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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文化研究中心</title>
	<link>http://bbfhome.com/mu/whyj</link>
	<description>Just another Bbfhome.com weblog</description>
	<lastBuildDate>Mon, 30 Mar 2009 04:32:48 +0000</lastBuild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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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2009年起各地中小学新任教师由省级部门统一招聘</title>
		<description><![CDATA[今年开始，全国各地中小学新任教师应全部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组织公开招聘考试，按规定程序择优聘用，不得再以其他方式和途径自行聘用教师。 
    教育部日前就进一步做好中小学教师补充工作发出通知。教育部表示，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结合国家或地方“特岗计划”的实施，统筹考虑本行政区域内教师岗位需求情况，合理安排中小学教师自然减员补充，统一组织教师公开招聘考试，按规定程序择优聘用。 
    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就业压力加大，同时部分农村学校特别是中西部边远贫困地区农村学校教师仍紧缺，毕业生下不去，合格教师难以补充的问题仍突出。教育部鼓励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学校任教，一方面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特别是农村学校师资力量，一方面也能有效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为此，教育部表示，“特岗计划”要形成规模，教师基数大、缺额较多的省份，每年设岗不少于1万个，要经过努力，争取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达到20万个。 
    教育部表示，坚决杜绝不合格人员进入教师队伍，严禁在有合格师资来源的情况下“有编不补”，重点做好农村中小学教师补充工作。各地将持有与教学岗位相应的教师资格证书，作为教师招聘录用的前提条件和职务晋升的必要条件，严禁聘用不具备教师资格的人员担任专任教师。 
    ■ 声音 河南新安教育局局长韩经权：“让城乡教师编制标准统一” 
    针对教育部的相关政策，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教育局局长韩经权昨日表示，关键不在于谁招聘，而是在于让城乡教师编制标准统一，不能再让城乡教师编制倒挂。他介绍说，仅新安县一个县就缺少教师编制500人，但“如果我们领导要招聘教师，却要追究领导的责任”。 
    韩经权表示，有不少人想到农村当教师，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大学生，但现在县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却决定不了编制，“不管谁招聘，现在就需要的是农村和城区的教师编制标准相同。”他认为以农村教学点分散为由限制农村教师编制标准的做法不合理，“我们首先是要满足农村学校的教师需要，然后才考虑其他的问题。” 
    据了解，我国现行的是2001年中小学教师编制标准，城市、县镇和农村分别规定小学生师比为19:1、21:1和23:1，初中生师比为13.5:1、16:1和18:1。这一编制标准与我国广大农村地广人稀、生源分散、交通不便、学校规模较小、成班率低，存在大量村小特别是尚存在10万个分散教学点的实际情况严重相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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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我在学院门口的幻想</title>
		<description><![CDATA[每次去院办都不是愉快的经历，总能感觉到办公室里那不友好的压抑气氛。门口年纪大点的老师总是在玩连连看，对所有问题都默然地说不知道。里面的两位在西电算是年轻漂亮的美女，当然不出意外&#8211;脾气都不怎么好。左面的似乎总有接不完的电话，吼叫完,然后狠狠地将电话挂上，仿如小时候战争片中首长们接电话的那种气概。右边的那位则总是有一种冷酷的沉着，我曾经问她该去那里盖章，她盯着电脑屏幕面无表情地告诉我该去有章的地方盖章。
   去那里的次数多了，隐隐中便能感觉到她们在西电的不得志、不愉快。当然她们的这种不得志、不愉快只能向有求于她们的学生来宣泄，领导们是全然不知的。
   于是在院办门口，我开始幻想中国政 治的失败和它失败的由来。
