科岌岌可危的同时，清华理科同样也处于复建二十余年后的发展瓶颈。数学跟化学系长期处于国内二流学校的水准，找不到任何突破口。这种局面不是引进一两个特聘教授或者院士就能够改变的，而需要有魄力的系主任跟学校的全面支持。数学是物理教育的重要组分，而化学则是跟生物，以及近年来新兴的纳米领域息息相关，在这两个学科上面跛足，清华的理科就永远不能说是国内一流。同数学系和化学系遇到非常多的困难相比，清华物理系跟生物系还算相对幸运，在复建的过程中有很多能力出众的系主任，以及得到了外界的很多学术上的支持，得以较快地进入国内一流梯队，并在国家重点学科，科研成果，院士等上面表现不凡。但是，他们的发展同样面临很多挑战，尤其是生物系，因为生物跟医学研究的紧密相关性，清华长期无法跟协和理顺关系，严重影响了生物医学研究的发展。清华生物系虽然得到了学校985经费的大力度支持，但是无论是规模，还是经费，根本无法跟那些合并了医学院的大学相比。纵观国内最好的几所大学，北大，复旦，交大，浙大，都通过合并得到了完整的医学科研体系，在生物医学研究成果，经费，重点学科评比，国家各项奖励项目，院士人数等方面立刻上了一个台阶。跟这些学校相比，清华生物系则成了校内资源经费的黑洞，无论学校如何特别重视支持，仍然不可能跟其他学校处于同等层次竞争。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生物系也从饶子和， 孟安明等取得重要突破的乐观中掉落下来，目前面临着发展上的重要问题。同时，需要指出的是，饶子和、孟安明等是10多年前引进的教授，而最近5年来生物系新引进的教授基本上还没有出重要成果的迹象。 　　 4．对比理科的发展不均衡，那么清华人文社科学科就只能用不及格来形容。不要说在全国学科排名中10，20名以后的尴尬地位，学校似乎从来就没有认识到人文社科学科对于清华未来发展前景的重要性，看不到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文社科重新占据了社会最显著的地位，人文社科出身的人不但成为政府高级官员，公务员的主要组成来源，而且广泛占据了新闻，媒体等舆论渠道，成为和人民大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显学。面对这种社会发展趋势，清华仍然是把人文社科当作理工科的点缀，限制文科规模发展，把文科教师的主要工作定位于讲授全校公共课程，在教师数量极为有限的情况下，每个老师为大量全校性人文选修课疲于奔命，可以用在培养本学科学生跟学术研究的时间受到极大的限制。同样严重的是，从来没有人文学院出身的教师担任校一级领导来维护文科发展的权益，复建文科二十余年，学校里面仍然没有一种可以让文科自由发展的人文气氛，人文学院当年下礼聘来的专家学者要么是象葛兆光一样成名后就被传统文科强校挖走，要么是在学校里面无声无息，更有甚者，还有象陈丹青一样拂袖而去，把清华僵化的体制暴露在全国人民的视野之中。在这些著名学者纷纷去职的同时，从顾校长上任的2003至今，除了经管学院引进钱颖一、李稻葵、白重恩等以外，清华6个文科学院的其他5个（人文学院、新闻传播学院、美术学院、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都没有引进过在国内外具有显著影响力的学者。我们所熟悉的如李强、景军、李希光、薛澜、张明楷、崔建远等知名教授，几乎全部是王大中校长在任期间引进的人才。 　　 面对以上诸多挑战跟各个学科困境，我们看不到顾秉林有任何明确的，一贯的教育思想，有解决哪怕是任何一方面问题的想法跟决心。工科广大院系抱怨学校把985经费过多投给理科文科，失去工科传统优势；文科系抱怨学校限制招生跟发展规模，无法形成内部的良性循环；理科系发展受到外在跟内部因素的限制。更加严重的是，学科发展的停步不前，更直接影响到了清华的社会声誉跟高考招生。在 当今社会价值迅速转型的大环境下，人民群众对于综合大学空前认同。近几年的高考招生中，在最发达的地区，例如北京，上海，浙江等地，考生偏好北大，复旦等传统综合大学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清华过去那种单一的工科形象极大地损害了考生的信任。某些学校在招生的时候更是公然宣传理想主义的学生应该选择文理科，想早日挣钱养家糊口的去学工科，或者是拿自己的’新兴工科’来对比清华的’夕阳学科’。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综合大学在北京等地的优势必然会不断扩大并发展到到更多经济发达省份，如果到那时候清华仍然不能改变在社会上单一，僵化的形象，那么现在这种招生的优势必将荡然无存。