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ed on 五月 15th, 2008 by caoyinshuang
龙应台：给我们一个政治家 台湾需要什么样的“总统”？ 2006年6月27日，“国会”进行罢免“总统”的投票，我曾经为此写了《今天这一课：品格》，说，一个国家的元首，在我的理解，有4个核心的责任： 第一，不管国家处境多么艰困，他要有能耐使人民以自己的国家为荣，使国民有一种健康的自豪感。 第二，不管在野势力如何强悍，他要有能耐凝聚人民的认同感，对国家认同，对社会认同，尤其是对彼此认同。 第三，他要有能耐提得出国家的长远愿景。人民认同这个愿景，心甘情愿为这个愿景共同努力。 第四，他不必是圣人，但他必须有一定的道德高度，去对外代表全体人民，对内象征社会的价值共识。小学生在写“我的志愿”时，还可能以他为人生立志的效法对象。 今天是2008年3月20日，距离台湾“大选”还有两天。2300万人在思索：台湾，需要什么样的“总统”？ 初到欧洲时，一个完全没人在意的街头小细节被我看在眼里。 过十字路口时，人们不耐烦地等候红灯转绿，总有一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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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五月 15th, 2008 by caoyinshuang
百年中国的精神脑震荡 ——在北京大学讲座主讲人：姚国华 这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整个思想界，包括那些思想大师们的思想，包括今天学者们的主流思维，都存在一个巨大的思维陷阱，我把这叫做“精神脑震荡”状态。下面我将从三个概念入手，揭示这一思维方式的误区。我在《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两本书中列出了三十个概念，都是当代汉语中使用的一些最基本的、几乎从没有人怀疑的词，离开它们我们可能就没法说话了，但恰恰就在其中，包含着一些思维陷阱。这些陷阱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的现实问题相关，是它们约束着中国现代进程。 今天我主要讲的三个概念，第一个是“封建”。 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把两千年来的传统中国定位为封建社会。直到前些年，已故著名的思想家李慎之先生才提示出这个错误来。错在哪里呢？“封建”一词在古代汉语里，与相应的英语词汇“Feudality”相似，是指“封土地、建诸侯”，大约是夏商周时期中国社会的基本制度。春秋战国之后，秦始皇统一天下，废除井田制，建立郡县制，就是今天所说的中央集权制度，这就废除了封建制度。但是，我们的教科书，那个我们背不好就考不上高中，更不用说考大学的教科书，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建立了封建专制制度，而在此之前中国是所谓奴隶社会。可事情的真相恰恰是秦始皇消灭了中国的封建制度，而中国的奴隶社会几乎是个子虚乌有的东西。这是一个历史的简单常识，这半个多世纪里，我们经常使用的这个关键词，在99％的情况下是错误的，而且并未意识到这个低级错误。 为什么说这是个低级错误呢？中央集权制度和封建制度本是两个对立的东西，秦始皇以后的中国社会状况，无论政治还是经济层面，都不是封建主义，倒是更接近西方资本主义。如果把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跟西方做一个对比，我们会发现，中国与其说像他们的封建社会，不如说像他们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中国，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地主可以雇工，农民有钱可以买土地，没有钱可以给人做长工、打短工，有钱人可以开钱庄，这哪有西方贵族庄园的影子？哪有封建主与农奴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呢？哪有西方诸侯并起、城堡林立的封建秩序呢？事实上，我们过去说的所谓中国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存在，并不是明清才有，宋朝有，唐朝有，汉朝就有，甚至更早中国就有了农业资本主义，而且中国的工商业城市也在大多数时候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 如果只是一个孤立的用词错误，那好办，约定俗成，这个词有了新的含义，大家默认就完了。可是，我认为这不止是一个简单的用词错误，这个关键词的背后，包涵着一个基本思维方式的错误，一旦陷入这种错误中，我们的思维就没有办法翻身。 原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被西方打败了，被打晕了，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打败的。刚开始，我们只是觉得西方的船坚炮利，但这不过都是些外部手段，奇技淫巧而已，并没有什么心灵的震撼，传统中国被蛮族打败的事情多了。到了19世纪末，泱泱大国却被向西方学习了的小小日本打败，接下来的义和团的挣扎更是输光了所有的面子，我们才渐渐发现西方的整个体系都很优越，自己几乎什么都比人家不上。这样，我们急于要找到一种解释自己处境的理由，我们的整个文明坐标却崩溃了，过去的所有理解都不灵了。 从那时起，中国人开始相信，人类的文明有着一种进化的方向，一种普遍进步的套路。只是不同的民族，处于文明上升的这个链条上的不同点上，西方人在这条路上走得比我们快，走在前面，而比我们更落后的还有非洲、澳洲、东南亚，以及我们境内的许多少数民族在更后面。也就是说，不同的民族沿着同一个方向，只不过在不同水平上，在往前发展。 我们知道，胡适之本来不叫这个名字，改成这个名字就是要体现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的进化理念。20世纪初期，这种来自西方的进化论思潮对中国人的影响非常之大。因为中国人被打晕了，要找到挨打的原因，才能避免挨打。西方人解释说，你中国挨打是因为落后，要不挨打，怎么办呢？赶快沿着他们走过的那条道路前进，赶上去。这样，中国人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看到了希望，激起直追吧。这种定位建立在历史一元化发展的逻辑上，相信每一个民族都会沿着同一方向进化，这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从那以后，我们就有了这些观念：历史是进步的，时代是前进的，社会是发展的，而且这一趋势是唯一的方向，是必由之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这种观念里，西方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那我们的今天是什么呢？按照这一逻辑，自然就是西方的昨天；西方的昨天是封建社会，所以呢，我们就是封建社会了。原来，说中国两千多年来不发展，也是因为我们长期停滞在封建社会里，这个同语反复的结论不是从经验事实出发，不是从中国的实际境况出发，而是以这种逻辑想当然地推导出来的。人在脑震荡的状况下，完全丧失记忆，丧失时空观，丧失自我坐标，就这样把“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毫无道理地加于中国历史。 这种逻辑的背后，又强化了我们相信的那个原因：人类历史沿着同一方向往前发展的。可是，在座的各位，稍微有点生物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际上是对达尔文主义的一种误解。达尔文并不认为生命进化的方向是统一的，而是呈一种树状分化的趋势。根本不存在说：人是最高级，猩猩低一级，接下来是猴子，一般的哺乳动物再低一级，再往前是爬行动物，还有鱼，小虫子等等。按这种逻辑，就会产生出一种荒唐的推理：我们今天是人，昨天是类人猿，前天是猩猩；猩猩不服气，它说我今天是猩猩，明天可以进化成人了；猴子也不甘示弱，它说我的尾巴有一天掉了，变成猩猩，再往前进一步也会变成人；老鼠也不甘心一辈子钻地洞，将来也要做灵长动物，做猴子，变猩猩，最后进化成人；甚至一头猪，一条鱼都不甘心“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历史，有朝一日，也要变成人。大家都知道，达尔文的进化论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根本不存在一个终极的、最高级的进化状态。可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近代中国的主流思维却告诉我们：人类文明进程有一个统一的方向，有一个终极的状态。后来，我们又接受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进化链条，这种支配我们思维的进化逻辑，完全是斯大林时代被人杜撰出来的，根本不属于马克思本来的思想。 第二个概念是我们仍在使用的，而且还没有人认为它是陷阱，这就是“启蒙”。 如果说，“封建”一词背后的陷阱，只要经人点化，大家都能意会的话，那么，“启蒙”一词背后的陷阱则更为隐晦得多。包括我刚才提到的李慎之先生，虽然他指出了前者的错误，但他也认为，中国人需要公民教育的启蒙。 其实，“启蒙”与“封建”背后的逻辑是相似的。法国人、英国人观念中的“Enlightenment”与汉语中“启蒙”的意思比较接近，都是指人处在黑暗中要获得光明，由蒙昧走向文明，由愚昧走向开化。这好比一座房子，本来黑漆漆的，我们把窗户打开，让外面的光线照射进来。聪明、才智、文明、智慧好比这光芒，照亮了我们无知、麻木、愚笨的心灵。法国人首创启蒙一词时，他们心目中的智慧是某个已经存在在他们面前的参照系，他们要以之为标干。古代希腊人、罗马人固然是他们当然的智慧立足点，或许还有一些外部世界的参照系，譬如说阿拉伯人的文化，还有更远的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十八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曾经说：当欧洲人还在阿登的森林里游荡着的时候，还在茹毛饮血的时候，东方的文明已经进化到不可想象的程度；中国皇帝把辽阔的东方统治得井井有条，像一个大家庭那样和谐有序、充满仁爱，皇帝对待他的臣民，就像父亲对待儿子那样仁慈、善良。所以，在法国许多启蒙思想家的观念中，启蒙的一个重要智慧源头来自东方，来自中国，他们要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故乡可能就在那里。 然而，当年欧洲人向往中国，与我们今天向往西方是根本不同的。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和美国人当年向往的东方是难以企及的，因为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很大程度上只能依据道听途说，大多靠自己想象，他们关注、向往、讨论着的并不是真实的东方。这就好比你在渴望爱情的时候，眼前一瞬间闪现过的一位美貌姑娘，可能会激起你无限的遐想。你越是没法见到她，越是会想念她，梦中都想和她相会，而且越是有距离，你的想象越自由，你心中的偶像越是完美，但与真实的她相差越大，甚至完全是两回事情。 法国人崇尚东方，他们以为的“Enlightenment”是用中国文明开启西方智慧，其实他们自己误解了自己，他们是自己在改造自己。也就是说，他们那里真实的启蒙并不是借助外面的光芒来照耀自身，而恰恰是智慧的自我觉醒，自我启迪。在上一次的讲座上，我重点讲到，西方文化的源头主要是古代希腊哲学、犹太信仰以及通过中世纪一千年的融合所形成的基督教文化。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都是基督教文化中固有理性因素的自然萌发。所谓启蒙，只不过是理性主义的思维内核，打破信仰主义外壳的束缚，一步步萌发、生长的过程。 关于这一点，德语中与“启蒙”对应的“Aufklaerung”一词比较清晰的揭示了它的本意，与英语、法语中“Enlightenment”的意思不一样，它是指一个自我成长、自我发育、自我进步的过程，这与德国唯心主义的生命哲学意识与辩证法思维的深刻悟性有关。 可是，当今大多数中国人理解的启蒙，主流知识分子鼓吹的启蒙，基于认定中国人的现状是蒙昧、黑暗、落后、被动的，需要接受外来光芒的照耀。说穿了，就是以西方的教科书，西方的优势话语，西方的先进思想来武装自己。这种启蒙，一厢情愿地将所谓先进思想灌输到我们的大脑，让我们光明起来，这与西方本来意义的启蒙完全是两码事。在这种情况下，人受动的，只不过是一个被改造的对象。中国人越来越缺乏创造力，丧失个性与主动能力，越来越平庸、自卑、被动、敏感，“启蒙”观念上的陷阱可能是根源之一。 好，我继续讲第三个词，“现代化”。 恐怕从未有人怀疑，“现代化”一词背后也有一个陷阱。它同样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强调的单一进化逻辑，基于对达尔文进化学说的误解。只要稍微有些汉语语感的人都知道，什么叫“化”呢？你不是某个东西、某种状态，却要变成那个东西、那种状态，这就是“化”。那中国人要“现代化”就意味着，中国人如今并不是在现代。在座各位，2004年4月4日的咱们这群北大学子并不是现代人，而是古代人，或者中世纪人。现在的中国人不算是现代人，只能算是古代人，所以才要现代化。显然，这里存在一个时间的错乱。实际上，“现代化”概念与“封建”概念一样，它们立足的时间观是一致的，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的现在才能算作现在，他们的现代才算现代；而中国人的现在只相当于他们的过去，我们的现代只相当于他们的中世纪。这种思维的实质，就是取消中国人独立的时间坐标。 我有一个发现：20世纪人类思想领域内有两个极具有戏剧性的变化。 上世纪初，也就是1905年，爱因斯坦在自然科学领域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简单地说，他的狭义相对论打破了统一的、绝对的、纯粹数学意义的时间坐标，建立了相对的、多元的、以物质运动体系为尺度的时间坐标。这意味着，时间成为一个相对性的坐标，不可能脱离物质体系而存在。据说，曾有一个小伙子对爱因斯坦说，他的相对论太抽象太深奥了，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爱因斯坦就打了一个通俗而有趣的比方：如果你不得不与一位罗罗嗦嗦的老太太说话时，一分钟好比一个小时那样漫长；如果你跟自己心爱的姑娘在一起亲密，一小时却如一分钟那么短暂。这就是说，时间是以每个主体的不同状态来决定的，不同主体之间不存在一个先验的、绝对同一的时间坐标。 可是同样是在20世纪，在人类生活领域，在社会科学里，却有一个与自然科学的相对时空观恰恰相反的变化。原来，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立的历史坐标，有不同的历史记忆，有不同的纪年方式，还有记录每天时间段的不同方式，有太阴历、太阳历等等。但到了20世纪末，全球却几乎都认同了一种统一的、一元化的时间坐标，人们在社会生活时追逐着同一个时空，这就是我们熟知的“现代化”、“全球化”。世纪末的最后一天全世界都很激动，新千年第一天的曙光从太平洋上升起，无数度假者、旅行家、新闻记者站在那里狂欢，并感染着全球，人们觉得这一天似乎真有什么不同。可是，这一天真有什么特殊吗？它只是西方纪年的偶然设置，这一天只有人为的数字意义的特殊。而且我们知道，这种历法的二月份通常少两天，而七、八月份却连多两天，并没有什么科学道理，不过是因为奥古斯都的生日在八月。有意思的是，中国台湾称“西元”1999年、2000年，以维护他们仍在使用的民国八十八年、八十九年的独立意义。中国大陆叫“公元”1999年、2000年，因为我们没有共和国五十年、五十一年的叫法，便刻意强调我们用的纪年方式是全球公认的。 有人说，不管你汉语里面“现代化”一词有什么荒谬，用它来代表西方现成的“Modernazition”总是可以的吧。 英语里“Modernazition”当然没有汉语这样的时间错乱，它是指时尚化、新式化、流行化，统指人们生活里冒出的最新事物。这似乎是一种自然的倾向，但这种理解普及化，也会造成一种错觉，那样在逻辑上每种文明都有自己的“Modernazition”了。西方的“Modernazition”是指近代以来的一个内在的必然进程，这个进程并不会出现在其它民族及其文化里，至少不会在其它文化里自然生成；它是由古代希腊文化里奠定的数理化、逻辑化的理性思维，在基督教的信仰体系里孕育，在近代宗教改革后重新萌发，而形成近代西方的科学理论、法理制度；它主要体现为人们对普遍理性原则的确认，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个性自由的追求。这种西方文化现象，一方面没有普遍的必然性，并不是所有文明都有。另一方面，它在西方文明的进程中有它的内在必然性，不是偶然出现的。 但是，在我们的视野里，在追赶西方文明的非西方民族的思维里，Modernazition只是一种文明现实，亦即文化外化的现实存在，只是经济、政治、军事、法制及日常生活里呈现出来的东西。它代表着先进、发展、光明、智慧，与之相反的是落后、麻木、黑暗、野蛮。中国有那么多正儿八经的学者，煞有介事地研究所谓“现代化”、“现代性”，无非对西方现实的静态归纳，如科学技术，法律制度，权力结构，社会管理，市场流通，城市消费，传播方式等等概括，想统统照搬过来，还定了那么多的指标，其实都是一种想当然的虚构。 这就是说，即使是西方语言背景上的“Modernazition”，我们的理解也容易陷入误区：只看到它的现实结果，并视为普遍而必然的全球化目标，却看不到它特殊的文化基础与渊源。这，也正是非西方民族“现代化”的被动性根源。 这个问题，台湾大学哲学系的王小波教授说得很有趣。我跟他有过两次对话，我谈到这三个词的错乱，他除了对“启蒙”还是持保留态度外，都表示赞同。他说，“封建”是共产国际送给中国的；而“现代化”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送给全世界的。当年，共产国际的东方执行部为了让中国、朝鲜、越南等东方国家跟着他走，就说既然人类都要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你们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欧美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比你们高一级，所以你们挨打；我们苏联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到了社会主义阶段。那你们看着办，到底是跟西方走，还是跟我们走？跟着我们走，你是可以跳跃一级的哟。中国人一想，可以跳级的吗，那当然跟着你走呀。于是，我们把自己的过去定位为封建社会，在苏联老大哥的带领下，昂首阔步朝社会主义方向迈进。 “现代化”呢，也有这么回事。美国有个亚洲基金会，现在仍然存在，它的后台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它资助了一个在韩国汉城召开的关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大会，会议的主题是现代化问题。