   很多时候我总是面临这样的困惑。有些我需要跑断腿才能办下来的手续，别人则只要让导师打个电话就解决了。我非常清楚在有些人眼里这些从来不成为困惑。我只是担心自己在这样一次次受挫，一次次的低三下四，一次次的绝望等待中，害怕自己被仇恨所淹没，进而失去判断，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
   我开始慢慢理解康有为为什么说中国不需要革 命。革 命近半个世纪所树立起来的权威与康有为所要保卫的皇权又有何区别呢！？康有为在一百年前说中国的历程应该是“文教全无的拘乱世；渐有文教的小康世；文教全备的大同世”。一百年后我们何曾不是在走他那改良的道路啊。我们甚至直接将他的“小康世”作为我们改良的目标。历史总是在走这样的循环。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历史的循环背后，这个民族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啊？！
中国的社会永远是等级分明的，可是我们的教育却永远是忽略它，甚至是彻底诋毁它&#8212;从而塑造着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理想社会。于是当我们面临现实社会的时候，我们才恍然发现我们错了，我们被骗了，我们被撞得遍体鳞伤。我们困惑、抑郁、不得知。
于是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社会仿佛设计好一样联合把我们推向了革 命的一侧。我们似乎总是相信通过革 命我们就可以得到所受教育中的那种理想的社会。而对于历史的循环，历史的代价则集体选择了失明。没有人去关心，没有人去思考。只留下漫骂和蛊惑人心的说唱。
我身边的同学都说我是个愤青，可骨子里我却是个担心中国有太多愤青的人。我也受够了师长们从无新意的劝导，仿佛受尽欺压不去反抗不去思考是一件合理的事情。困惑不解！
面对着桌前孙中山的画像，我想问他&#8211;是你错了？还是这个民族根本无法逃脱的宿命？
离别前，这点思考留给我的母校，感谢她对我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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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http://bbfhome.com/mu/whyj/2009/03/25/%e6%88%91%e5%9c%a8%e5%ad%a6%e9%99%a2%e9%97%a8%e5%8f%a3%e7%9a%84%e5%b9%bb%e6%83%b3/</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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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北大首现“一个人的专业” 培养跨学科人才</title>
		<description><![CDATA[“数学与哲学”、“种族与移民研究”、“分子生物物理与分子生物化学”……耶鲁大学所拥有的这些跨学科专业，不仅在北京大学没有，就是在我国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也闻所未闻——我国现行的大学本科教育按照学科分类进行专业设置，在跨学科专业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
如今，这一状况正在改变。
2008年，北大元培学院成立了第一个跨学科本科专业——古生物学。一年的时间过去了，古生物学专业是如何进行人才培养的？其他跨学科专业的建设与申报工作进展如何？跨学科专业教育的价值何在？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进了元培学院。
在“一个人的专业”里学习
3月3日上午10点，元培学院学生张博然来到北大2教的102教室，准备开始“动物生物学”课程的学习。同他一起上课的学生，大部分来自生命科学学院的生物学专业，有十几个来自城市与环境学院的生态学专业，而张博然的专业则与他们都不相同。
张博然是选择跨学科专业古生物学的第一人，在他那个年级的学生里，这个专业只招收了他一个学生。在“一个人的专业”里，张博然不仅要修生物学专业课，还要修地质学专业课。“这个学期我选了4门地质学专业课，1门生物学专业课，还有2门人文社科类的课。”张博然说。
跨学科专业的学习，让张博然逐步建立起复合型知识结构，也为他从事自己感兴趣的宏观领域的生态研究创造了条件——这也正是他选择古生物学专业的初衷。
当年，作为山东省2005年高考理科状元，由于“不想草率地给自己设定专业方向”，张博然抱着“多试一下、多了解一些”的愿望走进了元培计划实验班(现为元培学院)。在元培学院，张博然涉猎广泛，修过数学学院、物理学院、哲学系等多个院系的课程，后来将专业方向定在了生物学。
“我一开始想学进化生物学，但当时研究生物行为的老师们都偏重于微观领域的探索，而我则喜欢从事宏观领域的研究，希望能用进化论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和解释现象，去追寻原因，不仅要问‘是什么’，还要问‘为什么’。”已经修了两年生物学专业课的张博然对研究领域和自己的研究兴趣有了一定的了解，他希望能找到一个更适合他的专业。