设想一下，没有领先的学科，再失去了领先的招生，清华还能够依靠甚么来维持今日的优势？ 第二， 缺乏政治手腕与，处理校内外事务严重无能。在现代社会，一个合格的校长，就象大公司的CEO一样，需要有出色的管理能力跟政治手腕，来协调各个方面的诉求，为学校发展创造最合适的空间。但是，在面对以下种种问题的时候，顾秉林没有表现出任何处理复杂事件，为清华发展谋取 权益的能力。 　 1．医学领域的反复不前。随着上一轮高校合并的结束，国内高校发展的形势已经很明朗了，北大，复旦，交大跟浙大这四所最可能在未来跟清华处于长期竞争地位的高校，都获得了完整的医学院跟大量附属医院，从而奠定了他们在生物医学研究，公共健康服务中的优势地位，唯独清华被抛在后面，并在跟协和的关系不明中错过大量发展机遇。清华既然从王大中时代开始就决意发展医学，那么就应该全力以赴，争取一切资源，想尽所有手段来解决跟协和长期纠缠的局面，从而将医学发展的关系理顺，进入快车道。一日跟协和的关系不明确，就一日无法整合研究资源，协调学科发展方向，从而远远落后在其他四所大学后面。事实上，现在北医的发展已经全面接近甚至超过协和的现实，最好地说明了医学院跟综合大学的合并，对于医学发展能够起到多么大的推动。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领导者具有创造性的思维。例如饶子和院士担任南开校长期间，与301医院开展合作，也为解决南开医学面临的高水平医院的瓶颈问题打开了重要的资源。 2．学校教学，科研，教工住房用地开发长期停顿。学校的发展，缺少不了建筑规模的扩大跟保持一支能够安家乐业全心投入教学科研的教师队伍。但是，清华在2003年得到海淀区给予的朱房跟八家保留发展用地之后，至今没有任何开发的计划，处于永久搁置状态。在过去5年清华周围的房价上涨超过200－300%的情况下，广大青年教工现在根本无法负担学校附近的住房。如果说高搁的拆迁费用是阻碍开发这两块地方的主要阻力，那么现在负担不起的拆迁费用，学校未来更加不可能负担得起。相反，在2003，4年的时候，当时几个商业银行给了清华北大等学校几十亿的贷款额度。如果校方有王大中校长当年贷款十几个亿开发紫荆学生公寓区的魄力，在当时拆迁费用比现在低得多的情况下，能够一举解决这两处的征地问题，那么不但能够解决大量青年教工的长期住房问题，同时也能为筹建中的综合医院获得土地。而校方没有魄力，拖拖拉拉到今天的结果，就是本来5年前可以在房价低的多的时候购买校外商品房的教师，却因为对顾这一届领导的能力抱有希望而没有购买，现在再也不可能负担起学校周围的住房。同样，台湾长庚集团投资的国际医院，虽然医院本身的建设经费有了保证，却因为学校迟迟无法征地，而无限期拖延下去。跟顾的无能相比，比清华更接近闹市地区的北大，却得益于许智宏闵维方的出色领导能力。不但巧妙地校外的科技园转化成为科研用地，极大改善了教学科研空间以学生住宿条件。而且他们战略明确，很早就明白学校的财力不能够确保开发教师住房，因此在几年前的时候就组织教师在五道口等地大量团购，从而解决了很多老师的后顾之忧。同样，北大方正集团投资的北大国际医院，已经正式动工。顾秉林在这方面的表现，完全不及格。 3．缺乏校内危机处理能力，严重丧失学生信任。一个合格的校长，要能够得到学生的发自内心的尊重与爱戴，能够听取学生的意见，并敢于面对学生。2003年以来，校内出现过几次严重的学生与学校的对立。一次是无法兑现研究生4，2，1的住宿条件，导致学生去工字厅要求见校领导。顾秉林自己不出面，反而打发几个态度恶劣的中级工作人员，对学生说出’你们对清华没有贡献，凭甚么要求改善住宿条件’的丧心之语，极大地伤害了几千在校研究生对母校的感情。设想一下，如果顾能够以校长的名义，在第一时间站出来亲自向学生解释学校暂时的困难，将是如何一个不同的结果。第二次是水木清华bbs站事件。在2005年，教育部要求学校加强管理bbs论坛的政策出台。作为多少届清华学生的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bbs的任何变动都对学生意味重大，如果学校在处理这个问题上能够以人为本，向学生充分解释国家政策，并说明自己的苦衷，相信是能够获得广大同学的谅解。但是学校粗暴地采取干涉措施，造成水木清华bbs四分五裂，从而彻底离心了一代学生。跟广泛受到学生爱戴的前校长王大中，张孝文等相对比，顾秉林是清华解放后声望跌到最低点，最不受学生尊重的校长，是完完全全的失败。 第三， 回避媒体，缺乏社会活动能力。