从那以后，现代化一词，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认同。美国人显然是要在文化上领导世界潮流，怎么领导呢？当年，西班牙人征服一块地方，要把那里伊比利亚化；英国人征服一块地方，要把那里英吉利化；荷兰人征服一块地方，要把那里尼德兰化；法国人征服一块地方，要把那里法兰西化；德国人征服一块地方，要把那里德意志化；连日本人也想要在东亚地区建立以它为中心的“皇道乐土”。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强国，但美国人没有太足的底气说，让全世界都美国化，再说美国的主流文化来自欧洲，它又是一个大杂烩。所以，它干脆选择了一个表面上具有普遍意义的词，叫时尚化、新潮化。但说穿了，这是不叫“美利坚化”的美国化。所以，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大家都跟着美国人、欧洲人走。 我查了一下，发现王教授的说法与事实有些出入，但基本理路我是赞同的。早在三十年代，胡适之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家们，就有了现代化这个词，再将它跟启蒙一词相结合。那时，中国人就在接受、模仿并学习西方人当时的状态，迫切希望与西方接轨。这种现代化实际的运作过程，是非平等的，非公正的，有中心和边缘的区分，你越是跟着人家走，你越是陷入人家的话语系统的支配之中。 封建、启蒙和现代化三个概念的误区，标志着中国人在这一百多年来都处于时间错乱的状态，我们的历史记忆被外来文明彻底瓦解了，模糊了，我们没有自己的时间坐标了，只知道跟着别人走。这种状况，我称做百年中国的思想脑震荡。 这就好比一个人遭遇飞来之祸，被外力撞成了脑震荡，失去了记忆，看不清方向，没有时间了，没有空间了，已往先验的时空坐标全部垮掉了。我们看过这样的电影、小说，主人公在战争的炮火或突然的车祸中，被撞成脑震荡。醒来之后，虽然还有感觉当下的能力，却失去了记忆，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他只能跟随眼前正常人走到那里算哪里，重建新的时空坐标。通常在文学作品里，在他重建自己的时空理解体系的过程中，有一天终于唤回了过去的记忆，新旧两个人，两个世界，于是构成一部悲喜剧。 西方哲学史上有个划时代的人物叫康德，对人类知识结构进行解析，我们的知识是如何构成的呢？康德认为，知识既不是直接从经验中来，也不完全是先天具有的，而是先验和经验两者结合的产物。纯粹的经验，纯粹的先验都不可能产生知识。他说，当我们以感官面对外部对象世界时，获得的只是一种混沌无序的感觉刺激，它必须被我们头脑中先天的时间和空间的坐标整理，才能形成清晰的印象。而这个先验的时空坐标，并不是对象世界中有的，只是人先天的认知能力，是知识发生的前提。它如笛卡儿的坐标系，纳入混沌的经验，构成我们的知性状态，实际上就是我们对事物的直接陈述与判断。这种知性再用更高一层次的理性概念体系第二轮加工，才形成了我们的理性知识。他还进一步认为，原因、结果、可能性这类概念，在对象世界中也不存在，都是人先验的东西。20世纪中叶，心理学家皮亚杰对康德的认识论哲学有一个科学的丰富与修正，他说时空坐标和概念模式，不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而是人的思想孕育过程中建构起来的。 康德强调，人的知识需要一个先入为主的时空坐标、概念体系的前提，这无论对哲学还是科学，都有划时代的影响。据说，爱因斯坦13岁就读过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他的相对论就是以更新牛顿以来建立的时空观念，来重建现代物理学体系。 在这一视野里，我们可看到百年中国的根本问题。中国人的时间空间、语言概念丧失了，这意味着，我们丧失了独立进行思考的能力，只能简单地照搬、套用西方人的时空坐标、概念体系和历史哲学。我们说一个民族的脑震荡，就是说它丧失了自己的时空观念。 我有另外一个话题，讲犹太人和中国人的比较，虽然这是世界上两个最伟大的民族，但中国人面对犹太人时，有一点是我们集体感到自卑的，这一百多年来，中国几乎没有真正的思想家，而犹太人在任何一个领域内，都有引领潮流的杰出人物。没有一个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主义，没有一个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思想，今天甚至没有一个中国人的研究成果，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全世界说：跟着我来！即便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大师和思想大师，也只能在中国的范围内被认同——也不一定，最近颠覆鲁迅的也成了一种时尚，他对于世界潮流几乎没什么影响。也许，在现代中国，引领过世界潮流的，只有昙花一现的毛泽东和他的时代，但这在国内知识界，已经完全疏离了。 按照康德的逻辑，一个集体处于脑震荡状态的民族，没有自己的时空坐标、语言体系，独立思想能力也就瓦解了。即便搬来了别人的时空坐标，在头脑不清醒，所有的选择，所有的行动，都没有自由的意义。我们常说，中国人失语，丧失话语权，根源在哪里呢？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在人类思想的海洋中却没有声音。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问题深入下去，能够引出我们的许多反思。 今天中国人有没有健全的思想能力？当我们谈到某一重要思想时，都把它看作一种既定的结论和模式，而不是质疑、剖析它。真正的思想不是Thought，而是Thinking。Thought是既定的结果，只属于他人、前人，Thinking才是活的过程，是属于自己的。 今天，中国几乎已经没有科学了，大陆科学家一个诺贝尔奖都拿不到，而且没有任何一点蛛丝马迹能够表明，中国科学家在做可能获得这一殊荣的独创性研究。更有甚者，90年代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和技术进步的一等奖常年处于空白状态。这就告诉我们，整个中国科学的生命已经奄奄一息了。为什么至于这样，决不是什么物质条件不够，而是中国的科学研究只是照搬西方现成的科学知识，跟踪研究他们已经做过的结论。你去看看中国那些大的科研项目，其中最关键的词就是“跟踪世界先进水平”。跟踪了二十多年怎么样呢，除了80年代初期咱们北大的王选在汉字激光照排这一技术项目上跟踪并且赶上过日本之外——汉字激光也要日本来完成，那真有理由要开除中国人“球籍”了，所以王选是很伟大的！只是再没有听说还有什么人做出过世界性的科技成就，在此之前，甚至wenge前后的中国还有一些。 中国许多经济学家们所构想的崛起之路，就是简单的国际接轨，以为生产出一大堆产品，拉升GDP的数据，就是发达国家了。许多社会学家和改革者高喊着宪政改革，也是简单复制西方的政治制度，却不考虑如何确立自己民族的对于现代文化的认同。 文化教育的问题就更大了。前些时，一位青年思想家说，中国应该取消教育部。因为教育这个词本身就有问题，意味着某个主体站在高处，把所谓知识、思想和真理授予别人，把所谓光明的、先进的、正确的东西，灌输到空白的、愚昧的、无知的、麻木的头脑里，也就是前面我们说的启蒙。这种教育取消了受教育者作为主体的主动性、能动性，无疑是非常糟糕的。这位激进的思想家说，应该以学习部取代教育部，活到老，学到老嘛。但是，他可能没有意识到，汉语里就没有几个干净的词，学习这个词更加糟糕，比教育还甚。 为什么呢？“学”本来就是仿效的意思，即有一种现成的结论、原理、真理、范式、榜样、楷模摆在面前，我去接受它、模仿它、照搬它、运用它。“习”原是指小鸟学飞的样子，就是重复练习，掌握得更为娴熟而已。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文化，是在这种学习的观念和行动中延续的。这种学习，造成了农业文明传承上的相对稳定力，日复一日的农耕生活的确是不鼓励标新立异，只需要顺应天时地利就够了，所以，也导致了它的停滞不前，丧失活力和创造。中国人的教育几乎只知道学习，我们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习，一直学到中学、大学，学到博士，还要学到博士后。我们却没有想到，这种学习使我们完全成了所谓真理、科学的奴隶，成为现成结论、模式、教科书的被动载体。近代以来，我们的这种模式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只不过由学习老祖宗转向学习西方人，以国际接轨为目标，洋人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这种学习，把我们与生俱来的生命冲动、创造力、自主性、想象力都抹煞了，造成了今天中国所有的死板、平庸、劣质。 西方人就不学习了吗？他们当然也有学习。但是，他们既有Learn，又有Study。Study并不等于我们的学习，它主要是指在没有现成的结论、原理和答案的领域，去寻找规则、公式、规律，它更多的是一种探索、研究和发现。我们中国人缺少的就是Study这根弦。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们都以为知识是最重要的，其实还有比知识和结论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的想象。知识是有限的，想象是无限的。只有想象才能发展知识。推而广之，想象包含着人的创造力、激情、生命冲动、革命精神、主观能动性和永无止境的好奇心，这些恰恰是人之为人最重要的东西。今天中国人缺乏的正是这些，我们的教育停留在学习知识上面，被动接受别人既定的文化结果，把人与生俱来的可贵东西给断送了。这种状态不改变，谈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实在太过荒诞，处于思想脑震荡状态是不可能建构真正大学的。 现代中国几乎没有哲学家，因为脑震荡状态的人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智慧创造。当然，我们也会有形形色色的“脑震荡”哲学，过去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哲学就不需要说了，而现在国际接轨的哲学遍地都是。学外语出身的著名哲学家徐友渔先生，对一位恭敬请教的青年同行们说：“你那个东西的研究有没有价值，首先要看国外文献里没有相应的经典著作，如果没有，那你冒的险太大，收获不一定大；如果已经有大量外文资料，那么你把它们通读一遍，就会有自己的收获。在中国，还是不要标新立异的好。中国人做学问就是拚外语，要老老实实把人家的东西拿过来。中国传统有没有哲学，这就是一个问题，说有，那也是像冯友兰那样用西方标准研究中国传统这个意义上才有。”我们毫不怀疑徐先生在西方文化坐标之下获得的智慧，但是由此否定其他文化也有智慧，那我们则要怀疑，那是否真正的智慧。 中国社会里有太多的领域，我们被西方的坐标套住了头脑，将别人现存的东西当作楷模。我们要拽住这种并不具有普适性的坐标，用它来定位自己和自己的文化财富。我们经常引以为豪的某些东西，其实是我们内心的自卑与虚荣造成的耻辱。 比如说，要说长城伟大，就说长城是月球上可以肉眼看得到的全球两大人工景观之一。我的书中谈到这种说法是荒唐的，一位读者给我来信，问我为什么能在杨利伟上太空之前就识别这种说法的荒谬。我说很简单，只要你走出对洋人的迷信，包括让洋人夸耀来获得自尊的心理，在此基础上运用一点朴素的科学思维与判断，就会发现很多真相。 大家知道，西安有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20多年前的法国总理，也就是如今的法国总统希拉克，来中国访问时，官方安排他参观兵马俑。当时，兵马俑刚刚被发掘出来，中国人感到很骄傲，要借此机会，向法国客人们炫耀一下。面对如此壮观的景象，希拉克的确被镇住了，不假思索就冒出一句话来：“啊上帝，这真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呀！”然而，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在历史悠久的伟大中国，面对如此壮丽奇特的中华文明遗迹，他知道自己犯了错误，他马上改口：“哦，不，不，要我看的话，这简直是世界第一。”为什么呀？我们说远点，他的说法跟两千年前的夜郎王的思路有点相似。汉朝一位使者出使西南的夜郎国，夜郎王接见里问使者从哪里来，你那个国家和我夜郎国相比，哪个更大。于是，我们有了夜郎自大的成语。我们笑夜郎王，一笑就是两千年。假如现在的中国人还有过去那种自信，他们可能也要笑一笑希拉克，笑他两年，二十年是可以的吧。为什么？希拉克说兵马俑是世界第八大奇迹，是用西方人狭隘的眼光在观望世界。在古代希腊，一位旅行家在地中海沿岸发现了七处值得观赏的地方，便把它们称作“世界七大奇迹”。这七大奇迹，尽管包括巴比伦、埃及、希腊文明的代表性遗存，并不包括其他文明古国可能同样伟大的奇观，所有加起来在地域面积上也没有中国大。此后，每当西方人发现了另外的什么奇迹时，就随口说一句，这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呀。其实呢，希拉克不必改口，因为站在他面前的中国人，已是丧失了时空坐标和独立思考能力的思维脑震荡患者。那些当地的官员们一听说兵马俑被希拉克排上“世界第八”，受宠若惊，太了不起呀。从此，“世界第八大奇迹”作为兵马俑的代称，成为西安市内最显眼的宣传广告，成为所有导游小姐的必说之辞。这哪是什么荣耀，这是一种耻辱啊！还有什么长沙的马王堆、随州的擂鼓墩、成都的三星堆，自然还有万里长城，也都要争夺这“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等外级”称誉。 模仿原是人类共有的本能。前面我们谈到过，就在几个世纪以前，西方人在走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也曾以东方为楷模，从东方汲取的资源。但是这种楷模离他们太过遥远，几乎是在不可企及的另一个世界，获取楷模的原型太过困难。当年，马可波罗经历千辛万苦，才来到中国；哥伦布历尽艰辛，以为到达了印度，其实根本不是。于是，他们只能任凭自己的经验想象乃至虚构一种“东方文明”，这实际上就等于创造了。比如，《一千零一夜》中构想的中国，并不是中国的实际情形，《图兰朵》中设想的中国宫廷，与实际的中国朝廷没有什么关系。西方人把中国的四大或三大发明拿过去，运用自己的理论科学，做了彻底的改造，使得它们不再是原来的模样。对于这一点，鲁迅说得更明白：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中国人用它来烧冥币，西方人却用来搞宗教改革，指南针在中国用来看风水，西方人用它发现新大陆。英国人在幻觉中向往中国皇帝的开明统治，建立了现代公务员制度。中国的东西一到西方，就被西方人创造成了另一种意义的东西。 可是，在今天开放的中国，在接受和模仿西方太容易了，太舒服了，太风光了。有谁出国了，生活在洋人世界里，做了洋人的弟子，回国就会备受瞩目，有了话语权力，谁能与洋人平起平坐，能谈笑风生，便是有水平，有资历，却并没有当年西方人发现、开发、创造、重构的自主性。人们欣赏着着西方文明的每个细部，以为无条件的价值取向，进行着精确的接轨，有效的模仿，全盘的移植。当然，我们也从洋人的趣味出发，仿造一些假古董。一百年来，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每个人，从头到脚一切似乎都变了，内心的价值取向没有变，行动方式以及长程的战略思路没有变。中纪委公布的数据令人吃惊，中国每年政府官员用于公费出国考察的经费高达三百亿美元，超过全国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的总和。好多官员出去连外语都不懂，只是公费旅行而已，绝大多数人是走马观花。即使是最认真的考察，获得西方最精确的知识、原则、图纸，回来完整地模仿，也不过得到一些僵硬的、机械的、没有灵魂的复制品。其实，这都是脑震荡者的逛荡而已。 我们中国人热情地参与着西方人的游戏。但是，我们竞争的动机是俗世的，气质是呆板的，语言是空洞的，体制是官式的。先拿体育来说吧，一百年前中国曾经被视为东亚病夫，而现在却是世界奥运金牌第二国家，可是我们真的有健康的体育了吗？ 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肤”的主张，把体育看作一种激发国人内在生命力量的手段。在他看来，人的生命意志与生俱来地潜藏在身体里，需要在运动中磨练出来。他自己就以登山、下水、风浴、日光浴、冷水浴等方式锻炼意志。这一倾向有德国生命哲学的影响，与他一生致力于激发民族的内部力量，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式建设国家的战略一致。建国后，通常意义上的体育运动受到重视，大家一定记得那时的口号：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第三条政治军事意义多些，前面两条的倾向比较接近本来的奥林匹克运动精神的。那时，中国也参加国际体育比赛，重在交往，而不是竞赛名次。那时重心在大众体育方面，做广播体操，开展群体性的体育活动，把体育作为学校教育重要内容等等。 但是到了80年代，中国全面开放，面对西方的优势，国人在毛泽东时代拥有的意识形态优越感失落了，在所有看得见的方面与西方人比较，中国人坠入一片自卑中。但是中国女排五次获得世界冠军，后来中国又参加奥运会，并且获得越来越多的金牌。当时，这些金牌像兴奋剂，给国人一阵阵民族精神的振奋。据说，“振兴中华”的口号就是在女排冠军时的狂热中喊出来的。这时，人们眼里的体育主要已不是大家锻炼身体，也不是激励自己的斗志，而只是让几个健儿为国争光，以名次为国家争面子、获荣耀。体育牵系于国人的自尊，因而也上升为政治，获得国际比赛冠军的体育明星被视为国家英雄。群众体育无论在人们关注里，还是资金投入上，一年年萎缩了。 世界上由政府组织体育运动，并且完全由国家财政支持竞技体育的，主要是中国和原苏联体系的国家。而中国财政投入体育的绝大部分经费，都是为了在国际比赛中争夺金牌。有人统计，每获得一枚奥运金牌，相对应的四年间国家投入体育的成本是7亿元，这个比例是俄罗斯的28倍。投入几十万、几百万来增强某一技术设备是家常便饭。可以想象，这么多的钱“打造”出来的奥运金牌，主要靠高技术以及一切可能的外在手段，与身体锻炼的原旨相去十万八千里了。所有这些努力和流水般的花费，都是为了在看得见的名次，给我们添一点面子。世界第三、第二、第一，一个失去信仰的民族，内心世界就需要这东西来支撑。毛泽东时代嘲笑别人“锦标主义”，今天中国体育可能比谁都更锦标主义。中国运动员只有得金牌才算数，得银牌的运动员在大多数情况下感觉灰溜溜的，他们获得的指责可能多于褒扬。因为，国家花费那么多钱，个人则拿自己青春作赌注，只有金牌才有达到显示国家面子的效果。不像别的国家，包括第一运动强国的美国，运动员得个铜牌就很高兴，因为这奖牌就是他自己成功的证明，对于他来说够了。 这种为了一切最终奖牌的体育越来越远离了运动本来的意义，甚至完全走向了反面。以下特点在中国运动员身上尤其突出：一是运动员承受着“魔鬼训练”的压力，片面的、过度的运动反而有害健康，无论成功者还是失败者，常常留下身体与心理的终身残疾；二是运动过程很少直接的快乐，很少有艺术上的美感，象体操一类艺术性强的项目，运动员主要靠高难度的技艺，而不是艺术感取胜；三是在需要团体配合与协作的大型运动项目上难以成功，个人或两个人的比赛项目就容易一些，这与缺乏有效的文化凝聚与激励有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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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五月 15th, 2008 by caoyinshuang