这个时候，古生物学专业的建设与申报工作已经铺开，在元培学院老师们的指点下，张博然逐渐对这个新专业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我发现古生物学研究的时间跨度大，对进化论思想有直接的体现，我觉得这个专业和我的兴趣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就这样，张博然选择了古生物学专业。
培养要精耕细作舍得投入
古生物学专业目前已经招收了两届，一共只有两名学生，这并不妨碍元培学院对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创新。
元培学院副院长卢晓东告诉记者，针对古生物学专业，学院整合利用北大现有的师资资源，聘请相关研究领域的教师担任元培学院本科生导师，指导古生物学专业的学生。学生可以在生物、地学、环境等相关学科和院系选修所需要的专业课程。元培学院还专门为古生物学专业的本科生设计了培养方案的框架，而具体的方案则由导师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确定并实施。
“建立跨学科专业以后，学科的交*程度更高，在古生物学专业的培养计划中，地质学和生物学的知识与训练大约各占一半。”张博然的导师、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地质学系副教授刘建波说，“张博然在他三年级时从生物学专业转入古生物学专业，以前学的生物学课程较多，因此现在他更多地修地质学的课程。”通过完善知识结构，刘建波希望引导弟子“把生物学的方法同古生物学的研究结合起来”。
除了课程的学习，专业实习也是古生物学专业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建波告诉记者，去年夏天，他和3位地质系的教师带着张博然和40多名地质学专业的学生赴湖北宜昌对长江三峡进行考察。这次考察是暑期课程“综合地质实习”两段式实习中的下半段。与地质学专业的学生不同，张博然没有参加上半段的实习而直接进入下半段，在实习中根据古生物学专业研究的需要，对三峡一带的化石、地层和环境等状况进行观察和描述。
与此同时，刘建波还鼓励张博然尽早进入科研，并且动手写论文。刘建波说：“只有对研究过程和结果进行梳理，用文字表达出来，研究所得才能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
2008年下学期，通过参加导师的课题会和阅读经典文献，张博然对自己的研究提出了初步设想：以现代生态学理论解释古代生物演化的特征。刘建波让张博然在课题会上作了报告，并鼓励他沿着这个思路将研究做下去。于是，张博然开始了查文献、作研究、写论文的历程。在此过程中，张博然随时通过电子邮件与导师联系。“我会和他一起探讨研究中遇到的问题，也会将我发现的新文献发给他。”刘建波说。每周五的上午，刘建波安排半天的时间，与他指导的学生进行面对面的讨论，张博然会报告自己的研究进展，并与导师、同学一起讨论。在导师的指导下，张博然正一步一步地向着科学研究的殿堂攀登……
“培养跨学科专业人才，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和经费，比起普通专业，跨学科专业教育的成本更高。”刘建波认为，跨学科专业教育具有精英教育的性质，它不是大众教育或者大规模的教育，教育者必须以做精英教育的态度精耕细作，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帮助学生拓展专业成长的空间。
为了创造性人才脱颖而出
古生物学是生命科学和地球科学汇合的交*科学，涉及到生物、地学、环境等多学科专业知识。古生物学专业人才需求量不多，但在理论与应用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毕业生不仅可以从事古生物学方面的基础研究，而且在石油、煤炭等能源工业方面也将大有作为。
“以往，由于本科专业设置的限制，北大尽管拥有相关的学科和教师资源，却无法培养古生物学专业的本科生。”卢晓东说，借鉴国外顶尖大学在跨学科专业建设方面的实践经验，元培学院开始了自己的尝试，古生物学已经作为第一个跨学科专业通过了审批，并进入招生和培养阶段。
现在，另一个跨学科专业——“政治、经济与哲学”的建设与申报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卢晓东说，按照传统的专业设置，政治学、经济学和哲学由于分属不同的学科，因此都设置为单独的专业，但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领导型人才不但要具备政治学、经济学的知识和思维方式，而且要能从哲学的高度、以哲学的思维方式来分析和解决经济和政治领域的问题。
卢晓东告诉记者，尽管目前中国还没有政治、经济和哲学专业，但元培学院已经具备组建这个跨学科专业的条件，因为北大在政治、经济、哲学三个领域都有非常强的学术力量，有非常好的哲学系和政府管理学院，在经济学方面有三个教学组织单位——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院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这个跨学科专业的学生所学的知识，正好涉及到整个社会发展极其重要的三个领域：哲学关系到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命脉，政治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核心方面之一。”卢晓东说。可以预见，政治、经济与哲学专业的设置，将为培养治国理政的领导型人才铺就一条新路。