九十余年以来，清华大学一直在广大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声誉。因为这些社会的赞誉跟认同，清华有幸得了到很多热心于公益事业的公司和个人的无私赞助支 持。但是，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学校的形象是时刻处于媒体跟人民的监督之下，这种荣誉需要每一个校友精心维护，更需要学校有组织地，系统地去经营，才能够维持广大人民群众心中对学校的认同长盛不衰。但是，在顾秉林任上，清华负面新闻不断，正面宣传空洞乏味，极大地损害了清华各方面的利益。 　　 1．缺乏清晰的宣传战略，对外舆论宣传毫无章法。一所大学在大众心目中的地位，不仅仅是由她的学术水平决定的，毕竟那些高深的科研成果普通百姓难以理解跟比较。人民群众对一所大学的先入为主的印象，是她是否有丰满的文化形象，是否对年青的考生有感染力。我相信很多学子在报考清华的时候，都是被荷塘月色的清华，人文日新的历史所吸引，而不仅仅是学科排名高低或者就业是否理想这些因素。考生，特别是高中生，在选择学校的时候，对自己心目中理想主义的认同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这就需要清华能够面对社会全面展现出自己各方面的魅力所在。这种综合形象，不但影响考生的选择，也直接关系到社会捐助等方方面面。遗憾的是，顾秉林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点的重要性，在他的任期上，清华的声誉从九十周年校庆以的顶峰一路下滑，某些任由媒体摸黑的行为，已经到了令人忍无可忍的地步。 2．消极回避媒体。今日之大学，早就不是往日的象牙塔，从教师到学生，一言一行，各种政策，都暴露在社会媒体之下，接受公众的舆论评判。一个有能力的校长，应该能够领导学校新闻机构，主动接触媒体来树立自己正面积极的形象，同时巧妙地化解危机跟负面新闻。但是，在顾秉林领导下，清华新闻机构一味回避媒体，在今年重庆文科招生危机事件中，完全暴露了领导层的无能，任由某些媒体抹黑诬蔑清华，把清华求贤若渴破格招收几个省市的文科状元说成是破坏分科规则，把清华的新生奖学金说成是用金钱收买考生。由于校方拒不回应媒体澄清实事，随着事态的发展严重到全社会的主流媒体都指责清华破坏招生规则的情况下，清华仍然禁止参与招生的老师跟招办接受媒体采访，说明真相，从而在大众眼中坐实了媒体的指责。面对这种荒唐到极点的做法，我们想质问一句，他们有甚么权力，把清华多少代人建立起来的声誉跟地位，任由媒体来践踏？这种掩耳盗铃，装聋作哑的方式，难道真的就能期望社会广大群众很快淡忘掉负面消息？在我国各级政府都设立发言人，主动应对媒体的大形势下，清华有了成绩不去联系媒体主动宣传，受到摸黑唾面自干，这就是顾秉林理解的’行胜于言’么？更有甚者，清华明明有一流的新闻传播学院，经常为国家危机处理出谋划策。到了清华自己危机重重的时候，学校为什么不能够组织人文，传播学院的老师，来帮助清华渡过难关？事实上，清华近年来消极应对媒体完全是顾秉林领导无方的结果。在王大中时代的清华跟媒体的互动就积极正面得多。在刘海洋事件中，清华校办，新闻处面对媒体的多方轰炸，坚定立场，保护学生，出色地缓解了这一突发事件对清华的负面影响，并且维护了清华治病救人的人文关怀形象。 3．缺乏社会活动能力，无法代表清华形象。对于顾秉林这种逃避媒体的校长，在一些会议场合接受记者访谈也许是最后一个体现学校气质，推销学校形象的机会了。北大的许智宏上任后，持之不懈地用各种机会宣传北大的理科是全国第一，一改北大长期在大众眼中的文科强，理科（高考分科的理科，而不是学科）弱的形象，高调在宣传北大文理法医都是第一。相反，顾秉林没有能力向公众推介清华综合大学的形象。在两会，校长论坛这些最好的面对媒体的机会的时候，顾每一次的发言都是空洞无味，无关痛痒，毫无真知灼见，很难想象考生的家长或者学生本人听了顾的发言，会对清华增加半点仰慕之心。 4．缺乏筹款能力。大学发展，需要社会的支持。北大单是2007一年，就收到了美国，新加坡等国超过3亿元人民币的捐款支持；更屡屡通过政治关系，获得国家的专项支持，例如价值上亿的国际数学中心，以及通过艺术学院获得温家宝总理特批的数亿元的歌剧院。在同一时期，浙大也依靠浙江无数企业家以及校友资源，获得海内外数亿元的巨款，单是今年成立法学院，就获得了光华基金会一亿元的捐助。跟这些充分利用政治，经济资源的学校比，清华长期就靠着香港几个财团的有限捐款，在其他地区都没有甚么收获。更令人疑惑不解的是，清华高等研究中心有杨振宁，姚期智这些大师，却不去从国家争取一分钱的特殊经费，还要依靠杨先生老迈之身，在香港，美国各地奔波筹款。