一本热销的自传，让24年前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刘道玉重又站到公众面前。作为一个热爱教育和执着推行教育改革的人，如今已72岁的他用这本自传，道出对当下中国教育的不满。 1981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国务院对武汉大学校长的任命：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经中央批准，48岁的刘道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他是我国解放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个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也是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 “有关部门认为，任命48岁的刘道玉担任全国重点大学的校长，这对于在人才济济的高等学校中，打破论资排辈的现象，大胆提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到主要领导岗位上来，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当选校长时，刘道玉的职称仅仅是武汉大学的讲师，月薪56元。 这是一次突如其来的任命。之前，组织部门没有征询过刘道玉的意见，在见报之前，也无人向他吹风。他的任命流程是：新闻披露，组织谈话，大会宣布。 也许命运早有征兆。 6年后的罢黜如同当年的任命一样，来得突然。 1988年2月10日上午，国家教委驻武汉工作组组长张文松通知刘道玉到武汉东湖宾馆谈话，宣布免除他的党委书记、校长职务。是日晚间，工作组在东湖宾馆召开武汉大学校级干部会议，宣读了国家教委关于免除刘道玉职务的传真文件。 消息传出，武汉大学全校哗然，业内也是一片震惊。校内外为之请愿的信函纷纷寄至北京，然而，一切于事无补。 32岁任武汉大学副教务长，39岁任党委副书记，45岁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48岁任大学校长，54岁被免职——超前的教育改革观念不容于当时的保守势力，刘道玉的任职和离职都在中国可谓绝无仅有。与刘道玉的交谈也就离不开他的特殊经历。 “超前”的大学校长 在武汉大学任校长的6年中，刘道玉首创并推行一系列高教改革——学分制、双学位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学术假制，使得这所百年名校再次声誉鹊起，被誉为“全国高教领域的深圳”。 在刘道玉的心中，一个大学的校长，应当是一位职业教育家，他具备深厚的文化教育背景，但不再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必须专心致志地履行校长的职责；他应当懂得教育学，有自己独特的办学理念，能够成为学校传统和未来的化身；他应当具有冒险和创造精神，营造民主自由的学风，支持教师和学生的创造性的研究，敢于保护有争议的创造性人才…… 刘道玉认为大学校长选拔制度必须改革，即由治学的教授组成的遴选委员会来选拔，甚至应当吸收学生代表参加，遴选的范围不仅限于校内和本校毕业的校友，可以从校外和国外一切符合条件的人中遴选。 然而时下的中国教育界，“官办大学人事关系复杂。社会缺少让有胆有识的教育家来做大学校长的机制，也就是说不是没有杰出的人才，而是没有自荐、推荐和遴选这样校长的体制。除了民办大学，公办大学校长都是由组织考察、选拔和任命的。这种往往由不懂教育工作的外行来考察、选拔和任命校长的做法，都是从官本位出发的，是违背教育规律的。” 被罢黜的大半年之后，刘道玉收到即将退休的厦门大学校长田绍武的盛情邀请——担任厦门大学校长，国家教委也同时推荐他去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任职。然而这一切都被刘道玉婉拒了。当时许多人不理解他的行为。17年后，刘道玉在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中道出个中原委：“厦门大学与武汉大学同为国家教委直属学校，婆婆还是原来的婆婆，既然不能容忍我在武汉大学所作的改革，又如何能允许我在他的另一块‘飞地’进行改革实验呢？” 从推倒到质疑 1977年在邓小平召开的科教座谈会上，来自武汉大学的代表查全性先生勇敢地成为恢复统一高考的首倡者，而查全性的幕后策划人就是刘道玉。 当时座谈会已经进行了三天，查全性却一直没有发言。他向时为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刘道玉征询发言内容，刘道玉说自己作为这次会议的工作人员，发现代表们的确讲了很多意见，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讲，那就是由迟群一伙在北京两校推行的“十六字”招生方针。他建议查全性的发言可以集中讲述推倒“十六字”方针的重要性。 所谓“十六字”招生方针，就是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其核心是“领导批准”，其他的都徒有虚名。查全性在发言中指出，人们对“十六字方针”非常不满，社会上流传着“解放前上大学靠钱，17年上大学靠分，现在上大学靠权”，“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顺口溜。“因此，‘十六字’方针不推倒，招生质量得不到保证，走后门不正之风不刹住，党风不能端正，读书无用的社会风气不可能扭转。” 查的发言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说：“‘十六字’方针必须推倒，恢复统一高考从今年开始。”有人表示当年的招生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了，恢复高考来不及了。邓小平却坚定地说：“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重新再召开一次招生会议就是了。” 后来教育部立即重新召开了1977年度招生工作会议，组织恢复高考的命题班子。1977级新生也因此推迟到第二年春季入学。 这段记述作为历史记载是刘道玉自传中的一个重点。但提起这个事件，刘道玉的视点更多放在质疑“三十而立”的“高考制度”本身。作为当初“恢复高考制度”的倡导者，刘道玉说，恢复统一高考虽然曾经起到了应有的历史作用，但它本身存在的弊端也日益显示出来了。招生制度改革应该从源头上改，核心是教育部要放权，其方向是从统一到分散，从一次到多次，从单一笔试到笔试与口试相结合，从完全以分数录取到按照综合素质的标准录取学生。唯有如此，才能招收到高素质的学生，培养出优秀的人才。 话题转到高校扩招，刘道玉说，仅仅用不到10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需要半个世纪走完的道路，这不是浮夸和冒进又是什么呢？“在扩招问题上，主管部门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扩招的速度太快，超过了大学承受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急于要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犯了冒进错误；二是不应该让重点大学承担扩招任务，它们应当是培养少量理论型和研究型的人才，肩负着提高的任务。而扩招任务主要应由普通大学和民办大学承担，它们是以普及为主。在这个问题上又犯了瞎指挥的错误。” 现在不少大学失去理念，失去严谨的学风，失去正确的方向，中国高等教育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成功的实验与失败的结局 对中国教育略有所知的人一般都知道80年代初期在中国教育界非常时尚的创造教育潮流。刘道玉是这股潮流忠实的推动者。事到今天，刘道玉认为自己是创造教育道路上一个踽踽独行者，即使他的改革方案有实践的价值，但是教育主管部门不出面发命令，是没有人理会的。 刘道玉认为，中国教育改革之所以困难重重，是因为传统的教育观念的影响太深了，以至于渗透到了许多人的思想深处。所以，要推进中国教育改革，必须从转变人们的教育观念入手，力度小了不行，人数少了也不行，非经过旷日持久的努力，是不可能见成效的。 刘道玉也曾经这样行动过。 1992年，他提出一个大学改革方案，并将方案寄给了中央主管教育的负责人和全国几家大的报社。不出刘道玉所料，国家教育高层人士对改革方案没有任何反馈，如同石沉大海。后来《光明日报》做出了积极反应，写出有关情况向政府相关部门反映。 就在有关情况刊出的当天，在北京开会的一位海南省政协副主席到光明日报办事，在总编室看到了这份1500多字的材料，连连拍案叫好。激情之下，他在总编室当即给刘道玉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邀请刘到海南省办学，并提供办学的土地、经费等。可是经过一个夜晚，情况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第二天上午刚一上班，总编室就接到那位政协副主席的电话，他问：“请你转寄给刘校长的信寄出去了没有？如果还没有寄的话，请就不要再寄了，并就地把它处理掉。” 事后得知此事的刘道玉只能再一次慨叹改革无门！ 此后，在学生的资助下，他创建了武汉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由于政策限制，基金会所为有限(2004年基金会正式更名为湖北省刘道玉教育基金会)。心有不甘的刘道玉转而躬身投入民办基础教育事业——参与创办了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 然而，他的创造教育之梦再次折戟沉沙。 办学近6年，创造教育特色鲜明，师资力量一流，教学质量上乘，口碑甚好的新世纪外国语学校居然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董事长利用办学骗取钱财的“空手道”导致学校出现严重的债务危机，不得不以破产的方式宣告倒闭。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这块承载着太多人梦想和希望的牌子，如今已被永远定格在“中国教育诉讼第一案”的被告席上。 驱之不散的沮丧、痛苦和悲怆深深地刺痛着刘道玉脆弱的身躯，他为之奋斗了5年的一套办学理念和改革措施，不得不随着“试验田”的辍耕而停止，创造教育实验研究课题不得不半途而废，极有推广价值的创造教育模式不得不因为“新世纪”的垮台而再遭冷遇。提起这一次试验，刘道玉依然有着深深的伤痛。 是杜鹃就要啼叫 90年代初期，对中国教育改革依然心存希望的刘道玉指出中国高等教育的六大弊端：一是管得死死的大一统教育体制；二是填鸭式灌输教育原则；三是单一学制和狭窄的教学制度；四是单纯以分数高低取舍和评价人才的考试方法；五是大包大揽的学校为社会的小农管理方式；六是单一的非再生式拨款机制。其中最主要的大一统教育体制，指国家垄断一切教育资源，按照计划经济思维来领导和管理教育。 令刘道玉感到遗憾的是，六大弊端至今仍然没有改变，“近几年，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工程计划，如211工程、985工程、973工程、素质教育工程、培养创新人才工程、阳光招生工程……这是以计划经济思维来指导教育工作的最充分的体现，以至于教育部门是全国最保守的一条战线。 “过去，以计划经济思维指导经济，已经证明是失败的，现在仍然以计划经济思想来指导我国教育也是不会成功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根本办法，就是教育部要坚决放权，转变领导职能，从微观管理转为宏观立法、指导和监控。” 他一次次发出这样的呼吁：“国家应尽快对各类大学进行功能定位，坚决遏止大学错位现象，遏制不正的学风！”然72岁的刘道玉似乎也感到个人力量的渺小。“宋朝诗人王令有两句诗：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我刘道玉个人以及刘道玉基金会，力量是非常非常小的，这点我有自知之明，但是，我们就是要像杜鹃鸟一样，日夜不停地啼叫。” 一直很奇怪，为什么清华、北大、复旦、南开、交大、武大、华中科技大、中南财经政法之类的大学既然都是国有大学，为什么不能实现免学费？有人也许会解释说，国家养不起这么多高校教师，高校运行的经费国家承担不了；同时又有另外的声音喊，学费高是高校乱收费了，所以高校教师个个脑满肠肥了，于是，考生及家长们都抱怨上了高校，好象高校成了天天讨债的黄世仁一样。 是这样吗？高校教师虽然多，但也不会比公务员多吧？为什么公务员可以由国家“高薪养廉”，高校教师就养不起呢？为什么乡村教师工资都发不出来呢？既然教师养不起，是大学自己办学，自己赚钱自己花，符合市场规律，收多少钱国家又为什么要干预？除了教育，还有哪个收费真的实行了最低指导价？罚款金额就高不就低，收费都是就高不就低。 也许会有人说，高校是国家投资，所以国家要干预收费多少，那我又问了，为什么石化，电力这类部门都是国家投资，年薪十万数十万计的这些人，又凭什么总在“资费过低，成本过高，连年亏损”的幌子下，收费和收入越来越高？ 高等教育现在存在以下十大问题： 1． 贫困家庭的大学生读不起书。好多人望着录取通知书哭了，因为读不起，借高利贷还不起，经济都不宽余，也借不到钱。不少考生面对高额的学费放弃了，有些有钱人顶替他们的名字，让自己的孩子交学费上了大学，不知道是不是天大的讽刺。 2． 读了大学，最后还是种田。有些贫困家庭借了高利贷送孩子去上学，毕业后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还不上钱，带着身心的伤痛回家种田。 3． 北京人的北大。 对于高考普遍高分的湖北省来说，要进入北京大学必须比北京户口的人高出好几十分才可以进入北大，北大，就是北京人的北大吗？为什么不能实现全国各地高考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为什么不同的省份出不同的题目？都是汉族人，为什么要按照省来划分分数和题目难度？不能体现公平竞争的大学录取模式，能培养出最优秀的人才吗？ 4． 只交得起一年学费的大学生们。很多贫困家庭卖房卖猪送孩子上学，就再也交不起第二年的学费了，于是学生们拖着，欠着，在“不交齐学费就不能拿毕业证”的无奈举措下努力读书，到最后，还真的没钱交学费，四年学业除了打工挣必须的饭钱房钱，再买上一张假文凭，凭借大学里苦学的知识找到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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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五月 15th, 2008 by caoyinshuang
谢 泳：中国大学：当传统中断之后 从1952年的“分”到现在的“合” 近来全国高校的合并风潮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使我想到了半个世纪前发生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1947年，胡适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他当时的设想是要在全国先发展十所大学，使之成为中国第一流的大学，第一个五年先发展五所大学，第二个五年再加上五所大学。当时中国大学的格局是国立大学、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并存，胡适在他的设想中多次提到过，国家在选择发展的大学时，对于这三种大学要给予同样挑选的机会，要看大学的人才、设备和研究成绩。对于胡适当时的这个设想，也有一些不同意见，但大体上人们还是认同的。不过由于时局的变化，他的设想没有来得及实行。 第二件事：1952年，新政权也进行了一次高等教育的改革，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院系调整。这次院系调整表面的理由是为了加速中国工业人才的培养，或者说速成。但它的深层理由却有意识形态的考虑，也就是说，首先它要打破国民政府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在这次院系调整中，原来国民政府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完全被打破了，主要标志就是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的消失。国民政府高等教育是以美国大学为基本模式，而院系调整后中国高等教育则以苏式高等教育为主要模式。1952年院系调整的前奏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从这次院系调整看出，新政权确实有分散原国民政府教育体制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意图。这次院系调整的基本特点是一个字：分，也就是拆散，把大的变成小的，把文的变成“工”的。这是建国初期的一次重大选择，它的意义不单纯是从教育上考虑的。 现在正在进行的高等院校的合并，在思路上并没有什么新东西，也可以说是对1952年院系调整的一次整体否定，大体上可以说回到了当年胡适的那个设想。不过胡适当年的设想，是以学术独立为基本价值取向的，这次的合并却更多地考虑了在技术层面上与世界一流大学的接轨，却没有考虑我们和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区别并不在行政和技术层面，而主要在大学的基本理念上：即大学独立、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等。 能否像当年一样把办大学的权力还给民间 我们现在有没有私立大学？我以为没有。现在的政策是鼓励社会办学的，但这个鼓励，只是更多地从办学经费上着眼，而不是从民族的兴盛和未来考虑。 中国现代大学教育是以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为主要格局的。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全部传统，后来这个传统中断了。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的最终消失，带给中国大学的损失，五十年来已经看得很清楚，不用多说。可怕的是我们现在许多人连什么是私立大学都不清楚了，以为只要不是公家出钱来办大学，那就是私立大学。 1929年7月，国民政府制定的《大学组织法》就明文规定，除了国立大学以外，可以设立私立大学，“由私人或私法人设立者，为私立大学”，特别重要的是私立大学的概念里包含了外国人和教会可以在中国办大学，这是一种开放的世界眼光。我们过去对于教会大学是有偏见的，对于它的历史没有给予客观的分析。 中国是一个具有优良教育传统的国家，从古代的私人讲学到现代的私立大学，从私立大学到民间教育家，我们本来就有一脉相承的传统，只是后来中断了。不是我们中国人没有能力办好私立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等，在当年都是完全可以和国立大学比肩的私立大学，而且它们都是综合大学，具有非常优良的人文传统。