下一步，“历史与文学”、“计算机与心理学”、“生物医学工程”等也将成为元培学院跨学科专业建设的可选项，跨学科专业教育的探索将步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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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em>
		<title>朱清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校长</title>
		<description><![CDATA[
　　大家都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应该让老师学生安静地坐下来看书想问题。如果不能，老师们忙于开会、评审、做人际交往、赶通勤班车，这些东西都是虚的。
　　9月，朱清时院士卸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他出任此职整整10年。
　　退休前两个月，《科学时报》记者发现朱校长频繁接受媒体访问，问他为什么，朱清时说：“因为我知道我退下来以后就变成一个纯粹的学者了，说话就没有现在的分量了，我有点紧迫感。我必须要把积压很久的话说出来。我不是为自己。”
　　10月28日，本报记者重提这个疑问。他说，做人要体会有思想的伟大，而说真话就是这样一种体会方式，也是他至今不悔的。“这是一个人最好的生存方式。”
　　中国青年报：这段时间您在做什么？
　　朱清时：有很多思考。我呢，中学时代就很崇拜牛顿、爱因斯坦，那个时候就想，一定要当这样的人，改造世界。上大学以后我发现，改造世界的可能性太渺茫，就想做一个科学大师，起码能改造这个国家。等到工作以后，一路遇到很多问题，做到校长的时候，就只想改变这个学校了。可就是这个改变也只是部分的，很多想法都很难实现。
　　最近，我突然就悟到了，其实一开始就应该只改变自己。让自己变得不仅科学知识丰富、能力强，又富于同情心，变成一个大家都很乐于接近、乐于交朋友的人。如果我能努力改变自己，也许当校长的时候就更能团结人，更能够带领大家，把学校改变得更好。说不定真能对国家产生影响。
　　我这一辈子，走到最后才发现，一个人啊，最重要的是改变自己，不要一开始就想改变世界改变国家。
　　中国青年报：不过现在很多大学生并没有想要改变世界，觉得能赚钱、活得好就行了，想法很世俗。
　　朱清时：是。这跟我们这代人不一样。我这一生最崇尚的一句话就是，人生其实像芦苇一样，很脆弱，但人有思想，人的伟大就在于有思想。一个人的一生，至少要体会一下思想的伟大。一个人不能为物质活着。
　　中国青年报：中科大是唯一没扩招的高校，近年每年招生都保持在1860人左右。您曾说过“不扩招，压力很大”，这个压力来自哪里？
　　朱清时：大家都知道。扩招不仅是上级很想做的事，也是地方政府很想做的，多招些本省的学生，政绩也明显。群众也都希望更多孩子上大学。压力，是不会公开的，只会通过各种暗示传递过来。比如，如果扩招了，给你配套的钱就多了，各个上级部门、地方政府，就更关注你们学校了。而不扩招，就冷淡你。我们心中也有数，没有扩招，这些方面势必受到影响。
　　中国青年报：您为什么还要坚持呢？
　　朱清时：中国高等教育要大发展，是得扩张。但各个学校的分工不一样。我们科大的使命就是培养国家尖端的科学技术人才。我们的任务是尽可能提高学生的水平，而不是学生的人数。
　　我们顶住了压力。这次50周年校庆，胡锦涛总书记给我们发了一封贺信，高度评价了中国科技大学50年的成就，我们理解其中自然包括最近10年的办学理念和做法。我们真是很高兴。
　　中国青年报：就您看到的，中科大从2000年就开始坚持不扩招，效果到底怎么样？
　　朱清时：很明显啊！不光是现在，前几年就显现出来了。几乎每年，两院院士评出的国家“十大科技进展”都有中科大的成果。其他高校最多偶尔有一项，我们每年都上榜。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没有扩招，没有建新园区。
　　中国青年报：为什么这么说？
　　朱清时：扩招以后，学生多了，老师压力也就大了。作业、课堂辅导都多了，势必得拿出更多时间去应付。结果是老师坐下来看书想问题的时间就少了，内涵提高的可能性就小了。宿舍、图书馆、食堂，这些硬实力可以花钱买到。但扩招也需要消耗更多的软实力，也就是老师的水平、经验、精力，这是单靠花钱换不来的。
　　我们没有建新园区。当时地方政府要我们带头建，给了很多优惠。我们还是不建。现在校园很安静，老师上班走路十分钟就到办公室了。要建了新园区，上下班得花多少时间在路上？这也是成本啊！
　　中科大的校园尽管不豪华，但很安静。我们没扩招，没建新园区，也就没让老师蒙受一次大折腾。这也是这几年出成果的一个直接原因。
中国青年报：只是一个安静的环境，就值得您全力以赴吗，还要顶住压力？
　　朱清时：是，安静的环境非常重要。我当了10年校长，最初几年，也跟大家一样争项目、争经费。争到后来，忽然觉得，大家都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应该让老师学生安静地坐下来看书想问题。如果不能，老师们忙于开会、评审、做人际交往、赶通勤班车，这些东西都是虚的。
　　中国青年报：有些校长给大学文化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例如北大的蔡元培，清华的梅贻琦，南开的张伯苓。很多人说，今天的中科大也打上了鲜明的“朱校长”的烙印。
　　朱清时：我做校长的特点就是一直坚守着我觉得大学一定要遵守的基本原则——
　　第一条原则，就是让老师有尽可能多的时间坐下来看书想问题。决不无缘无故侵占老师的时间。这个准则我是很固执的。不建新园区，也不扩招，就是觉得那样老师的时间就少了。