这种可悲局面，唯一说明的就是顾的无能。 第四， 学生培养素质下降，学生培养目的不明。建设一流大学，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培养优秀的人才，以期成为日后社会发展的中坚与核心力量。清华在九十余年的历史上出色地承担着这种使命，在她的学生中，涌现出无数杰出学者，工程师，政治家等精英人物。但是，中国社会的急速发展与转型，对于清华未来应该培养怎样的学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与挑战。对此，顾秉林仍然是没有表现出他对于这个严峻的问题有任何真知灼见，或是处理解决的方式。 1．本科教育的失败。清华的声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毕业生在社会各行各业的成就。在90年代末学制缩短跟本科生扩招之后，对本科教育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在顾的任上，学生培养毫无起色，缩短学制后注重基础的优秀传统被抛弃，学风更是受到社会浮躁气氛的影响日益败坏，本科教育整体敷衍，学生两级分化日益严重。优秀的学生因为教学科研整体水平的进步，有了更好的学习机会，因此取得 了很多令人欣慰的成绩；但是另一方面，那些不喜欢自己专业，或者是自觉性不强的学生，学习越发没有目标与动力。很多课程的要求跟考试难度不断下降，可是不及格的学生比例仍是不断增加。在这种整个社会大风气影响下，清华如何维持学生培养质量，是极为严峻的挑战。我们认为，学生日后的成就，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就是对从事的事业是否足够的激情跟自我认同。因此，理想的大学教育，应该能提供给学生尽量多的机会来认识自己最愿意从事的职业领域；简单地说，也就是淡化专业界限，力求提供通才教育。近几年来国内的一些学校对此做了不少有益的尝试，例如复旦本科入学第一年不分专业。我们有理由相信，考上清华的考生，在智力才能上都是足够优秀的；在他们当中一些人毕业的时候成就远远比不上那些当时高考成绩低于他们，去了教学科研条件不如清华的学校却在里面脱颖而出的人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在清华没有找到合适自己发展的道路，无法从自己不喜欢的专业中获 得足够的正面鼓励支持。作为校长，应该尽最大可能，为每一个学生的发展负责，遗憾的是，在本科教育改革的方面，顾在这五年中仍然交不出合格的成绩单。 2．不敢喊出精英论的口号。作为国内一流大学，清华到底要培养甚么样的人才？社会上流传”半国英才进清华”的说法，这样多学生跟家长的信任，背后是国家给予巨额经费支持，唯一的目的这就是希望能够把他们培养成为社会各行各业的精英，成为引领社会潮流的人才，而不是一部机器上没有个性的螺丝钉。蒋南翔校长当年提出红色工程师的口号，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工程师就是社会的主流精英， 是决定社会经济走向的人物，这也是清华在文革后20多年来在政界独领风骚的原因。清华应该在新生入学的第一天，就时时刻刻给他们灌输社会责任感跟使命感，要他们明白，一个清华学生应该对社会发展，对大众承担的责任跟义务；而只有成为精英人才，才能够实践自己对于理想社会的理念。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现在学校仍然在宣传空洞的双肩挑制度。它作为现在清华的培养目标，已经彻底脱离于时代。当今社会分工日益精细，从事政治的越来越多的是人文社科出身，而工科唯一的上升路线是大型企业技术管理的道路而已，即使这个途径也受到了管理学科出身的人的强烈竞争。在这种形势下，大学的辅导员经历，对于日后的事业或仕途发展，帮助是微不足道的，反倒不如扩大文科，尤其是社科专业的培养规模，才是增加在未来社会政治经济影响力的正确方式。总之，不论时代如何变化，作为一个学校，一个校长，最重要的就是与时俱进。蒋南翔校长有独特的眼光，看到当时社会最需要的人才，给那时的清华学生设计了最合适的发展道路。现在的校长，如果没有半点眼界，沿用40年前的方法，去套今天的社会，那真是刻舟求剑，怡笑大方。 3．学校文化的日益沦丧。清华历史上是一个文化重镇，自从清华建校以来，清华一直是在时代文化风潮的最前列。但是近年以来，随着工科社会影响力的日益削弱，清华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逐渐演向刻板，平庸，乏味演变。