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大学从“象牙塔”到“服务站”
Posted on 05月 22nd, 2008 作者： caoyinshuang
大学”的产生与发展是这一千年中最伟大的事业之一，因为它创造了一个延续整个世界文明的场所，也培养了大量全面了解这个世界的智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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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产生与发展是这一千年中最伟大的事业之一，因为它创造了一个延续整个世界文明的场所，也培养了大量全面了解这个世界的智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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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教育总批判（原载《战略与管理》张广照一、中西教育比较中国的学生最聪明最勤奋，中国的教材最深，但是中国人却缺乏创新精神，这就是中国教育的失败，必须革命。中国的教育病入膏肓天怨人怒，人们对它的批判是严厉的全面的尖锐的，但并不一定是深刻的。就像孩子发烧，任何人一摸其脑袋就知道孩子病了，也能说出一些分析和责怪的话来，但是对于其真实病因尤其是如何治疗却不是一般人所能说得出来的了。这就是经验与科学的区别。我对中国的教育思之愈深，责之愈切。文化和教育本来源于和服务于民众和民众的学习与实践，但中国教育中国文化本质上就不是为平民为社会为实践服务而是为统治、束缚、愚弄人民群众服务的，人民不是文化和教育的主人而是相反。它充满了特权主义霸权主义官僚主义神秘主义伪精英主义贵族化的气息。它有意无意地用最繁琐的内容最专制的形式最高昂的代价让人学了许多（不能说全部）最无用的东西，中国人教的学的更多的是“御龙术”而不是“御马术”，大而无当华而不实，而无论御龙术和御马术又都是“真传一张纸，假传万卷书”，有意无意地把一张纸变成万卷书来教来学（商界产业界等其它各界有时也有类似现象），而许多应该学习的东西却又不学，因此必须予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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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体制改革的困境 刘 凌 时至今日,中国大学改革已经进入关键时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已显为制约高校发展的瓶颈。而执事者却多不承认此点,呼吁者又每操之过激, 以为只要有开明领导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即可大功告成。对改革的制约条件和难度，并无清醒、深切的认识。拙文拟对高校改革的制约因素略事探讨。改革的任何重大突破,必须从摆脱这些制约因素开始；否则,就只能是空谈,甚至比空谈还要坏。目前改革中日趋严重的的权贵化倾向，就十分令人忧虑。改革,继续向着有利管理者、权力者的方向发展,而非向着有利于代表教研生产力的教师群体发展。而一旦“路径依赖”将改革引向邪路,发生严重倒退,再拉回正路就无比困难。 我们不妨将高校改革与农村改革、国企改革作点比较,以把握高校改革的特殊性。在我看来,较之企业和中小学,大学体制改革有如下几个严重障碍: 一、 大学改革中的“单位”阴影 由于社会资源总量不足和中间组织匮乏,中国城市长期实行“单位”制。它对于发展社会事业、维护社会稳定,曾发挥过重大积极作用。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源总量的增加与资源多元化,“单位”体制的僵化弊端便日益突显。改革不能不提上日程,并在资源多元化较充分的企业、商业领域开始突破。但对学校尤其是高校的体制改革,却很难走出“单位”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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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人文精神 一近现代意义的大学, 自12 世纪初诞生至今,就其根本精神宗旨可分为两大演变阶段: 以19 世纪德国柏林大学的建立为分水岭, 此前的大学基本以基督教神学修道院为原型而向世俗化方向演变, 此后的大学则愈渐定位于民族国家精神文化与科技所需求的教育和科研。中古大学不仅脱胎于基督教会, 而且不管如何趋于世俗化, 一个国际性的基督教团体, 特别是一个普世的基督教精神世界, 始终是大学的实质性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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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评价的环境标准胡戟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时间：2002年12月26日 作者：胡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一、历史 关于历史的定义和对历史学功能价值的认识，直接关系历史评价的标准。出于“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1](P28)和“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2]（《温国文正公集》卷57《谢赐资治通鉴序表》）的目的，把历史当作皇帝的教科书和官僚的教科书，必然持正统论和忠奸论的评价标准；视历史为阶级斗争，必然持阶级论的评价标准。不同时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观和历史观，衡量历史和作为历史评价的标准是不相同的。我们不能指望在这个问题上找到最终的一成不变的结论，只能用相对比较进步的历史观来指导当前历史研究的实践。 什么是历史？仅说历史是过去事实的记载，或“历史是说过和做过的事情的记忆”（卡尔·贝克），“历史是人类群体的记忆和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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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文化与制度变革的关系世纪大讲堂 我今天讲的题目就是两个文化革命之间的关系。第一个文化革命就是不打引号的文化革命，这个文化革命呢是从二十世纪初梁启超、胡适到鲁迅“新文化运动”一直到“五四”，那个一、二十年代里面，结派而成的文化革命的理想。第二个文化革命就是打引号的“文化革命”，恰恰是我们最熟悉的那个“文化革命”，所谓1966年开始1976年结束这个“文化革命”。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国对后一个“文化革命”的否定，无非就是两个层面，一个是政治上的层面，有那个历史决议。还有一个就是知识界普遍的否定。知识界普遍的否定呢我觉得是必要的，甚至于到目前为止还是远远不够的，但是这个知识界的否定呢，它局限在后一个“文化革命”的本身，而没有打开这个“文化革命”的历史纵深，就是这个文化革命打引号的“文化革命”和知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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