　　第二条原则，大学是社会的净化器，大学应该严守高的道德标准。像教学评估这样的事，我之所以极力反对，不是反对评估，而是反对评估评到后来许多人造假材料的做法。学校不能在学生面前造假，特别是不能让学生参与造假。如果你做了这样的事情，你怎么还会有道德力量让学生不造假？一个社会要有希望，一定要有净土，这个净土就是学校。学校一定要严守诚信的底线，培养出的学生才会是诚实的，这样社会上即使有造假之风，也终会被净化。如果学校这方净土失守了，也开始造假了，社会就没有希望了。
　　中国青年报：您最希望传承下来的价值观是什么？
　　朱清时：不跟风，不盲从，按科学规律办事。
　　中科大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跟风，没有盲从。失去这个价值观，地处安徽合肥的中科大很快也就失去价值，没有意义了。
　　中国青年报：合肥不是大城市，经济也不发达，这个地理区位会不会影响学校发展？
　　朱清时：那是肯定的，但有好有坏。坏处是区位优势没有，人才比较难在当地工作。好处是那个地方不太受关注，所以浮躁的事情少一些，想问题的时间多一些。
　　中国青年报：中科大培养出很多中科院、工程院院士，也培养出了杨元庆、郭为这样的高新科技企业家。有人说，科技也是一种财富，理工科人才更应积极创业。您怎么看？
　　朱清时：我们从来不跟进学校办产业的事。这种事情太短视了。办产业一般都是急功近利，做学问却要面壁十年。我做校长，一贯不提倡、不鼓励老师和学生办公司办产业。科技成果要转化成生产力，肯定是对的，但不一定要同一批人做这个事。
　　我希望学生“放长线钓大鱼”，不要这么短视。很多学生都想当比尔·盖茨，但几十亿人中不是才出一个吗？比买彩票中大奖的几率还小。大学生首先要努力的是把知识、技能学好，把品德练好。
　　中国青年报：据了解，中科大每年的本科毕业生有三四百人都会选择出国。有人甚至把科大作为“出国”的代名词。您鼓励学生出国吗？
　　朱清时：出国绝对是个好事。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出国知识面马上大很多，会使一个人很快成才。关键在于，出国成才之后，你心里还有没有祖国。
　　我们每年都会跟学生讲邓稼先的故事。他是安徽人，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以后，选择了回国，埋头苦干，为中国造出了原子弹、氢弹。他会被中国人记住几个世纪，他的一生有永恒的价值。
　　中国青年报：看来，您还是更希望他们回国了。每年出国的人有多少能回来？
　　朱清时：多数还是没有回来。我们现在社会上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改革。如果他们回来，还要面临着评职称、争经费，受各种人际关系、各种不良气氛的影响，会很压抑。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让优秀人才有信心回来好好工作才行。光让他们回来，会埋没了他们，对国家也没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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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朱清时：师生关系恶化说明教育出了问题</title>
		<description><![CDATA[来源：南方周末 　2008-11-20
作者：朱清时（中科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知名教育家）
●学生看见学校和老师也迎合上司、“忽悠”、说假话，他们的道德力量就丧失了，学生也不再从心里敬畏。
●扩招把学校和教育变成了商品。这导致学生和家长对学校和老师的态度出现了变化，由过去尊敬、感谢变成了理所当然。
●很少有学校在（扩招）建新校区和二级学院时，考虑到老师的精力也是成本，老师一天几个小时就无谓消耗在 （去郊区校区的）车上了，根本就没有精力做别的。
●教师没有时间坐下来看书想问题，哪里来自己独到的观点？学生也就不佩服老师了。
教师的道德力量减弱，学生不敬畏老师
我很遗憾地看到，从研究生控诉为导师无偿打工，到今年早期的“杨帆门”师生冲突，到上个月发生的法大弑师事件，这些师生关系紧张的事件虽然都是偶发的，但它们的频繁发生，说明我们的教育确实出了问题。
师生关系这么紧张，主要原因是学生对学校和老师的佩服、崇拜、敬仰之心淡漠了。为什么会这样？本来学校应是知识的高地、道德的净土，从而使得青年学子敬畏学校和教师。但现在不少老师照本宣科、抄录资料、没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学生不佩服，甚至有的学生毕业时还觉得在大学没学到什么东西。另一方面，学生看见学校和老师也迎合上司、“忽悠”、说假话，他们的道德力量就丧失了，学生也不再从心里敬畏。
教育变成商品，师道尊严进一步沉沦
这些年来“教育产业化”思想对学校冲击很大。1992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规定中明确将教育列入第三产业，并强调教育应以产业式体制，坚持“谁投资，谁受益”的发展原则。这个观念一引进，就事实上把学校和教育变成了商品。
这种思潮是扩招的推手，这十年中大学录取的学生比以前翻了两番（4倍）。学校都开始收高学费，借学费来增加收入。另外还利用学生的劳动去争取项目经费。这导致学生和家长对学校和老师的态度出现了变化，由过去尊敬、感谢变成了理所当然。我付了那么多钱，你要教我本事，毕业后去就业，把这些钱再挣回来。有时候他们觉得你教得不好，不一定值这个钱。那他们的态度就和过去完全不同了。