而那些传统综合大学，则借助自己强大的文科底蕴，不遗余力地向社会推销自己的文化形象。例如北大跟凤凰卫视合作的大讲堂系列，已经俨然成为了国内高等教育文化的主要舆论平台。清华很多人不承认或者不敢面对这种变化，口口声声用’行胜于言’为自己辩解。一方面，’行胜于言’被谬解成为’行而不言’， 而’厚德载物’则被庸俗化成毫无立场原则，一味包容社会既成现实的不公正，而不是象清华无数前辈那样，所’言’者，是心中坚持的的理想主义，而’行’则是去实践这些理想的方式。现在这种’言”行’割裂的校园文化，唯一的结果，就是把入学时候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高中生培养成没有立场跟独立思想的庸才。这样的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怎么能够指望他们能够承担未来社会的各行业领袖的角色？ 清华能够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长久不衰，在千千万万自强不息的校友们的奋斗跟奉献之外，也是因为曾经幸运地拥有几位具有杰出品质的校长，在清华屡次面临重大动荡的时候把握住时机，成功地带领清华渡过危机。而现在，清华的发展已经再次面临最危急的时刻。顾秉林在台上的五年，毫无进取之心，只求保守无过，决不尝试任何对学校有益的改革。在其他学校飞速进步的时候，清华发展的任何一点缓慢甚至停顿，就是相对位置的大倒退。事实上，在当今高校拥有的资源相对均衡的情势下，学校发展的好坏，最关键的就是有没有一个有能力的校长。以上海的两所学校做例子，在90年代中期之前，复旦无论是在学科组成，科研成果，还是社会声望上面，一直远远超过同城工科为主体的交大。但是在985计划两所学校受到同等支持力度的情势下，交大当时的校长大刀阔斧组建学科，在社会上全面宣传塑造交大新形象，在短短的不到10年的时间里，交大已经有隐隐超越复旦的势头，这就是一个有能力的校长对学校发展所能起到的作用的最好的例证。在这个高教飞速发展的时代，一个成功的校长，一定要有霸气，敢于把自己的先进教育理念在自己学校实践，并积极推广给全国人民，敢于开风气之先。为了实现这些变革，则要求现代大学校长具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有谋略，有胆识，有过人的智慧。在这个前提下，校长本人是否是院士则无关紧要，事实证明，清华过去几位最杰出的校长，本身并不是著名学者。同样，清华校长也不应该拘泥于本科出身清华。一个有理想抱负的校长，是把这个职位当作实践自己教育理念，以图推进中国高等教育进步的舞台，正如同最近上任的南开校长饶子和对南开的发展呕心沥血、殚精竭虑。 　　 清华现任校长顾秉林，缺乏上面列举的任何一条成功校长必不可缺的品质。在明年即将结束的第一个任期中，我们已经看到他在各方面的失败与不称职之处。如果他继续连任校长，那么清华将错过2003-2013整整十年的黄金发展时期，那将会是不可挽回的灾难。我们绝对不怀疑顾秉林作为校友的一员，对清华的感情以及对清华发展的良好愿望。正因为有这个共同的目标，所以我们呼吁他能够清醒认识到自己能力的不足，不追求连任，而是抱着对母校负责的原则，主动让贤，让更加合适清华发展的人选来担任校长一职。我们从不否认顾本人是一名优秀的科学家，他早日回到自己的教学科研岗位上，对清华，对他自己，都更加合适的一个选择。那样的话，在清华的校史记载他的时候，他至少还会有一个亮点，那就是他以清华为重，及时辞去了这个他不能够胜任的职位，从而为清华重新走上发展路线，铺平了道路。清华的发展，不是顾秉林一个人的荣辱问题，而事关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世界一流大学的成败大业，因此顾的不称职，不但是对清华的极大不负责任，也辜负了国家为了建设清华而投入的大量投资，辜负了党和政府对清华的殷切希望。 　　 我们吁请顾早日请辞，这就是他个人能够为清华发展所做的最大贡献，同时吁请相关部门在全国范围内甄选更加适合清华发展的校长，以实现早日把清华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 时间:2007年12月20日 作者： 来源:天益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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