它们的校长张伯苓、林文庆、马相伯、张寿镛先生，都是永远让人怀念的教育家。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能不能办好私立大学，而是我们有没有这种诚意，就像当年我们把土地还给农民一样，我们现在也要有勇气把办大学的权力还给民间，这才是真正对中华民族负责的态度。 胡适在《谈谈大学》的演讲中曾说过：“记得二十余年前，中日战事没有发生时，从北平到广东，从上海到成都，差不多有一百多所的公私立大学，当时每一个大学的师生都在埋头研究，假如没有日本的侵略，敢说我国在今日世界的学术境域中，一定占着一席重要的地位，可惜过去的一点传统现在全毁了。”胡适认为私立大学有其优点，就是它“比较自由，更少限制”。如果一所私立大学有自由独立的传统，它的前途也就让人有信心。 现代大学史上那些令人怀念的好传统 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出现是上世纪20年代初的事情，但它却表现出了很强的后来居上的特点。从整体上说，中国现代大学从建立到初具规模，其中特别优秀的像清华、北大、中央大学等，可以说只用了大约10年的时间，就已成为世界著名的大学，甚至是世界一流大学了。为什么中国现代大学能有此成功呢？关键是大学的制度设计。 中国现代大学教育虽然起步较晚，但大家公认，它的起点不低，而且很快能和西方大学接轨，须知这一切都是在当时政治未上轨道的情况下完成的。这个成果应当归功于本世纪初那一代传统的读书人，他们的基础教育是在封闭的环境中完成的，但他们又是能开眼看世界的中国读书人，出去一走，就能敏感地把握住世界的潮流。也许是有私人讲学和书院制度的传统，所以中国在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中呈现出很强的适应性，在中西文化融合过程中较少障碍。 研究中国大学教育的人可能会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本世纪初，最早承担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职责的，是一批传统的士子，如北大校长蔡元培、南开的创始人严修、南洋大学堂校长唐文治、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和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都是进士或举人出身。如果是个别，也许是特例，但现代大学教育史向我们显示，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现代大学的萌芽时期，最需有好的设计者，这一点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幸运。制度的设计在于理念，在于对国家进步的强烈感情，在于对世界文明的诚意。中国早期大学制度的设计者们都是具有这样品格的人。有了好人，才能有好制度，才能有好大学。可以这样说，中国早期大学制度设计得非常好，是一个一开始就具有世界胸怀的制度。 在中国早期大学制度设计者的理念中，教育独立的观念深入人心。1937年，胡适在庐山谈话上就多次说过，教育独立，官吏不能兼任公私立学校校长或董事长。1945年，蒋梦麟做了行政院秘书长后，他的北大朋友就劝他必须辞掉北大校长一职，他们认为，大学校长决不能由官员兼任。 总起来说：1977年之前的10年，中国大体上没有大学。1966年前的17年，中国大学的主要历史也很难说成功，主要原因是大学的理念发生了变化，过多的政治活动使中国的大学校园很少有平静的时候，这直接影响了中国后来的科学和学术水平。 中国大学的根本问题，主要还发生在制度层面，而制度的变革又不由大学制度本身来决定，所以要办好中国的大学，还任重道远。 首发同舟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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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五月 15th, 2008 by caoyinshuang
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华中师大讲座录） 作者:姚国华 http://www.ghyao.net 上传日期:2006-7-26 主讲人：姚国华 （2006年4月讲于华中师大新学人论坛，木衣、秋子、肖文虎整理，未经我订正在QQ等网媒转载。以下是我的订正稿，发表于《21世纪经济报道》、《社会科学论坛》等处。——姚国华） ●今天中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没有真正的大学精神。 ●20世纪中国所有幸运、骄傲归结为她在最艰难的时候，尚有几所大学或准大学支撑起整个民族的文化。而20世纪中国所有不幸、悲哀就在平常歌舞升平的时候，没有真正的大学，只有打造人才、工具、螺丝钉的学校，只有打工仔的岗前培训所。 ●20多年来引领中国前进的智慧，居然不是来自大学，而是南方崛起的一小渔村！英国领着香港走，香港领着深圳走，深圳领着咱们走。 ●大学校长应当是高屋建瓴的哲学家、思想家。我们的校长则是科学家，工程师，政工专家，经济学家。北大改革是一批经济学家设计的，可经济学家是中国最蠢的一帮人，他们智商虽高，但脑壳被屁股所支配。 ●一个大学教授20年间把房子从80平米折腾到100、120、150、180、260平米，由一套再折腾第二套，第三套，他还能追求纯粹的智慧吗？ ●今天很多人喊，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些人脑袋大都有病。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大学，更不懂什么是世界一流。这样伟大的民族，诺有一所真正的大学，它能不世界一流吗？ ●西方强大的全部奥妙：科学与法律，都是希腊哲学演变来的。人们追求一种逻辑化数理化实证化的道理、规律、秩序，它超越人的意志，超越物质外表。柏拉图的AcaDemy，中世纪的经院，直到现代University都是追求它。大学运动和城市运动结合，造成了欧洲近代资本主义。 ●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都只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西方人追求万物背后的规则，相信道理越争越明白。而在中国，说的东西不能做，做的东西不能说，闷声发大财，居然算最大的聪明。 ●蔡元培是20世纪中国真正伟大的第一人，地位远超过孙中山。 ●中国没有大学之后，一种介于大学与军阀之间的准大学左右中国命运。蒋介石的黄埔军校，毛泽东的延安，就是这种准大学。 ●20多年来，中国科学家在任何领域没有作出任何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甚至还不如林、四横行的文革时期。今天中国大学已成了牟利机构，学生为谋求学位，学校则售卖文凭。 ●国人喜欢说走出象牙塔，其实要害在于，我们根本就没有象牙塔。一切都要有用的，大学要有用，专业要有用，连人也要有用。人才是中国特有的概念，它被领导用，被老板用的，说穿了就是打工仔！ ●所有现代大国通通是文化立国。日、韩是文化立国，连陈水扁的台独战略都是文化立国。但在中国大陆，这个声音传不开来，因为无数占着舞台的蠢货，大脑深度脑震荡，长期可有可无，形同肥肉。 ●现实中国没有真正的大学，但我们可以做真正的大学生。在自由思想中，在独立行动中，拥有健全的大学生活。 感谢华中师大新学人论坛的同学们给我这个讲演机会。今天我讲的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是我对中国现代进程的一种不同于主流观念的思考。我想先从上个世纪80年代武汉的三所大学说起，武汉大学，华中理工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在当时全国都是非常有份量的，首先要从三位校长说起。 华中工学院的朱九思先生是当时最年长、资历最深、最以严谨著称的大学校长，武大的刘道玉先生则是当时中国最年轻，也是改革最激进的大学校长，再一位就是咱们华中师大从学术生涯中走出来校长的章开沅先生。 三位都是全国最有个性的大学校长，但他们的风格俨然不同。章开沅先生是个儒雅的学者，他在教育界是以一个学者的姿态，一个学者的眼光治校。十年前我请章先生讲座，他告诉我，当校长时教育部召开的会他基本上都不去，几乎不跟上级官员打交道，只是做自己的学问。“上面要我干什么，我觉得可以就做；我觉得不可以做，就让副校长去应对”。朱九思是从延安出来的一位老革命家，他做校长，把华中工学院治理得非常严谨，井井有条，整个学校就像一个高速运转的机器。华工培养了一代一代标准化的大学生，所谓“学在华工”的说法，就是在朱九思时代留下来的。 当时的武汉大学在全国以最自由，最开放，最激进的形象，被看成改革开放的先驱。在刘道玉时代，武汉大学做的很多教育改革尝试，直到今天中国绝大多数大学也没有超越。比如推广学分制，学生可以自由地选择专业，可以转系，所有课程可以选修，甚至可以不听课自己研究，校园文化非常活跃。现在的武大已经没有当年的气派，但据说仍然保留着一些痕迹，象女生宿舍没有别的学校那样森严壁垒。当时我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兰州大学，都能感受到这年轻的校长，自由、开放、浪漫的校园生活的魅力，当时有一部著名的电影叫《女大学生宿舍》，就是在武大校园拍出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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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五月 15th, 2008 by caoyinshuang
大学文化缺席导致中国现代进程缓慢姚国华 重做大国，一直是我们这个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的民族的梦想。然而，大国崛起的关键在哪里，是兴办实业，还是革新政治，是加强武备，还是振兴教育，这在中国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无所适从的问题。 源于欧洲的现代文明是社会化的人工秩序建构的结果，它需要有超越性的理性思维和专业化的探索研究，区别于传统农耕文明对自然生态秩序的依赖，后者只要凭直觉经验就可以维系。因此，大学是现代文明崛起的前提。近代以来所有大国崛起的背后，都有大学的积极作用。 中国的现代进程没有一个独立的文化运动作为思想准备，只是在外力的压迫与推动下走救亡图存的道路。人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依据自己的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而是看现实有什么需要，尤其是西方的强者怎么做。因此，中国即便是办学，也是要服务于具体的现实需要，包括后来办起的大学主要是照搬西方既定的智慧来运用，缺乏独立的学理研究。 20世纪中国大学运动有两个高峰，一是蔡元培掌校的北大独立于社会政治与经济力量，开创了现代大学精神；二是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成为国难当口民族文化的支柱。两者对于现代中国的实质性推动是无与伦比的，然而，它们在百年中国的历史上都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在平常时期，超越的大学文化在功利主义和政治权力的压迫下难以生存。 蔡元培还曾经尝试建立独立于国家行政体系的大学制度，实现教育学术化，学术研究化，彻底摆脱官本位对于学术超越性的扼制，其意义是深刻的。可惜由于官本位的惯性作用，这一尝试还是以失败告终。 更具现实意义的两所“准大学”左右了20世纪中国命运，这就是黄埔军校和延安抗大，它们先后各自培养了一个有救国理想的青年精英群体，成功建立了统一的国家政权。但这只构成一时的文化动力，一旦失去生命的活力而僵化，这是中国容易陷入而必须走出的陷阱。 1 .近代中国没有主动建立大学 中国早有传统意义的大学，历代王朝都有太学一类的官方学术体系，还有发达的科举取仕制度，民间还有不随王朝更替而存在的书院体系。它们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一直是华夏文明传承的文化中心。然而，这古典的大学文化只是与农耕文明相适应，无法孕育现代工业文明。而且，正因为这种传统文化体系的高度发达与成熟，从来没有受到过强大的外部文化力量的挑战，当中国受到西方近代文明全面冲击时，人们虽然在现实生活的外层表现得越来越躁动，但越是具备深厚学识的精英，越是难以摆脱传统文化的沉重包袱，在文化的深层展开的反思与应对非常迟钝。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就被迫打开，但面对越来越强大的外来现实压力，中国直到1860年代才开始主动改变自己以图自强。然而，这场洋务运动也只是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目的出发，秉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尝试着在工具和器物层面引进西方文明的坚船利炮，却并不改变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与思维方式。这时人们还对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抱有完全的自信，他们需要的只是西方的物质文明而已。 因此，洋务运动并没有建立现代意义的大学，只有为接受西洋器物服务的人才培训，诸如翻译西方语言的同文馆，培训西方技术的船政学堂、矿业学堂、工艺学堂、医学堂等等，以及培养军事人才的武备学堂。 只有当洋务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相互的交往与冲突日渐深入，才有人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中国几千年未曾有过的大变局。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与西方现代的物质文明并不能直接结合，因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与技艺，是以深层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决定的。西方的器物与技术建立在特定文化基础上，这就是近代科学体系。用严复的话说，一个文明的体与用是分不开的。西方文明的背后有它无形的文化基础，单纯的器物与技艺，只是一些碎片而已，构不成有生命的文明体系。 1872年到1875年，清朝政府派遣四批120名幼童赴美 留学。这表明当时已经有人看到，系统地、深入地了解西方文明全貌的必要性。然而，这一努力很快在保守势力的反对下失败。1881年，中国这批留学生却被全部召回。其他零星的留学派遣大多是技术性的，他们回国后大多并无很大的用武之地。而这时，日本留学生们早已全面执掌国家的发展进程。 1894年甲午战争中，中国直接从西方引进的技术装备体系被东洋小国日本打成全军覆没，正式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1898年戊戌变法，一系列政治变革启动，京师大学堂这一现代大学的雏形也正式诞生。然而，它是官办的，完全依附于朝廷，服务于王朝的政治目的。因此，尽管它是戊戌维新失败之后仅存的硕果，但它迟迟没有成为超越社会利益集团之上的文化特区，没有形成独立的学术体系，学生大多富家纨绔子弟，抱着升官发财的目的混文凭，却无心求学，因此仍不能算真正的现代大学。 2 .大学文化缺席导致中国现代进程步履蹒跚 大学至今在国人心目中是一个实用性的社会机构，一个仅仅是训练未成年人并给予其文凭资历的机构。然而，它对于现代文明的意义远远不只是工具性的，它应当是一个现代国家的灵魂，是一个民族整体觉醒的标志。中国近代历史并没有独立大学的存在，也就没有建构现代文明所必须的文化准备，这就决定了中国走向世界化的道路一再被动，总是被时事推着走，人们总是在应付各种燃眉之急，心中并无理性的共识和长远的战略。 西方文明的冲击直接呈现出来的就是坚船利炮，让国人误以为西方强大的原因就是器物文明，却不知道它的背后是一种必须由体系的大学教育才能获得的理性思维。两千多年来政治本位的传统，造成全社会上上下下对于政治权力的依赖和迷恋，人们改变现实的所有诉求最终都寄托于政治权力，却无法通过现代文化的建构，形成现代公民社会的共识。 因此，无论是实业救国，还是制度变革，没有现代科学和契约精神的内在支持，就脱不出传统文明的窠臼。虽然亦步亦趋地与西方现实妥协，甚至主动接轨，但人们没有自由的精神、悠然的心态来创造一种全新的文明秩序，这样，营造出来的只是一些急功近利的设施，并不具有生命力，而表面上务实的制度变革，总是陷入为恶性的权力缠斗中。而且，越到后来，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人心越来越浮躁，道德越来越沦丧，自主改变的从容没有了。于是，这样一个数千年的文明只有走向全面崩溃。 世纪之交，庚子之变等一系列深重的民族灾难动摇了几千年传统的基础。1902年颁布壬寅学制，次年再颁布癸卯学制，形成中国最早的近代学校体系，1905年科举制度被正式废除，一批以西学为主的新式学校兴起。然而，这些努力根本不足以培养一代新文化的精英，只是听任传统文明的一再腐朽，西方现代文明却始终无法把握。直到王朝的政治终于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崩溃，但在缺乏文化认同的社会里建立的新政权本身是脆弱的，不可能有所作为。新政府颁布了带有革命色彩的壬子-癸丑学制，并没有实质性的作用，整个民族远没有走入一条健康的发展轨道。 1906年，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写信给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建议利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兴办教育。他说，中国正面临一次革命，哪个国家能够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它就能因此而获得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也就是说要通过知识上、精神上的影响支配中国未来的领袖。1911年建立的清华学校作为留学预备学校，便是要成为中国领袖人才之试验学校。 与此同时，外部挑战也激励着内部的有识之士展开关于中国前途与命运的讨论、思考与实践。梁启超、严复等人主张中国走培养“新民”、“教育救国”之路，他们认为，人的改变是第一位的。兴办实业也好，暴力革命也好，移植西洋经济和政治方式，如果没有国民素养的提高，都只是“淮桔为枳”，治标不治本。新文化运动更是主张文化的革命是社会变革的关键。胡适认为，国家可以没有军舰，但不能没有大学；鲁迅痛感医治国民的精神疾病比身体疾病更加迫切，毅然弃医从文，旨在“立人”。 3 .找不出第二个蔡元培 北京大学成为真正的现代大学，是1916年底在蔡元培的全面改造之后才实现。而正是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一代社会精英的觉醒，构成中国近代与现代的分水岭。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中国的真正接生婆不是有“大炮”之称的革命家孙中山，而是树立现代大学精神的北大校长、一介文弱书生蔡元培。 