现在，教育部的观点也发生了变化，从“把教育产业化作为教育政策”到“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这是一个进步。我始终认为，大学主要是为国家培养人才，是国家为长远发展的投资，而不能去赚钱，不能超额收取学费，增加学生负担，把那些有才而无钱的优秀学生拒之门外。
大学盲目扩招扩建，教师无法精耕细作
我认为，一个大学应该有“极限容量”，一个班的学生控制在20名到30名，学生和老师间就会有很好的沟通和交流；如果达到40名到50名的时候，就到了可以承受的极限；如果再多一些，上课就变成了“报告会”，学生和老师的交流、沟通机会就会减少。老师不再可能逐一改作业，改试卷，教学质量就会下降。
近年来不少学校的学生大量增加，老师却没有相应增加。尤其是那些建设了新校区的学校，老师会变得非常忙碌。过去的老师都住在学校内，家属生活区和教学区很近，十几分钟走或者几分钟骑自行车到教室、实验室。他们工作和生活都在学校，学生和老师交流的机会非常多。即使已经过了下班的时间，但是他们还可以继续讨论问题。
现在，这样的现象很少看见了。国内的大学的新校区一般都建在偏远的郊区，因为交通不便，完全靠学校班车通行，住在城区本部的老师得花大量的时间耗在路上，他的精力会受大的影响。所以一到班车时间，所有老师都必须去赶班车。长此以往，学生和老师见面就只在课堂上，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就减小了。现在的老师除了教学，还要搞自己的科研，还有家庭生活，他们很累。
很少有学校在建新校区和二级学院的时候，考虑到老师的精力也是成本，老师一天几个小时就无谓消耗在车上了，根本就没有精力做别的。教师没有时间坐下来看书想问题，哪里来自己独到的观点？学生也就不佩服老师了。
在美国高校，哪怕是诺贝尔得主也得给学生上课
优秀教师一定要给学生上课，真正好的老师是喜欢给学生上课的，学生能启发老师自己，对问题看得更深。在学校做教授就一定要上课，不然就做研究员嘛，这应该成为制度。在美国哪怕是诺贝尔奖得主都要上课，不上课就不能当教授，只有退休。美国的大学教授没有退休年龄，只要你能上课，就可以不退休。这样有利于让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多发挥作用。这样的做法值得我们参考。
总之，重建师生关系，应该从学校、老师和学生的几种角度找原因。学校和老师要反思一下，是不是真的做到那么好，让学生从心里尊敬、崇拜、感谢我们；从学生角度来说，现在受社会影响太浮躁，功利主义太强，想要很快找到好的工作和收入地位。现在的学生不像过去的学生那么崇尚知识，敬畏知识，自然他们也不容易敬畏老师和学校。师生关系变化其实是教育很多复杂因素造成的，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师生关系也就好了。
口述：朱清时 采访整理：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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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究竟是“世界一流的大学”还是“世界一流的衙门”？</title>
		<description><![CDATA[究竟是“世界一流的大学”还是“世界一流的衙门”？
——关于大学体制改革的思考
邓晓芒（武汉大学教授）
最近北京大学关于大学体制改革的讨论暴露出了我国大学教育中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我虽然没有加入这场讨论，但也冒出来一些思考，也许是目前人们一时还未来得及想到，或想到了却未说出来的。
首先，我之所以没有加入这场讨论，是一开始就对目前所谓大学体制改革的任何方案都抱一种怀疑的态度。
据我自己在高等院校中从教二十余年的亲身体验，中国的大学体制最好的时期就是刚刚恢复高考的最初那几年。那时高校招生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不拘一格，本科生的年龄限制很宽松，从十四五岁的少年到三十多岁的父亲母亲都可以入学；考试内容比较简单平实，没有像今天这样专门出一些刁难学生的选择题；评卷人都是有多年教学经验的教师，且资深教师在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录取上有一定的发言权，对个别有天份但在政治或外语上差分的考生可以通过破格的方式予以录取；重视实践经验和动手能力，吸纳同等学历和自学成才，各种插班生和作家班使课堂上充满了生动活泼的学术气氛；课堂纪律不算很严格，讲课效果不好的老师，课堂上往往除了老师自己和三五个班干部外空无一人。那个时候很少有什么报表要老师来填写，一个教师只要你埋头教书做学问，加上每个星期开一次例行的会（政治学习），此外就谁也不会来管你。教师（特别是资深教师）的意见，校领导还经常能够听到，也比较重视。
但自从九十年代以来，这一切都慢慢变了。一波又一波的“改革”潮使得每一年都有不同于往年的新鲜花样出笼，什么“下海”（留职停薪）、“创收”，什么“学分制”（其实并没有真正实行），什么“三学期制 ”（后又撤消），什么教分考评，什么打破“终身制”（但总是有特殊的保留），还有争什么硕士点、博士点、一级学科点、博士后流动站、重点学科，评什么科研项目、科研成果奖，在职称晋升、导师聘任、学位授予上也规定了一系列“硬指标”，什么“核心期刊”、“权威期刊”、“权威出版社”，什么“校级奖”、“省部级奖”、“国家级奖”，什么“校级项目”、“省部级项目”、“国家级项目”，还有什么“评聘分开”、“待岗分流”，又如最近两年的什么“合校”，等等。
学校建制最开始只有校系两层，中间的科、处两级（卫生科、财务科、学生科、教务处、研究生处等等）虽然是官僚机构，但毕竟直接具有服务功能，现在却已发展成庞大臃肿的一堆烂肉。拿我所在的学校来说，在“合校”（四校合一）之后，就有系、院、部、校四级，有的“院”其实就是原来的一个“系”，而“部”级的设立更是荒唐透顶。当时绝大部分教师都反对设“部”一级，校方的解释却是：这一级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级别，而是为了工作方便而设的一个联络机构。
但实际上，多一级建制就多一批不干实事而专门制造麻烦的干部，教师的意见要能上达学校领导就多一层障碍。当时我就说，这不是什么“世界一流的大学”，而是“世界一流的衙门”！但根本没有人听。所以时至今日，教师每周所接到的各级发下来要填的报表成倍增加，而教师所能反映上去的意见却微乎其微，即使反映上去了也石沉大海。
最近十来年，对教师的思想控制的确不像以前那么严了，许多思想禁区已被打破；但对教师的行政控制却如无形的绳索越来越紧，每学期甚至每堂课都要“达标”，要像小学和中学那样制定每堂课的教学进度，还有巡视员和监督员随时来查看。教师对于招博士生这样的事都没有起码的决定权，连博士生考试命题都必须按照教务处和研究生院规定的格式，不能出本专业方向的卷子，只能出二级学科的卷子（如考德国古典哲学的博士就不能考专门的“德国古典哲学”，而只能考其他几个方向的博士生共同考的“西方哲学史”）。校方将这些做法美其名曰“规范化”，试图将全校“规范”成一部精密运作的庞大机器，教师则变成这部机器上的螺丝钉，抹掉任何个人的或学术方向上的突出特点。
这种状况对于一个力求向上爬的官僚来说也许是赫赫“政绩”，但对于具有活的思想和创新意向的教师来说则无异于一口棺材。目前我国大学职工中教师所占的比例大约是三分之一，而他们对大学建设的发言权则更是几乎等于零（除非你顺着领导的口径说）。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自上而下地产生出符合教学规律的真正的大学改革呢？
因此我以为，如果真正要想对大学体制进行改革，必须从根本上改换思路。当前大学体制改革的关键不是在如何“管理”教师和学生上想出一些整人的点子，而是限制和削弱大学行政领导对教学和学术研究的人为干扰，真正突出教师作为大学教育主体的作用。
八十年代初大学的新气象正是由于当时的行政部门还没有今天这么“完善”、分工还没有今天这么细致，许多“漏洞”还给教师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留下了一些余地。也许，当时的大学领导还有一点尊重大学教育自身规律的认识，知道大学的发展不能拔苗助长，而必须创造适宜的环境让其自行生长。
今天的大学改革则正在朝着当年京剧改革的“样板戏”方向发展，即领导出点子、出观念，政工干部来操作，教师（演员）听摆布。这一套程序在操作层面上其实是很适合于理工科的一套思维方式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今天大学的领导层多由理工科出身的人来担任，而大学的“重理轻文”已成为默认的基本法则了，因为理工科出身的人自己的思想较少，能够不走样地贯彻上级的意图。
如我们学校几届领导在办学方针上最为强调的都是一个“学科建设”，我始终百思不得其解：到底什么是“学科建设”？后来通过长期观察才悟到，所谓学科建设就是多搞几个硕士点和博士点，以及博士后流动站，再就是搞出一批“跨学科”和“边缘学科” 的专业来，也就是在不增加人员的情况下多增加学科数，这样填表报上去显得好看，有成绩，学校的“地位”也就会得到提高，校领导本人也就有望升迁了。
所以，与“学科建设”比起来，“人才建设”或“教师队伍建设”历来都排在次要地位，“学科建设”是既不用提高教师地位（以免教师“翘尾巴”）又可以提高学校地位的一种最简便最省事的方法。谁能挖空心思拉出一个山头来，通过行政手段调配一帮人马，谁就得到重视，而在本学科学有专攻的教师则长期默默无闻。所以多年来我们有了一大批空壳子“学科”（说“空”不是指无人，而是指无学），优秀教师的大量外流却成为阻挡不住的大趋势。硕士点、博士点越多，硕士、博士的水份就越多，现在研究生导师的水平大大下降，而每个导师所带的研究生人数却反而成倍增加，论文指导和答辩完全成了走过场。至于学术腐败、抄袭剽窃、权学交易、行贿跑点等等人所共知、人所共愤的恶劣现象，则只不过是教师和学问本身在学校里没有发言权而导致的副产品。不尊重学问的地方必然就会崇拜权力、崇拜金钱、钻营关系、玩弄手腕。
由此来看北大的这场“改革”（有人已直呼为“伪改革 ”），就可见症结在于它仍然是立足于官本位立场而对知识分子的变相整肃。就拿最激起民愤的“末位淘汰制”来说吧，其实如果真是由有学问、有名望的教授组成的学术评议机构来全权聘任教师，这本来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在国外、甚至在我国五四时期和西南联大时期，凡是没有接到聘书的都是“末位淘汰”出局的，没有听说引起过什么风波。
然而在现行体制下，按照什么标准来“淘汰”教师就是一个极其复杂而险恶的问题，它将使大部分教师都处在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动荡之中。因为在官本位的前提下，保住自己的位置决不只是凭借学术水平就可以高枕无忧的，何况今天的“学术”本身就已掺杂了非学术的和意识形态的因素（这从许多“权威 ”学术刊物和“国家级”大奖都向政治需要倾斜可以看出）。