蔡元培也曾组织过光复会，加入过同盟会，但他在政治前线冲锋陷阵不多，思想也没有进入意识形态中心。他曾在德国大学研究教育，深受现代教育之父洪堡的思想影响，回到中国后主持北大的改造。 蔡元培认为，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大学是人格养成之所，是人文精神的摇篮，是理性和良知的支撑，但不是道德楷模，不是宗教之所。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囊括大典，网罗众学之学府。 他认为，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大学不同于各专门学校，需要研究高深的学理，为各专业学科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他说，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的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尤其是在这竞争剧烈的20世纪更要依靠学术。所以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学术幼稚和智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教育有隶属于政治者，有超轶乎政治者，前者是专制时代的产物，后者是共和时代的产物。知识分子要开辟自己的领地，发挥影响力，不依赖于政治，不顺应当权者，切断大学文凭与国家俸禄的等同关系。 他强调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容纳丰富而多元的人类智慧。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他认为，大学是社会的特区，文化建设的实验场。他在北大倡导进德会，戒酒，戒赌，戒嫖，培养正直的德行。学校的腐败，是因为把求学当作做官发财的手段——许多人为了将来做官，多选择法科而不重视文科和理科。知识分子要成为社会的栋梁，但不是做官吏、议员；要在社会堕落、政治腐败的浊世中做伸张正义的清流之士，做勇敢的人，与敝俗奋斗。 他以兼容并包的原则治校，延聘当时各路不同倾向、不同主张的文化精英荟萃北京大学，有传统的，也有反传统的，有受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及苏俄等不同国家文化思潮影响的学术名流，很快形成全国文化中心，把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运动推向最高潮。多元的文化杂合看起来充满矛盾、争执乃至冲突，但正是这样才产生真正的文化创造力。 胡适曾转述美国哲学家杜威的话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不过，在我看来大学对每个民族具有普遍的核心作用，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就是某种意义的大学校长，何况中国也有孔子代表的古老的教师传统。各近代国家尤其是快速崛起的国家如日本、以色列也不乏大学作用突出之例。我想，杜威是针对大学演变的常态而言，而近代中国并不处在常态。 4 .文化独立淹没在政治功名之中 蔡元培在中国也遭遇到特殊的尴尬与失败，这也使得国人至今普遍超不出政治本位，看不到他作为20世纪中国的最高精神领袖的地位。 他主张大学应当与现实的政治保持距离。胡适也曾发誓，三十年不谈政治。然而，他们开创的北大却很快在五四运动中陷入政治的旋涡里。作为北大校长，他还苦口婆心劝学生回校上课。然而，国家与民族内外交困的现实，已经紧迫到令青年学子和大学教授难得安心于书斋的程度。实际上，这场新文化运动并不是后来被人们混为一谈的五四运动，真正的新文化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就夭折，普遍高涨的政治激情淹没了超越的理性精神和学术探索。此后，蔡元培在北大校长职位上的实际做为也中止了。 1927年，蔡元培试图在南京政权的既定政治框架内，主动与蒋介石合作来实现他“教育学术化，学术研究化”的理想。他主导全国教育改革，实行法国式的大学区制，建立中华民国大学院，名义上与立法、行政、司法、监察、考试五院平行，直接领导全国多个大学区以及中学区，分别管理中央和地方学术与教育的行政及立法事务，同时取消中央及地方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大学院又设中央研究院，各大学区也分设自己的研究院，分别作为全国及地方学术研究机构。他还要求教育经费独立于军政费用之外，以特定税种征收，通盘划入大学院，从而保障教育和学术的独立。 文化、教育、科学机构独立于国家政治体系之外，完全成为学术化机构，以摆脱官僚化的控制，这其中的深意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民族缺乏独立于政治权力之上的文化体系，知识精英们无法达成理性的认同，不能建立学术本位的共同体，整个国家的真正崛起就难以实现。 然而，这一尝试只做了一年多又失败了。为什么？中国社会的官本位其实并不全在当权者，传统知识分子的内在人格也同样缺乏超越政治功名和入世情怀的文化独立，文人之间为争夺世俗资源，容易形成文人相轻，师徒单传，宗派(而不是学派)林立，却形不成普遍的学术共同体。换言之，即便当权者给你自由，让你独立，知识分子也不见得能自立。大学院的改革马上遇到太多始料不及的困难，各个学区之间为名份而争吵，各大学也为各自的名份和归属争吵，中学与大学经费分割发生冲突，大学院管理全国教育文化事务同样会产生官僚主义，专制主义，学阀作风。 西方文化为什么能相对独立于政治呢？第一，另有现实生活的基础，这就是工商业的生产方式，人们有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第二，人们还有内心世界的基础，那就是普遍认同的宗教信仰与理性精神前提下的人格独立。大学文化虽然整体上与工商业生产方式是相一致的，但它又是人们理性精神的长期积淀与发挥而成的相对独立的文化象牙塔，容纳众多学者们独立的学术追求与自由的探索精神。他们以追求智慧为快乐，没有生存的焦虑，不太在乎世俗的权力与金钱。在中国，这两方面都缺乏。 蔡元培认同西方大学的独立，但他反对全盘移植西方，尤其反对把宗教引入大学，认为在中国不需要，也不可能普及宗教。他主张大学只把宗教作为学问来研究，而不允许参与传教活动。他指责西方传教士通过教会学校，“用种种暗示，来诱惑未成年的学生，去信仰他们的基督教”。 问题在于，西方大学的独立本身与教会是有渊源的，是宗教信仰给予了大学的知识精英们独立于政治的人格基础。那么如何形成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的文化人格呢？蔡元培转向中国传统文化里寻找依托，他主张以美学代宗教，以纯粹的美育陶冶人的感情，培养高尚的情操。“提起一种超越利害的兴趣，融合一种划分人我的僻见，保持一种永久平和的心境”；不因见小利而失节堕行，不因挫折而颓废以至厌世，使人具有远大的抱负和进取的精神。他认为，教育内容不外乎科学与美术，主张把德、智、体、美并列为“四育”，倡导音乐、绘画、书画等艺术活动。 的确，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对于中国传统文人决不仅仅是一种娱乐，还是人格理想的美学寄托。如果说西方知识分子基于神性的普遍认同，那么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则基于诗性的个人关怀。后者能否真正确立中国的现代学术精神支柱呢？诗性的人格更倾向于对不确定的感性世界的直观，在变幻的世界背后追求人生的意韵，这显然不同于现代文明要把握确定的理性规则，掌控客观进程。如何衔接，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5 .“准大学”的历史 蔡元培主张的“超然人”教育是追求远效的，独立于政党，以防一种特别的群性去抹杀个性。但是，这在中国难以立足，结果，政治化的“准大学”还是成了历史的主角。 1919年的五四学潮爆发后，第一轮大学文化运动的精英们分化或汇入 国民党、共产党及知识分子三支力量，形成几脉大学及准大学运动。 黄埔军校及以后的延安抗大，与一般意义的现代大学有根本的区别。但是，它们又与大学极其相似，都是中国现代社会整合的文化生长点。因此，我称它们为“准大学”。它旨在为社会革命确立文化认同，这种意识形态文化不是基于学理，而是基于信念与立场，讲究现实效果。它能直接鼓舞青年人的革命精神，激励他们积极进取、献身理想，为革命提供原动力。它代表一种新的价值理想和道德标准，凝聚和包容不同的力量，超越个人物质生活，小集团的利益，以共同的原则，整合为统一的集体。 无论是黄埔军校，还是红军大学、延安抗大，学习时间通常都只有几个月，至多一年，其间随时要作战或生产。因此，教学只是灌输，学员们生吞活剥一些知识概念，直白地理解一些抽象原则，重要的是把它与个人经验结合起来，形成对于个人利益和当下生活的自觉超越，建立人与人之间共同的语言体系和行动原则。这种政治军事学校把大批知识青年有效组织为统一的政党，成就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迅速崛起。 孙中山一生奔走革命，他所建立的会党组织都没有成气候。辛亥革命的结果也是军阀割据状态。在他屡战屡败，几乎一事无成之际，获得列宁启发和帮助，着手以三民主义的信仰为核心，将国民党改组为意识形态化的政党，并建立黄埔军校，通过社会教育来培养革命者的精神。 1924年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说：我们今天开这个学校，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立志做革命军，先要有什么根本呢？要有高深学问做根本！有了高深学问，才有大胆量，有了大胆量，才可以做革命军。 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完全仰仗于三民主义旗帜以及黄埔军校这笔政治文化遗产，掌握国民党迅速崛起于军阀之林，成功地统一国家，并展开大规模的建设，还挺住抗日战争。黄埔“校长”的尊位，赋予他的政治权力以精神权威，赢得学生集团的无条件服从。但由于政治利益逐步取代政治信仰，文化内涵日渐僵化，最终被打败，1949年后退守台湾一隅。 然而，这种“准大学”由于政治与文化一体化，文化服从于政治，不具独立性，会失去自己的深度与活力，沦为浅薄的经验主义与僵化的教条主义，一步步变成官僚化权力斗争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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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五月 15th, 2008 by caoyinshuang
21世纪中国大学运动 时间：2002年11月地点：北京大学三教105室举办单位：北京大学乡土中国学会主讲人：姚国华 谢谢乡土中国学会给我机会，让我北大的讲坛上与大家交流。 听说乡土中国学会主要研究“三农”问题，这方面我很关切，但没有研究。我的书中也引用了“乡土中国”这个概念。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费孝通先生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乡土中国》，对中国传统社会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给我启发很大。我本人读书甚少，但是偶尔碰到一些令人警醒的思想，便铭刻在心。 八十年代，在一处读到费孝通先生的另一观点也是如此。他指出：五十年代，全国在行政命令下进行大调动，各地的人们走出乡土，聚集到一起，形成一个个有现代意义国有企事业单位，毛泽东称着“五湖四海”的人走到一起。可是，七八十年代后，这些单位无一例外都出现了一种趋向：职工们扎了根，有了稳定的家庭，有了下一代；孩子们长大以后大多留在本单位就业、成家，并产生了第三代。费先生敏锐地预见到这可能导致传统宗法关系的回归。 今天中国改革过程中的许多问题，像国有企业的衰落，大学的“土著化”与“沼泽化”等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源。遗憾的是，费先生这一深远的眼光几乎被埋没了。二十年来，经济学家们为拯救国企争论得不亦乐乎，最后大家满足于这样的答案：计划经济从头到脚就是一个怪物，它必然失败，市场经济必然胜利。其实，计划经济未必坏到如此，五六十年代的那些惊人成就不都是在计划经济下实现的吗？ 费孝通先生看到的，也是我所赞成的是：中国牢固的乡土性，与之相联系的血缘关系纽带，尤其是社会深层结构里的文化伦理，才是众多现象的根源。从这里深入挖掘，可能会对解决现实问题带来启示。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二十世纪中国大学运动”，“大学运动”几个字眼可能比较敏感（笑声），主持的同学把它写成了“大学建设运动”，这也可以呀，因为我的重点也是大学的定位与建设。 现代文明的进程有一个大学运动的问题。任何文明都有世俗生活的层面，但在世俗生活之上，还需要一个给每个人以精神支撑，给整个社会以凝聚力的“象牙塔”。古代社会有祭坛、图腾等，成形的文明体系中更有教堂、庙宇、寺院、祠堂等，它们是社会的精神中心，人们面对它们肃然起敬，形成一种虔诚感、神圣感。西方现代文明的“象牙塔”就是基督教和由此衍生出来的大学，大学的使命是在信仰的平台上建立普遍的理性思维。 我的理解，文明是有形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人类制造物；在文明的背后，有一个支配它的灵魂，这就是支配着创造者内心的文化。它绝不是街头的招牌标语，不是口号表演，也不是我们手上的文化典籍，而是存在于人内心的精神内涵，被人认同并且时刻起作用的信念、思想与情感。因此，文明与文化，是载体与灵魂的关系。 我们今天见到的西方文明如此复杂、多样、强大，它背后的实质就是理性文化。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科学思维相信自然界存在着不为人的意志所转移的规律（natural law）。在人和人的关系上，法制社会也需要这样一个超越个人的规则，亦即法律（law）。这两种law的思维构成现代文明的秩序。 整个现代文明都取决于对law的把握，而这种理性思维源于古希腊哲学。雅典人的工商业生活导致了他们特定的思维，相信万物的根本不在物质层面，而在背后的一个规则的支配。从毕拉格拉斯到德谟克利特到柏拉图到亚里斯多德的哲学，归根到底都在追求万物背后的逻各斯，这逻各斯是可以用数学和逻辑精确把握的。 中世纪时，奥古斯丁把它综合到基督教的信仰体系里。一开始，理性屈从于信仰，但是随着十字军东征，更多原汁原味的古希腊哲学思想被发现，到十二世纪，另一位伟大的宗教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进行了第二次基督教大综合，把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的哲学融入基督教信仰中，从此，理性的因素越来越多于纯粹信仰的因素，于是经院哲学应运而生。今天，一谈起经院哲学，大多数人会认为它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纯概念争论，比如说，天堂里的玫瑰有没有刺，上帝可不可以是女人的身体，亚当的身上是否少一根肋骨，亚当和夏娃有没有肚脐等（笑声），它们貌似可笑，却灌输给人们一种重要的理念：上帝是讲道理的，上帝创造的世界是有规律可循的。 这种追寻道理的精神造就了牛顿。今天人们认为，牛顿晚年研究基督教是科学家的堕落了。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解，牛顿要没有虔诚的信仰，就没有今天受我们推荐的科学了。万有引力的发现就是牛顿想了解上帝为什么要把这个苹果砸在自己的脑袋上，这种认知上帝的冲动导致了他那些伟大的发现。 这就是说，西方延续至今的理性精神基于一千多年的基督教信仰灌注给人们的信念：世界是上帝用至善至美的理性原则创造的，谁把握了这个原则，谁就把握了上帝。十二世纪前后，一批怀着这种探求上帝规则的冲动的人聚集在修道院里，后来他们搬到一个地方专门继续这种争论，这就是大学的起源。大学基于一种理念：相信世界是有规律的，人在社会生活中也要依循相当的规则来行事。从这个意义看来，没有大学，就没有现代文明。 讲到这里，我们归纳一下：现代文明的产生需要一个文化前提，而这个前提的载体就是大学。 真正现代意义的大学开端于德国的柏林大学，又称柏林洪堡大学。路德新教改革后，德国人从内心相信上帝，认为只要有了信仰，就解决了一切问题。他们漠视工业革命、市场经济、自然科学等，执着于心灵的生活。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拿破仑扫荡欧洲，德国人才惊醒了，他们发觉只有内心生活的充实是不够的，德国需要走工业化的道路。但是此时，德国被拿破仑打得一败涂地，流血，还要割地赔款。这种一贫如洗，满目疮痍的情况下，依照我们中国人的思路，先要恢复战争的创伤，把经济搞上去，把国防建设起来，然后再考虑其他方面。 德国人的思路却与此截然相反。他们相信，一个强大的国家首先是精神上的强大，只有在文化和科学领域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个国家才有可能成为世界强国。普鲁士内政部教育司司长洪堡成为所有内阁成员中最重要的人物，他们在最艰难的时候，不是拿钱去发展经济，去发展国防，而是集中全国资源，开拓一块最自由的天地，建起柏林大学。这所大学不只是培养人才，更重要的是，它成为整个国家文化和精神的中心。 大学兴起后，推动中学、小学的建设，整个国民教育发展起来，德国现代化由此起步，这个落后的封建国家一跃而成整个欧洲的学术文化中心，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十九世纪后半叶，德国人在每个领域中做出的决定性贡献超过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的总和。这里加上美国并无意义，当时美国对世界的贡献几乎是零（笑声）。 当时，德国强大，中国如何呢？中国人有的是钱。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个事实。不知谁说过一句话，“中国人穷了几千年，再不搞改革开放就晚了。”这句话总体意思没错，但说中国“穷了几千年”并不准确。中国不是穷了几千年，而是富了几千年，而且一直富到鸦片战争前夕，还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34%，高于今日美国在世界的比例，中国人实在太富了（笑声）。当然标准不同，有时没有可比性。白银价格直线下降，英国人拿不出钱来中国换香料、丝绸、瓷器，而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根本不需要别人的东西输入，英国人无计可施了（笑声）。他们自知鸦片对人的精神具有无可比拟的摧毁性，他们自己不抽鸦片，却以罪恶的鸦片贸易来对付中国。这时中国文明在封闭体系中已经烂熟，中国人内心日趋腐朽与没落，一接触到鸦片，整个精神防线就崩溃了。 鸦片战争后中国赔了不少银子，但那对中国只是小意思（笑声）。中国人富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富到甲午海战。清政府内部一些人开始反省，搞起洋务运动，派官员到西方去采购，他们专挑别人最好最贵的东西买，“我们有的是钱，你们只管拿来！”中国当时买的洋枪洋炮大多是德国造的。 与此同时，日本国门也被打开了。日本人最初学习东方，但看到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在一朝之际就被西方人打败后，就全盘转学西方。他们派出大量留学生前往德国，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看到这样两种不同使命的东方人，模样差不多，只是一个有辫子，一个没辫子（笑声），前者来拿有形的器物，后者来拿无形的文化。俾斯麦没有上过大学，文化程度在德国算不上高，但是，他以德意志人特有的文化眼光预言到两个民族三十年后的不同命运：日本将成为无法估量的东方强国，中国将日益腐朽懦弱，最后任人宰割。不幸的是，他惊人地言中了！ 甲午海战中，日本岛内正在闹饥荒，日本人是饿着肚子打仗的。中国海军装备在世界上排名第六，是日本无法比拟的，然而战争的结局是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中国人缺的不是物质，而是精神、是文化。但是，直到今天，中国人醒悟过来了吗？没有，没有，没有（掌声）。 中国文明早已烂熟，人们具有一种封闭的自信，无法相信有另一种文明可与之相比拟。中国人在理念上认为唯物主义、实用主义是至上的，他们更多看到外在的有形的东西，搞改革、闹革命，都停留在这一层面。对于西方强势，中国只承认他们物质上的强大，而不承认他们内心的强大。洋务运动学的是器物，失败以后，觉醒到仅仅物质不奏效，应该在体制上展开变革。但是戊戌变法只持续了一百多天便被扼杀在摇篮里。归根到底，体制的变革仍然是权力斗争。一个民族的变革完全用利益驱动，而不是用文化驱动，这是何等短视。 戊戌变法以后，中国仍然有许多改革，但它们依旧没有高屋建瓴的文化向导，只是利益上的你争我夺，这注定了失败的结局。辛亥革命爆发，人们以为问题彻底解决了，然而不久便陷入更加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今天有人说，如果没有发生辛亥革命，也许景况会好些。历史当然没有这种假定。中山大学有位著名学者批评孙中山，说他一生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屡战还屡败（笑声），并没有对中国的二十世纪建构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在这个民族最危难的时刻，真正翻开中国二十世纪全新一页的是谁呢？是新北大的校长蔡元培。二十世纪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北大奠定的。新文化运动不等于五四运动，后者是新文化运动的终结。蔡元培在北大这个狭小的范围里，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为原则，产生一场思想文化变革。这可以追溯到梁启超的“新民说”，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培养新的一代人，而人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内心世界的问题，为此毛泽东等一批青年在湖南成立新民学会，呼吁改造人的思想。胡适也说：“中国可以没有大炮，没有军舰，但中国不能没有大学。” 与此同时，正在崛起的美国也敏锐地意识到，支配着中国二十世纪的将是一批年轻的学生，谁培养了中国未来的精英，谁就掌握了这个国家。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决定把一部分庚子赔款拿出来，把美国教育输入中国。清华大学就是庚子赔款扶持起来的。可见，当时的有识之士都发现，大学才是一个民族走向新文明的真正起点。 今天，中国大学并不是完全意义的大学。第一，真正的大学是超越市井社会之上的国家文化中心，而我们的大学只是服务于社会的工具，或为政治服务，或为经济服务；第二，真正的大学是整个民族的灵魂寓所，是引领文明进程的“象牙塔”，而我们的大学却只是混迹于现实功利主义泡沫里的职业机构；第三，真正的大学多元文化的汇集、碰撞、交流、综合、创新的圣殿，而我们的大学却大多只有专业教育；第四，真正的大学是思想自由表达、智慧平等交流之所，而我们的大学只是用现存知识训导、管教、灌输给年轻人。 下面，我先拿出一个结论：二十世纪中国所有的骄傲都来自于几所大学或者准大学；但另一方面，二十世纪中国所有的耻辱、所有的不争气，都与一个事实相关，即在平常年代里，没有一所真正的一以贯之的大学。 即便是今天，中国并没有完全意义的大学。今天的北大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北大，尽管这里的物质设施、师生人数、学校规模等都远远超过当年，但它已经没有蔡元培时代的北大精神了。大学的真正意义应在于精神、灵魂的作用，当年北大的意义是无与伦比的。我们还可以从一个角度看北大的作用，“没有wdGCD就没有新中国”，但是，同样不容争辩的是，“没有北大，就没有wdGCD”。（笑声）wdGCD早期的领袖人物绝大多数都来自北大，连毛泽东也曾经是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这段北大时光对他影响很大，他一生对北大极有感情，由他决策的许多重要事件都是从北大开始的，连wenghuagemin都是从北大开始点火（笑声）。解放初期，人大的地位一度高于北大，开学典礼由刘少奇亲自主持。但后来毛泽东毫不客气地几乎将人大解散了，北大的位置一直没有改变。 北大之后，对中国起到实际建构作用的，首先是国民党，然后是wdGCD。wdGCD和国民党的真正起点都是“准”大学意义的组织。在列宁的启示下，国民党办起了黄埔军校，它不是大学，又是大学。为什么不是大学呢？因为它是出于军事政治目的而建立的，这里的文化停留在意识形态层面，没有自由的精神空间，只是对学生的思想灌输。但从另一角度来看，黄埔军校比我们今天的大学更像大学：它拥有超越整个社会的地位，较少受狭隘的世俗权威直接干预；所有黄埔学员无条件地将自己献给国家与民族的事业，他们自觉是整个民族的精英。 黄埔学生本来是要学三年、四年，但后来形势发展很快，半年就毕业一期。大家想想，大一上学期，有一半时间在军训，你能学到很多知识吗？不可能。但是，黄埔学员却是一个顶一个，这支学生军的力量所向披靡，是当时任何强大的军阀势力都无法匹敌的。为什么呢？就因为打仗的是为某种无形的文化凝聚着的学生，为某种超越狭隘利益的信念在战斗。这个组织的统一了中国，并奠定了黄埔校长蒋介石在中国的权力基础。 在当时，大学校长决不是今天某个副省部级、厅局级官员，而是整个民族的精神领袖，整个国家的文化象征。 这也让我联想到毛泽东晚年与斯诺的谈话，他说林彪给他四个“伟大”的头衔讨嫌，他只要一个，那就是“导师”。他年轻时做过小学校长，这看似平常，却是他一生的缩影。他的成功正在于他是一位导师、一位校长。我们撇开关于他的功过是非的争论，看他一生的关键，就是在做蒋介石曾做过、却没有再做的事情——办一所最大的“大学”。大家直接联想到的是抗大，其实广义地看，他把整个延安，后来把整个国家都变成了一所准大学。 井冈山红军战士的牺牲精神很伟大，但他们从山坳里走出来，视野狭窄而凝固，是不可能建设一个现代意义的文明国家的。毛泽东当然明白这一点，于是他做了一件非常有远见的事情，吸引全国各地的年轻知识分子奔赴延安。这里发生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最重要的过程：知识分子和一支农民为主体的军队的融合。 大家想想，那些农民出身的土八路提着脑袋干革命，九死一生，怎么可能和这些一来就有优越身份的知识分子搞在一起呢，怎么能容忍他们享受更高的待遇呢？党内的确有强烈的抵制，但毛泽东把它化解了，他强调，我们能改造这些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大家不要害怕。这八年，延安有学习运动，包括今天备受批评的抢救运动，都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今天，深层的反省是必要的，但不应夸大，说延安整死多少知识分子，有些言过其实。的确有一个大知识分子被杀，那就是王实味，不过那是后来转战山西途中，被战地首长下令砍杀的。 延安产生的结果甚至令毛泽东本人都始料未及，这支只有小米加步枪，不足100万人的游击队，只用三年时间，就打败了当时世界上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国家400多万正规军。多年后，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见到当年曾在中缅战争中救过几千名英军的二战名将杜聿明将军，问他在淮海战役中为什么以80万的优势兵力输给了60万解放军。杜聿明将军答道：“我的人都跑到陈毅元帅那边去了。”（笑声）可见，这里的胜败决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的背后是人心的问题，说穿了就是文化的问题。 还有一类真正的大学，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抗战爆发时，中国大学已初具雏形，就在民族危难的时刻，它们被迫迁移到偏僻的大西南山区。当时有一场争论，多数人认为，国家民族存亡之际，大学先停办，或者办也是以短期培训班形式为战争服务，物理系就学造枪炮，化学系就学造火药，学文科的就做宣传者。但是，极少数高屋建瓴的学者认为，大学要按平时的方式办，这得到蒋介石的首肯。 八年抗战中，有个惊人的事实，国民政府除了军费之外的第二大财政开支，居然是教育。那时，大批学生来自沦陷区，土地被敌人占了，收不上租子，根本交不起学费，很多人是在逃难过程中考上大学的，连自己的生活都无法顾及。就这样，一个国家几乎要亡国的时候，居然花巨资养起了一大批无法直接为国效力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在抗战时期，中国的大学不仅没有萎缩，而且大幅度扩大了招生，培育了大批民族精英，世界精英。 西南联大无疑是真正的大学，而且是世界一流大学，八年间至少培养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大家想想，没有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五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那些令中国人骄傲的事件，比如原子弹的研制、牛胰岛素的合成等等可能吗？新中国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核心是延安为代表的准大学，其科学技术基础则是战时大学。 当然，除了以上大学、“准”大学，还有“泛”大学，那就是三十年代以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他们将社会改造与教育改造结合起来，以文化科学带动社会前进，起到了重大的成就。这些成就被毛泽东所继承，后来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农村改造运动，实际上是这场运动的延续。广而言之，毛泽东一生的事业无不是先从文化上入手。 最后，我们谈谈改革开放时代的大学。改革开放从某种意义来讲也是大学运动的产物，比如高考的恢复，关于真理标准的论争等，实际上就是一场在工具层面、意识形态层面的文化运动，只不过再没有深入。 八十年代，中国大学出现了一线生机，酝酿着全新的变革，只可惜老一代人无法理解和把握它，他们简单归为“精神污染”、“自由化”，一次次的将其扼杀。大学不是全社会的文化向导，而成为左右两种势力较量、冲突的是非之地，甚至是社会动荡的温床。所以，改革不但不以大学为中心，相反以压抑大学作为代价。 改革进程不是以大学为先导，却以远离大学的小渔村作为中心。今天，沿海经济特区取得了相当成就，为什么呢？它傍着香港这个西方文明在东方的桥头堡，西方带着香港走，香港带着深圳走，深圳带着全国走，这就意味着中国二十年来的成就，是跟着别人亦步亦趋得来的。由深圳引导中国的发展之路，已经走到了极限。今天，在看得见的层面上，我们衣食住行的所有用品，几乎都是西方文化原创的。 原国家科技管理学院院长师汉民教授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二十年来（在科学的春天里），中国在任何一个领域里没有任何一个新理论、新概念、新方法领先于世界”。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科学已经死了。 二十年前，全国人民学习陈景润，我们期待多年后出现无数个陈景润。要知道，当年陈景润并不是中国最优秀的数学家。但今天，中国连一个陈景润也没了。九十年代以来，国家科学和技术的一等奖像黄河断流一样，连年空缺，尤其是最近已经有四年空缺了。这就是说，中国那么多的教授、院士，四年间搞不出一项在国际上拿得出手的成果。由此可见，中国的文化与科学，中国的大学已衰落到极限，该全面重建了。（掌声） 近两年，国家授予了四位人士科学技术最高奖，但仔细看却发现，第一个是北大的吴文俊，五十年代，他就和华罗庚等一起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他的吴氏定律是七六年底七七年初搞出来的；第二个是袁隆平，正是在十年wenge之际，他开发杂交水稻；第三个是黄琨，一九四八年他就取得了他关键性的成就；第四个是北大的王选，他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确是在改革开放后作出来的，但是激光照排是西方人发明的，日本人也已研制出汉字激光照排的第一、二代，王选研制了第三代，直到第四代王选才超过日本的水平。我本人很尊敬王选，他的每一句话里渗透着智慧与坦诚，没有一句空话，尽管如此，我仍要说，他的成果并没有太多创新的成份。 最深刻，最有后劲的发展，应当基于民族内部的动力体系，它的核心是以大学为中心的文化特区。 蔡元培曾规定大学在结构上区别于学院，第一包含文科，第二包含理科，第三，在此基础上包含任何实用的学科。也就是说，大学应该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文化的殿堂，是精神的“象牙塔”。但是，五十年代院校调整后，北大只有文科理科，不再是university，清华仅有工科更不是，全国众多专门高校更不是了。 有必要再澄清一个理念，现在各高校都争着喊三十年、五十年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知名大学”，这是非常滑稽的。三十年、五十年这类口号是信不得的，现代文明进程哪有这么长的周期，而且那时喊这口号的人早退休了，或者进坟墓了，不用负任何责任。更何况，中国不是大学水平的高低问题，而是大学有没有的问题。 北大几年间就开创了中国的现代史，西南联大八年就培养了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后五十多年至今，大陆中国没有培养一位，而且在看得见的将来，也没有希望，为什么呢？中国再没有真正的大学。 只要有一所真正的大学，它毫无疑问是世界一流的。只要北大今天恢复为一所真正的大学，它明天就可以向世人宣告：“我们是世界超一流的大学”。（掌声）为什么呢？ 在今天西方现代文明遭遇危机，基督教与伊斯兰两大文明日益严重冲突的背景下，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有十三亿人口作后盾，只要有一所能代表它的伟大智慧的大学，当然就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在于它所承载的民族精神、理性文化，而不在于投多少钱。有的时候，投钱投得越多，大学越腐败，越不能成其为大学。 事情正在改变。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意识到，一个民族的新生不能完全依靠与别人接轨，拿外来文明当标准，它需要有自己内在的文化动力体系。进一步地，开始有人意识到，真正的大学作为国家文化中心，对于一个民族崛起的核心意义。因此，大学之魂的呼唤、大学模式的反思、大学地位的提升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九十年中期，我获得了一个机会，在华中理工大学举办了人文讲座、无形学院，得到了全校师生的共鸣。这个小小的讲坛也逐渐扩展到全国各高校，引发大规模的人文教育行动。这也昭示一种转机。 面对大学的现实困境，我仍然相信，中国大学的全面重建，不久将摆到了整个民族的议事日程上来。只要回归真正的大学精神，从现实的工具变成文化的圣殿，燃起思想自由的圣火；那里的学生、教授作为文化精英，精神贵族，超然于功名利禄之上，爆发出生命的热情和创造力，绽放出新的文明之花。 今天就讲座到这里。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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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五月 15th, 2008 by caoyinshuang
金海涛 ：中国大学的尴尬 由于我曾经在高等学校工作过，所以对涉及高校的事情就特别感兴趣。然而，对感兴趣事情的观察结果往往是令人沮丧，比如，高等学校中的学术腐败、近年来高校毕业生的毕业即失业、由于扩招、扩建而导致的一些高等学校处于破产的边缘等等，都令人气愤与沮丧。而中国高等学校成为“性事”高发区、大学女生卖淫、签署“包养协议”等等丑事、怪事就更令人不齿，不说也好。高校的学术腐败表现为堂堂的大学教授发表的论文是抄袭的、科研成果造假、职称评审时的拉关系、走后门等等。虽然高校的学术腐败还没有像政坛贪官们的腐败那么严重，然而，学术腐败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更胜前者，已经有不少有识之士发出了愤怒声讨的声音。然而，声讨归声讨，腐败照样腐败，教授抄袭论文的现象依然故我，而影响波及海内外的上海交通大学的“汉芯”造假现象并未绝迹，新的“假芯”又已问世，如果深究起来，恐怕更会令人震惊。本文不拟讨论高校学术腐败之事，更不愿讨论那些“性事”，而想专门谈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难以及闹得沸沸扬扬的高校“破产”问题。 毕业即失业 最近几年来高校毕业生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形势，去年120万大学毕业生毕业即失业，而今年的毕业生比去年更多，达到495万人，而就业形势并未见好转，因而，今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更形严峻。记得前段时间对大学生毕业前要不要撰写毕业论文的问题在网上展开了激烈争论。正方认为，毕业论文是检验一个大学生四年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与水平的重要环节，也是毕业后用人单位录用与考核的重要标准之一，岂能随意弃之；而反方则认为，这几年由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很多学生一进入大学的第四年即忙于到处发简历、找工作，被毕业后的就业去向搞得晕头转向，根本没有心思去进行毕业设计，也无暇去准备毕业论文，到了最后只好东拼西凑，找些刊物上的论文抄写下来，或者从网上找那些专门从事“论文生产”的卖家去定购论文，与其这样，不如干脆取消毕业论文的写作。之所以会产生如此的争论，主要是由于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所引起的。 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的“毕业即失业”现象似乎是极为普遍的，也曾经是中共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一个靶子。而中共建政后的几十年间从未见过像这几年毕业即失业的严重现象。为什么会这样？虽然教育部对此问题总是闪烁其词，但中国政府，尤其是教育部于1999年开始的盲目扩招肯定是主因。从那时开始，国家教育部不顾主客观的实际扩大大学的招生规模，高校更在经济利益驱使下，在不具备基本条件的情况下盲目扩招，有的学校本来每年只招收两三千名新生，一下扩充到招生上万名！而且，那些“杂牌军”，即各地由中等专业学校戴帽的什么职业技术学院、培训学院之类也趁机搭上了扩招的班车招收起大学生来。如此以来，全国的在校大学生突然大幅度增加，颇有些像1958年的大跃进了。大学扩招不仅造成了管理的混乱、教育质量的迅速下滑，也造成了毕业生就业的困难。对此问题社会各方给与了痛击，而教育部却故意回避，或者不予置评，或者网顾左右而言它。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有其发展规律的，破坏了既有的规律，必然导致恶果。扩招的滞后效应在这些学生毕业时显现出来了，由于社会的就业率不可能飙升，而飙升的毕业生人数遇到了就业的难题。于是，毕业即失业成了社会的现实。几年前出现这一问题时，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而去擦皮鞋、卖猪肉、卖鸡蛋，甚至去到公共浴室当搓澡工，一时引起社会哗然。虽然，职业无贵贱，按官方的说法，那都是“为人民服务”，但是经过几年大学的学习，学得了专门知识的大学毕业生就非得去干擦皮鞋、卖猪肉的勾当？非得去当屠夫、为人搓背不可？中国真的到了需要大学毕业生去干这种不需要多少知识的事情的时候了么？而去年的情况更惨，不少毕业生去找“零工资”的职业，也就是只要有单位愿意“聘用”、接收他们，他们宁可不取分文而去为“聘用单位”无偿劳动，以求日后能为单位聘用，分得一杯羹。更有不少毕业生为了拿到毕业文凭而与一些单位签订虚假协议，因为一些高等学校为了追求所谓的毕业生高就业率，就逼迫学生去签那些虚假的毕业分配协议。今年的毕业生就业形势更为严峻，因为今年的毕业生人数更多，而全国的就业形势并无好转，现在中国每年有2400万人等着就业，而按政府的说法，每年只能解决800万人。大学生毕业即失业虽然令政府头疼，但更为悲惨的是应届大学毕业生及其家长，读了十七八年书，学得了为社会服务的本领，但一出校门成了失业大军的一员，他们如何能接受这样残酷的现实？ 现在，今年的应届毕业生很快就将面临着走向社会，而他们的饭碗问题正威胁着他们，估计今年将有超过200万的应届毕业生找不到赖以糊口的职业，他们的动向将如何？看来政府着急了，说是要想尽办法尽量解决毕业生的就业问题，鼓励他们去边远地区、去做“村官”等等。我想他们着急的不是如何解决大学毕业生的饭碗问题，而是这么多毕业即失业的大学生会不会闹出群体性事件来。 大学“破产”的传言与现实 在今年“两会”期间就流传着某些高等学校面临“破产”的传言，因为这几年高等学校由于扩招、扩建而向银行大量举债，而还款期的临近造成了一些大学的窘境。教育部长回应这一破产传言时，竟然说高校的固定资产有500亿，高校不存在破产的问题。其实，所谓的500亿固定资产是指学校的地皮、校舍以及实验设备，难道会拿这些东西来偿还高校欠银行的贷款？之所以会出现这些传言，是因为最近几年来由于高校大量扩招而使原来的校舍无法满足要求、实验设备严重短缺，从而不得不进行紧急扩建；另一方面，为了虚妄地追赶国际一流大学，自2000年起，全国高校刮起了并校风，好几个大学合并到一起，为了融合，开始建更大的新校区。而各地也争相开发“亚洲第一”、“中国第一”等各种排名的”大学城”。这就使得不少高等学校向银行大量举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高校贷款总额已超过2000亿元，扩招、扩建热使得多数高校都在“负债运行”，到了资不抵债的窘况。然而，即将到来的还款高峰却让很多高校面临“破产”，给中国的高等教育带来危机，这倒有些像1980年代中国国有企业的贷款热，最后导致资不抵债而不得不宣布破产。 巨额债务已成了制约高等学校正常发展的重要因素，有的学校已被债务压得抬不起头来，据报道西部一个全国重点大学欠下银行近30亿的贷款，校长急得团团转，学校一切工作均围绕着如何还款这件事上来。由此可知，正常的学校管理、教学质量监督、科研创新研究都成了无足轻重的事了。但有一个现象非常奇怪：政府、银行以及大多数欠款的高校对于面临破产窘境竟表现得无所谓，甚至完全不放在心上。这是因为由于高校独特的政府背景，而主管学校的书记、校长本身就是官员，而非学术人士；各大商业银行明知高校不会破产而竞相与高校签订“银校合作协议”；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出让土地的办法，利用银行贷款，不但解决了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还坐收了由高校扩建拉动的ＧＤＰ增长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大学借贷扩建过程中，高校、银行、地方政府三方共谋利益－－高校借扩招之机，抢占市场份额；政府则希望高等教育拉动消费需求；而银行则认为，作为事业单位的高校，无论怎样放贷都会有财政托底，绝对安全，绝对不会去考虑像企业贷款那样造成的呆帐、坏帐。这大概是中国的特色吧。一些民办大学已经破产了，公办大学的破产也许只是隐忧，反正所欠银行的贷款最终会由全体纳税人买单，高校不会像国有企业那样一夜之间被宣布破产。但不管怎样，由于扩招、扩建而带来的影响对高等教育而言绝对是负面的。银行贷款也许可以迟还，但由急速扩招、扩建给高校教学质量、培养人才的质量所带来的弊端已经开始显现出来，即使不破产，也是个陂脚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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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五月 15th, 2008 by caoyinshuang
大学的尴尬：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泛滥！ 姚国华 ( 姚国华, 湖南南县人，曾就读于兰大数力系、哲学系，川大哲学系，现任教于华中科大哲学系。思想家、演说家。曾主编《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首卷。著有《全球化的人文审思与文化战略》两卷，提出“文化立国，大学重建”。在京、鄂、湘、粤、浙、赣、晋、甘、云等地50多个高校政企单位讲演150多场。入选2006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驳离于大学之外的学术研究机构 1949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成了国家最高科学研究机构，并且取代了大学的最高学术研究地位。 中国主要的科学研究驳离于大学体系之外，归于专门的研究机构，科学院以及社会科学院的地位远高于大学，这也是世界上不多见的。 这有两个渊源，一是蔡元培建立的中央研究院本来隶属于大学院，大学院被取消后成为独立实体，成为国家最高科学研究机构。二是恰巧苏联也有实体性的科学院。于是，1949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成了职业化的国家最高科学研究机构，并且取代了大学的最高学术研究地位。不同的是，中国科学院以及后来的社会科学院高度行政化，自上而下的行政决定权比苏联科学院的院士团决策体制更加突出，以学术民主为宗旨的学部委员制形同虚设。 在西方词源上，科学院“Academy”本是从柏拉图的学园演变而来的，它是一个学者与青年学生探讨和研究问题的学校，这正是西方大学的源头。法国1666年建立国家科学研究机构沿用这个词，此后各国纷纷效法，英国也有性质相同的皇家学会。不过到了19世纪，包括法国在内（俄国除外）的各国科学院不再设研究机构，只作为国家科学研究与质询机构，负责学术政策与标准的制定和评审，相当于专家委员会、学会。大学University，尤其是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才构成学术研究的主要实体。 为什么一个民族最高的科学研究机构不是直接由高层次的专业研究人员构成，非要在一个大学环境里，加一群人数众多的青年学生呢？ 美国哈佛大学曾经有人动议要取消只招收本科生的哈佛学院，理由很简单，既然是全国最高层次的研究型大学，本科生层次太低，不如全部代之以研究生。可是这一主张遭到当时校长坚决反对，大学必须有学生，尤其要有尚未进入专业研究体系的本科生，因为他们身上带有更多与生俱来的生命激情与冲动，更具本原性的怀疑精神与求知欲，这种青春的力量正是大学超越世俗的功利主义和职业化的本位主义所要凭借的。 大学与专业性的科研院所的重要不同在于：前者是一个丰富多样的文化生态体系，它不仅有浓厚的文化氛围，而且还有基础性的文化要素，人们的思想与智慧是按照文化本身的逻辑自由成长；而后者却更像一个制造知识与技术的工厂，人们从事的研究直接服务于功利目的，好比是在人工条件下工作，外部力量可以直接施加推动，效率很高，但也很容易形成对外部的依赖，产生官僚化和世俗化。前者则是由自身的文化力量推动，动力更为持久，更为深刻，更为全面。因此，国外研究机构除了一部分直接服务于政府、企业之外，基础性的研究机构大多隶属于大学。 大学教授与专职研究人员的区别在于，前者常常要面对青年，在对话中推动自己的研究，因此更具思想的纯粹性和灵感的原创性；而后者单纯的专业研究则常常会陷入规矩，目光短浅和急功近利之中。因此，前者更适应于超越价值立场的基础性学术研究，后者则更倾向于为企业、政府服务，通常属于其所服务的机构，或者展开商业化运作。 中国的科研院所虽然也招收研究生，但大学毕业生本来缺乏普遍的人文关怀和启发式的思维训练，长期意识形态教科书的熏陶，服从既定知识权威的灌输，只认唯一正确答案的考试，人们与生俱来的求知冲动和青春活力在本科阶段就已被扼杀，他们从小到大都只是既定知识体系的一个被动接受者，到了研究生阶段又落入专业研究的窠臼，命运掌握在导师身上，更难有独立思考与原创的能力。 这时，中国高等学校已经没有完整的大学。各高校按照实用目标的需要，分解为各种独立的专门学院，学院在分解为若干系、室。极少数所谓综合大学也只剩下一些基础的文理学科，应用学科则被独立出去。 高等院校基本上没有研究功能，只是单纯教学机构，用现成知识培训各学科的专业实用人才，而且专业口径十分狭窄，学生没有厚实的基础，没有广博的视野，只会简单的工作技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70年代末，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等人写信就给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建议把高校作为科研的主要阵地，但这一主张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大学何以屈居经济特区之下？ 改革开放中教育的改革，是从恢复高考，激发高校活力开始的。每年一大批优秀青年受到象牙塔的洗礼，这改变了社会的文化生态。 六十年代，高校成为革命激情的策源地，当青年运动走向非理性的狂热，造成社会秩序的极大混乱时，高校受到的压制也极大，几乎陷入停办状态。一方面，频繁的政治运动，太脱离人们传统的生活，而乌托邦的信仰造成了文化内容的单调、枯燥、盲从，表现为教条主义、反理性、反文化的极左倾向。另一方面，大学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刻意强调工农兵的主体地位，其实瓦解了大学文化超越社会大众的独立性，政治统率一切，学术完全成为摆设。后来，工农兵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大大下降，更易被官僚化的权力所操纵。 改革开放中教育的改革，是从恢复高考，激发高校活力开始的。每年一大批优秀青年受到象牙塔的洗礼，这改变了社会的文化生态。加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赢得科教文艺界的广泛支持。 邓小平发动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旨在结束教条主义的神圣权威，抛弃某些具体结论。并不是要从理论的深层突破苏联式的教条，更不是要形成独立的大学文化运动，而只是为新的政治实践开辟道路。讨论者大多是意识形态工作者、党政干部，很少有真正的思想家，没有大学理性文化的基础。因此，在实现权力交替之后，它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被“猫论”、“摸论”、“不争论”、“管用论”所取代。 80年代中后期，思想解放与政治权威的裂缝越来越大，人道主义、社会异化问题的反思被迫中断。经济上的功利主义和经验主义日益突出，渐渐覆盖了旧的意识形态。然而，教条主义反而获得了在文化领域里维持下来的理由，当人们在政治与经济领域碰到钉子时，还得退到旧的模式里去，虚晃一枪再折回去。 80年代初，以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为代表的教育改革做了很多积极的突破和建设，但终于在80年代末失败。20年后，当年武大毕业生回忆那个激动人心的年代，称自己的母校是“小深圳”，为什么会让一所堂堂的大学屈居于一座小渔村演变而来的特区之下呢？ 80年代兴起的经济特区，替代了其它国家现代进程中通常由大学扮演的特区角色。因为中国经济建设的精英们并不需要自己创造一套发展模式，只要通过经济特区这个窗口，接受来自香港、台湾，进而来自西方的现成经济要素，就可以搭上国际经济发展的顺风车，一路前进。这样，大学文化对社会精英们思想、智慧、人格、创造力上的推动，对于社会生活中的科学、艺术、法律、道德的影响，就变得更加不重要了，大学只是给学生灌输基础知识、培训实用技能，同时给社会提供一些技术服务。 被经济发展需要绑架的科学研究 科学和技术本属不同领域，而邓小平果断将两者合在一起，列入生产力的范畴，提升到社会的核心地位上，足见他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度期望与迫切心情。 邓小平注重科学与教育对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作用，强调要优先发展。1989年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十年改革开放的最大失误在教育。然而，文教事业对于经济的附庸地位一直没有改变，也注定了大学的附庸地位。 科学本属于文化领域，而技术本属于生产领域，两者在西方文明里有完全不同的演进历程，即使在现代社会里关系密切，但区别仍然非常明确，一是以追求客观规律，一是追求经济效率。科学提升技术，在唯物主义者看来，文化决定经济怎么可能呢？为此，邓小平果断把两者合在一起，干脆列入生产力范畴，提升到社会的核心地位上，足见他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度期望与迫切心情。“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大大提高了科学技术的权威。但是，另一方面，科学跟技术直接绑在一起，脱离它寄寓的文化母体，很容易沦为技术服务的工具，成为瓶中无根的花朵，独立的知识探索，尤其是基础性前沿性研究无以立足。到了90年代，中国科技创新能力越来越弱，以至于科学与技术的两个国家级一等奖不得不连年空缺。 爱因斯坦把科学家分为三类：第一是功利型，大多数人从事的科学事业只是一个职业，为了谋求自己的收入、名誉、地位，倾向于争取有直接效应的成果。第二是兴趣型，少数人从事科学事业是出于个性化的爱好，为了实现自我的价值，从好奇心出发，因而能获得更出人意料的发现。第三是信仰型，极少数有着执著信仰的人把科学作为神圣的事业，以宗教般的使命感、忘我的天职感去探索宇宙的奥秘，往往能获得最大的发现。“跟踪”式的科学家显然是第一种类型，他们通常不会有创造性成就。 其实，中国改革开放所借助的基本动力是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改革，强化物质利益原则，刺激起人们物欲的冲动来推动经济建设；二是通过开放，把西方的现成智慧引进到中国，发展到后来就是跟国际接轨。在现实生活里，大家都是跟着感觉走，摸着石头过河，免不了随波逐流，为外部强势文化及其物质力量所左右。在经济――政治二维的改革格局里，文化静止在意识形态框架里，边缘部分则受到市场、外来消费文化的渗透。 这与西方原创型现代国家所走的道路不同，那是通过内部的大学文化运动，形成普遍的理性精神，成为现实的政治与经济建构的合理性依据；这也与中国过去所走的道路不同，所谓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主要依靠政府力量组织大规模公共建设及技术攻关，加上群众性的发明创造。 今天再看所谓“863计划”，通盘的关键词是“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可见这并不是一个全面的科技发展战略，它只是选择在西方已经成功并有明显经济效益的技术领域，主要靠模仿、重复别人的研究而获得成果。虽然说是先跟踪，争取赶上甚至超过，但由于现代科技必需的大学文化基础和氛围在急功近利中日趋薄弱，科技生态趋于枯萎，甚至沙漠化。由于跟踪的步伐越来越凝重，权力直接出场，造成名利诱惑，便产生了学术腐败。 校办产业，中国式的怪胎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产业成为大学继教学、科研之后的第三个支柱，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至今仍方兴未艾，这在世界上是罕见。 有一个基本常识，大学是现代文明的文化堡垒，它的使命是通过研究更新的知识，给全社会以理性文化的指引。大学为了确保学术的纯粹性、中立性、普遍性，本身不直接参与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活动。 虽然现代科学与技术，技术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直接，越来越紧密，大学需要与企业建立广泛的协作关系，但大学还是大学，属于文化领域；企业就是企业，它属于经济领域。两个领域相互呼应，但各就其位，大学并不会办企业，企业更不能干预大学的运作。在欧洲古老的大学传统里，学术与经济、政治是分得很清的，学术独立被视为大学的最高原则。在美国大学里，一般都有巨额的办学基金，给大学以独立的财政支持，这些基金平时是靠投资于企业来获得增值，以维系大学的持续发展，哈佛大学的捐赠基金已经通过增值累积到292亿美元，居全美之首。因此大学需要专门管理基金的机构。但是，大学本身却从不直接参与企业的运作。在日本，在韩国，在新加坡，在中国香港和台湾，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产学一体化，至多也只有产学合作，合作是各守其职，各取所长，优势互补。有的国家连“产学合作”也受到严格限制，国立大学为企业提供服务，可能造成国家变相补贴企业，违背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会遭到起诉。 今天国人常以知行合一、理论联系实际、走出象牙塔、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等等口号来要求大学，这恰恰是用几千年农业社会的传统思维来建构现代文明，农耕文明里感性与理性、知与行、理论与现实、此岸与彼岸之间完全没有分化。没有分化就没有各自的界线，反正都是追求利益，争口饭吃，有利就上，哪怕搅成一团混水。然而，现代文明却必须建立在高度分化，专业协作的规则里，各个部门有明确的理想、原则、使命、义务、责任。大学尤其以理性文化著称，它是相对保守的，崇尚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讲究客观性、普遍性。 在现代文化理念缺席的中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产业成为大学继教学、科研之后的第三个支柱，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至今仍方兴未艾。学校的公司老板完成多少指标也可以评“产业教授”；大学直接进入是风云变幻的股票市场恐怕全世界罕见，中国就有。 我们应该知道，独立的文化是现代文明赖以发展的动力与向导。他们不能理解，大学竟然可以完全不考虑实用，作为纯粹的象牙塔存在。既然教学和科研可以放在一起，产业为什么不可以呢，三足鼎立不更稳定吗？教学和科研都属于人的精神文化活动，是追求真理，拥有理性与良知。而产业却是生产经营活动，是追求利润与效益的，两者在现代社会里是有严格分工界线的。庸俗唯物主义者和经济学家并不认为，大学精神所凝聚的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创作欲，构成现代文明的活力源泉，而是认为，产业利润所带来的物欲满足，才会给大学带来活力。在他们的设定里，大学教授不是以追求真理为天职，以智慧为荣耀，而是以出入豪华，买车买房为荣耀。 这一切，恰恰证明中国缺乏现代文明的基本文化理念，大学远离了真正的大学精神，大学精神的根本是追求真理，但这在中国大学却往往是被漠视、被玩弄的。中国人没有创造力吗？凡是在与直接利益相关的事情上，国人表现的大胆与想象力是出人意料的。可是，大学的真正创造力，只有在人们对于物质利益的保守与矜持的状态之下才可能成长。 加强科学与技术，技术与产业的转化能力，这是大学办企业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其误区在于，没有搞清楚国人科技创新能力缺乏的症节，恰恰是急功近利与功利主义教育，不是不重视转化结果，而是根本不具备前提。走出象牙塔，要以曾在象牙塔为前提。中国有知识的人往往并没有思想，因为知识作为应付考试的工具，从被灌输到大脑里去的时候就是死的；中国懂理论的人很少发明技术专利，因理论多是照搬别人的抽象概念用来炫耀的，根本不是自己独立的研究；中国即便有专利也难以转化为经济效益，因为专利发明者越是急功近利，越是无法专注于发明本身，常常以粗制滥造的东西充数，且欲罢不能。完全堕入利益的怪圈里。 学者潜心研究，教师用心授课，学生虚心向学，官员依法行政，商人诚实经营，医生救死扶伤，警察锄暴安良，明星真情献艺，军人为国站岗，这才是和谐的社会。 产业化繁荣下的大学困境 大学大幅扩招，作为产业化的直接结果，的确是迅速改变了中国高校的面貌。然而，文凭的泛滥，看似由精英教育转化为平民教育的背后，文化的最后一线光芒黯淡了。 中国大学另一种形式的怪胎，便是产业化运作，这一开始也是经济学家的杰作。一方面，政府的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基本的义务教育也很难保证，高层次的精英化教育更是捉襟见肘。另一方面，贫富分化造成严重的内需不足。经济学家于黔驴技穷的窘况中想出这么个馊主意来折腾教育——教育的使命不是“为市场经济服务”么，你还要干什么呢！中国教育没有哲学家的智慧启迪，被市场经济的利益思维左右，注定要走向畸形。 在我们的语境下，产业是投入、产出的经济学运作，目的在于经济收益。教育与行政、司法、国防一样，决不是产业。教育，首先是人类文化的传递，是人自身的成长，尤其是心灵的成长，既是社会进化的需要，又是人的天然权利，文化教育的产业化会造成全民族的堕落。 当然，教育也有供给、保障及收支问题。因此“教育产业”也是存在的，它是以教育为内容的产业，是以产业方式达到教育目的的一种操作方式，它本质上是产业，而不是教育事业本身。正如政府有财政问题，军队有后勤问题，但你不能说财政问题就等于政治，后勤问题就是军事一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教育除了经济功能外，它还承载着社会、文化、道德等功能。教育既是全社会发展的需要，又是每个人成长的需要，因此教育既有作为社会公共事业来运作的部分，又有作为个人权益来选择的部分。国家要保证长远战略，必须优先于任何现实需要与经济效益，建立文化、教育、科技的中心。只有在大众化的需要层面，在一般的知识传授、技能培训方面，教育才可以诉诸于产业化途径来运作。 通常，每一个健全的文明社会都要为每个成员提供基本的、普遍的、平等的义务教育。在更高程度上，国家从长远发展战略出发选拔一批精英分子，给予其旨在服务于国家战略发展的高等教育；企业和其他社会团体提供其成员特定的教育；个人及其家庭根据自己的能力和需要，选择一定的教育项目。每一种教育方式的资源供给不同，都有收支运作问题，但只有后一种教育可以进行产业形式的运作。 在美国，任何人类从事的工作，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文化活动，都叫产业（Industry）。但其中第三产业既有赢利的，有也非赢利的如政治。即便按美国的说法，“教育产业化”也是说不通的。教育是产业，就不存在“化”的问题；“化”就意味着原来不是产业，现在变成产业，无非是要借此赢利而已。美国是彻底的市场经济国家，义务教育也由公共基金提供。公共基金还为私立学校学生提供午餐、课本、交通、保健等服务。大部分美国大学是公立的，私立大学生源只占总生源的约20％。哈佛学生所交学费也只占教育成本的21％，其他私立大学通常也在30％以下。日本非义务教育大部分是私立学校，但政府向私立学校提供的补贴通常占学校经费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北欧许多国家，学生根本不交学费。 西方国家的私立学校，也不同于其它经济产业，并非私人所有，而是由基金会之类的社会团体提供经费，其中有一定比例的政府投入。学校通常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以教育为本位。基金会接受的捐赠用以维持学校运行，却不能撤回、转让、抵押办学资产，不能随意关闭学校。 在中国，产业就意味着有直接收益。经济学家们玩了一个概念游戏，就把洋人也不敢轻易置于市场的教育大胆当作赢利产业来经营。 许多人寄希望于刚刚起步的私立大学，似乎那里才有一片自由的天空。问题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思维，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同样作怪，只是表现不同而已。绝大多数商人觊觎教育，目的再明确不过了，就是以收学费来赚钱。我接触过的一批所谓二级学院，从没见过一所具备长远的教育理想。动辄数万人规模的校园，却只有恶俗的口号，陈腐的观念，无序的管理，毫无文化气息。 20年前人们也曾寄予特区大学以厚望，它有其它大学所没有的选择空间，结果却比后者更差。我们为什么不能达成基本的理智呢？既然能给私立大学办学自由，为什么不还国立大学以完全的学术独立呢？ 大学大幅扩招，作为产业化的直接结果，的确是迅速改变了中国高校的面貌。今天中国的大学校园无不气派非凡，豪气冲天。靠发文凭，尤其是给有权有势有钱的人批发文凭的院系，都竖起一幢幢高楼，背后还有一座巨额的小金库。在这里，政府、学校、教师、学生、家长，似乎所有当事人都获得了自己所要的。经济学家所乐见的效益最大化，就这样奇迹般的达成了。然而，文凭的泛滥，淹没了这个文明古国对文化与精神价值的最终一丝敬畏与和崇尚，看似由精英教育转化为平民教育的背后，文化的最后一线光辉黯淡了，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恶性膨胀，变得更加赤裸裸，更加肆无忌惮。斯文扫地，恶俗当道，作假横行，最先尝到苦果的是最具创造力的当代青年精英，最终恶果的承担者，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所有人，包括子孙后代。 大学作为独立的文化力量，是社会的引领、批评、监督、较正者。如果它仅仅是某种工具，那就不是真正的大学。一个民族发展没有大学的全面参与，要在现代文明中赢得主动地位，是完全不可能的。 20世纪中国的所有幸运、辉煌、骄傲，都与非常时期有北大、西南联大等大学及黄埔、延安等准大学相关。20世纪中国的所有不幸、失败、悲哀，都跟平常状态下反而没有一所独立于经济、政治之上的大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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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五月 15th, 2008 by caoyinshuang
中国大学是自由的坟墓 近一年来，中共官方全面收紧意识形态，当局在对自由知识界和异见人士进行更严厉的打压的同时，严控之手也伸向了高等院校，今年1月份，中共中央召开”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胡锦涛亲自与会并发表讲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见》，针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召开如此高规格的会议，为近年来所罕见。于是，中共教育部党组发出《关于学习贯彻落实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的通知》，教育部长周济发表讲话《全面深入创造性地推进大学生思政工作》。 作为落实胡锦涛讲话和中央会议的措施之一，中共教育部对大学校园的BBS大开杀戒，一下子整肃了南大小百合ＢＢＳ、水木清华ＢＢＳ、北大未名ＢＢＳ、西安交大兵马俑BBS、浙大海纳百川ＢＢＳ、我爱南开ＢＢＳ、上海交大饮水思源ＢＢＳ、复旦大学日月光华ＢＢＳ、北邮真情流露ＢＢＳ、.吉林大学牡丹园站、武汉大学珞珈山水等校园网站，禁止校外网民进入校内网站，实行ID实名制。 教育部的整肃令，引起青年学子及其绝大多数网民愤怒，令世界舆论感到震惊。清华学生在3月18日中午自发聚集在”行胜于言”校训日晷前，抗议水木清华BBS被关。北大等高校的有些版主用脚投票，已经宣布辞职。大陆网民和海外媒体更是一片批评之声。甚至大陆的开明报纸也发出委婉的不同声音。《南方都市报》在3月23日发表署名为长平的评论文章”高校不应建立网络围墙”；《中国青年报》在3月30日也发表长篇报道《活在BBS》。网名为”henrry”的网友的帖子最能代表民间的呼声：”我泪长流啊！……永远记住这个日子：2005年3月16日星期三。在这一天的下午，在中国，乃至世界青年华人群体中享有盛誉的清华水木BBS死去了：在一小撮人的强令下，清华水木BBS 被活活地缠上裹尸布，……中国最著名、历史最悠久的网站之一被敢于逆历史潮流的一小撮人给毁掉了！” 整肃校园的另一措施是清理教师队伍。中宣部和教育部联合发文，第一次明确把大学课堂列入宣传的范围，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特别强调要把好高等院校教师的”入口关”， “加强师德建设”，对凡是不按教科书观点进行授课的教师，要调离教学岗位。还要求各地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在书、报、刊、台、网、手机短信之外，对座谈会、报告会、研讨会、讲座等各种形式的思想交流的活动，进行”属地化”的监管范围之内。教育部还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的意见》，其中规定：在教师资格认定和新教师聘用上，要建立师德考评制度，”把思想政治素质、思想道德品质作为必备条件和重要考察内容，对师德表现不佳的教师要及时劝诫，经劝诫仍不改正的，要进行严肃处理。对有严重失德行为、影响恶劣者一律撤销教师资格并予以解聘。 于是，写下《讨伐中宣部》的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焦国标先生，一直受到来自官方的停课、劝戒、警告、警方监控等压力，但他并没有屈从于高压，坚持自己的言论权利和做人尊严。于是，北大校方乘焦先生远赴美国作研究访问之机，终于下了狠手，以”不听规劝”、”一意孤行”的理由将焦先生开除出北大。焦国标马上发表了《读路德传上北大校长万言书》，再次向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和北大校方发出挑战。焦先生痛斥二十一世纪的中共政权和中国大学，远不及五百年前的罗马教廷和中世纪的神学院。 显然，整肃校园网络，试图把学校和社会隔绝起来，让大学校园变成只接受官方灌输的”纯洁”阵地；通过ID实名制威慑校内网民，使他们在发言时因恐惧而自律；开除焦国标先生，是用”砸饭碗”的方式来惩处”不听话”者，进而恐吓其他教师。 大学乃学术殿堂和育人之地，最需要自由的空气。遥想民国时期，做过教育总长和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所言：”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蔡元培先生当北大校长时，一改旧北大的无自由局面，首创”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新传统。正是蔡元培先生以自由立校的办学精神，才把北大变成了中国的自由传统的摇篮和一流的教育、学术的中心。 同时，当时的大学校长们，也大都敢于为了坚守大学的独立地位而顶撞衙门的肆意干涉。比如，在五四运动时期，因不满衙门对北大校务的肆意干涉，蔡元培先生于1919年6月15日发表了《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直言：”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首开中国现代大学校长挑战权力衙门的先河。 另一位著名知识分子兼社会活动家刘文典（字叔雅）先生，曾任安徽大学校长。1928-1929年间，刘先生曾为捍卫大学尊严和保护学生而两次挑战蒋介石对大学的蛮横干涉。刘先生留下的名言，至今读来仍然掷地有声：”大学不是衙门！” 正因为民国时期的大学还具有独立性，大学校长们还能保持住学术尊严和人格尊严，所以，1926″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京各高校和大学校长、教授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的。1926年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1946年”一二·一”惨案发生后，时任北大校长的傅斯年赶到昆明，见到对开枪屠杀学生负直接责任的关麟征，第一句话就是：”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1949年后的中国，毛泽东把高校作为党权甚至他个人极权的工具。通过一系列针对知识分子的整肃运动，通过全国大学的院系调整，通过意识形态灌输，彻底取消了大学内的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已经把大学变成了极权者的驯服工具，致使大学彻底堕落为”党权工具”，变成毫无创造力的”学术衙门”和培养犬儒的”动物园”。即便在言论自由早已成为普世人权的时代，在二十一世纪的网络时代，中共政权及其教育部治下的大学校园，仍然没有自由空气；各大学的校长们，非但不能起而保护校园自由、捍卫大学独立和师生的权益，反而变成了披着学术头衔的党棍。他们对党权的唯命是从，不但亵渎了真正的大学精神，也玷污了大学校长的真正职责。 近年来，在中共高层的提倡下，”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已经成为中国高校的奋斗目标。教育部给名牌大学投入巨资，北大、清华等著名学府的校长接连发出誓言，口号喊得一个比一个响亮。然而，能否把大学办成一流，靠的绝非封锁校园、强制灌输和听话教育，而是一流的思想创造、学术成果和毕业生。没有最起码的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不让教授们和学生们独立思考、畅所欲言，如何能创造出一流的思想和学术的成果，又怎能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 看看今日中国大学的校长们，面对其野蛮性、残忍性远远超过”三.一八惨案”的六四大屠杀，他们中无耻者，争相表态拥护邓小平的屠杀令；他们中的良知未泯者，也多是保持沉默。六四之后，恐怖高压、灌输洗脑和利益收买，再次把大学改造成党权的驯服工具。大学校长们对中共高官极尽谄媚之能事，想方设法邀请他们出席XXX年的校庆日。甚至大学的地位高低是以出席重大校庆日的官员级别来标志的。北大百年校庆可以请到江泽民出席，北师大百年校庆就只能请到李鹏出席。 看看现在的高校，学术抄袭、文凭交易、招生黑幕、枪手论文、官员读博……校园腐败的愈演愈烈；奴才道德、木偶意识和犬儒哲学在著名学府大行其道，一些教授们和学生们唯利是图、口是心非，缺乏起码的职业道德和理想主义。这样的大学，造就的只能是谄媚权钱的奴才和唯命是从的木偶。 中国的各级大学与中央政府及其各级主管部门的关系，与通行的官场没有什么实质性区别。在大学中，校长不是由独立的董事会聘任，而是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所以，高校里也有从上到下的党务系统，校长、院长、所长、系主任、甚至著名教授们，也是”学而优则仕”的产物，是占尽政治和学术的双重利益的受惠者。一方面，他们是上级任命的官员，握有学校的行政权力，其待遇严格按照中共官场的级别来确定。享受着副部级、司局级，县团级、乡科级的行政待遇。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教授、专家、学者、博导，是学术带头人、重点科研项目的主持人，也是学术委员会的评审人，握有巨大的学术权力。他们靠到教育部跑项目，用知识包装权势者，向官员和富豪卖学位，为其他教师评职称，压榨研究生的劳动……来谋取巨大的私利，致使 “学术腐败”愈演愈烈。 像其他中共官员一样，大学校长们也是一群媚上欺下的官僚，为了乌纱帽、也为了更多的经费、重点学科和博士点…… 他们一面巴结教育部官员，一面压制校内师生的正当权益要求，以维持所谓的”校园稳定”。不要说政治局高官的视察、教育部的部长副部长的指导是天大的事情，就是教育部的一个司局长或处长的光临，也要尽力满足”上面来人”的要求。去年，互联网曾经曝光了南京师范大学的一起丑闻，该校领导为了讨好某些教育部官员光临该校检查工作，居然强制数位女生为这些北京来的大员陪舞。 中共奴化教育体制下的大学校长以实际的言行宣告：大学就是衙门，校长们就是衙门的门童。只要是来自衙门的指令，一律惟命是从。现在，大学已经”与时俱进”为双重附庸，不仅是权力的工具，也是金钱的奴仆。而校园中的真正知识分子已经消亡，学术也早已失去应有的尊严。极少数敢于坚守知识分子立场和学术尊严的教师或学生，都会被作为”不安定因素”或”不听话分子”而被开除。所以，中国的大学：昔日是”自由的摇篮”，今日是”自由的坟墓”。 (5/16/2005 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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