所以可以预计，其必然的后果就是大批骨干教师不得不比以前更卖力地进行急功近利的关系学钻营和政治投机，更彻底地丧失自己的独立人格而依附于权势，并在教师之间造成更尖锐的人际矛盾。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现行体制就不需要改革，而只是要说明，在总体的现行体制不变的情况下，作任何部分的改革都是一种伪改革。
为什么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国外的东西也引进了不少，高校改革的规模也够惊人的（如“合并”出了一批巨无霸式的大学校），人们还是觉得现在高校改革比任何其他领域的改革都要落后呢？主要就是该改革的不改，不该改的瞎折腾。
国家耗费大量财力、人力和精力，只摸石头不过河，所有的尝试都被付了“学费”，到头来还得老老实实地从原点开始。但时至今日，到底什么是我国高校教育中的“ 原点”，恐怕没有几个人清楚。其实这个原点就是对“文革”中发展到极端的“教育为政治服务”这一极左原则的“拨乱反正”。
与西方的 politics（城邦事务）不同，中国的“政治”历来就是帝王和臣僚的“为政”“治民”之术，这种统治术一开始就和思想教育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就是说，中国传统的政治虽然以军事斗争作为其最高体现，但在日常却是以通过教育来收拾民心这种方式维持的，所谓“马上得天下”而不能“马上治天下”，所谓依靠“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都是这个意思。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教育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政治教育（“政教”），即教人服从有权势者及如何为当权者效力。在先秦的“百家争鸣”中，凡“显学”如儒、道、墨、法都具有强烈政治色彩，其余兵、农、名、阴阳等等则自觉不自觉地依附于政治并融入了政治之中而成为其适用的工具。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不仅使最重教育的儒家学说占据了官方学术的统治地位和“独尊”地位，而且正式把一种政治思想兼道德教育的学说单一化，变成了一种“术”，即统治术（人君南面之术）。唐代开科举，宋代把理学经典固定为“八股”模式，越来越使文化教育与政治统治、学问研究与与官僚培训结成了一体。
由此可见，所谓“政治挂帅 ”、“四个第一”和“××为政治服务”等等说法，并不是极左思潮的首创，而是中国两千年来的传统习惯思维方式。“五四”以来中国的激进思想家们打倒这个，打倒那个，但就是这种思维方式（除了蔡元培先生的几声呐喊外）丝毫也未受到触动，反而变本加厉，尤其成为教育领域中理所当然的体制模式。
如果说，这种模式在民族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革命战争年代曾起过切实的政治推进作用并参与造就了民族振兴的起点的话，那么时值今日，在中国日益走向世界并对民族文化和精神创造提出了更高要求的时代，将一切社会生活和精神生产都紧紧捆在政治这个固定的基点上，就是阻碍社会发展和束缚精神生活的不智之举了。而一旦政治本身也由于深陷于腐败的泥沼而失去了自己的根基和原则，那就免不了使依附于它的各种要素更加分崩离析、乱作一团，而教育部门过去由于紧靠政治而沾上的庄严神圣的光彩也就黯然失色、斯文扫地了。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为政治服务的极左思想受到了一定的批判，而代之以“教育为人民服务”，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有了一定的分工，甚至政治本身也成为了一门“学问”（政治学）。然而在体制上，我国数十年（其实应该说是数千年）一贯的政教体制不仅没有丝毫松动，而且还进一步有所加强。
教育领域里改革的滞后不过是整个国家政治领域改革滞后的表现，反过来，教育体制改革的真正实行将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杆标尺。正如政治体制改革的要害是限制政府对社会一切事务的绝对权力一样，教育体制改革的要害也是限制行政部门对教育事业的无所不至的干预。
在这方面，欧洲大学教育的起源也许对我们有某种借鉴和启发作用。如果不算古希腊柏拉图的学园的话，西方近代的大学最初起源于中世纪的“ 经院”，这种经院虽然不能说完全不受政治的干扰，但至少与世俗政权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是直接用自己的神学和哲学理论研究为教会服务的。到了十三世纪，早期市民社会兴起，开始有了不仅面向神职人员、而且面向世俗社会的大学，其中除了教授通常的神学和哲学（形而上学、逻辑、辩证法）之外，还教授法律、修辞、诗学、语言学等世俗学问（“人文”科学），并从中培养出了大批“人文主义”的学者。
这种大学一开始就具有某种与生俱来的“自治”性，它们不是服务于某个政权的，而是服务于整个社会的，但本质上则是自由探讨学问的场所，不是服务于任何人的（而这一点又是由于它们的神学背景所决定的）。当然，当时的人文学者不一定都出自于这种大学，有许多人文学者都以自己是“自学者”而自豪；但在那个时代的总体人文气氛中，大学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使散漫的人文学术得到了一定的规范化（不是行政上的“规范化”，而是真正学术上的规范）。
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大学从充当“神学的婢女”的经院学术中蜕化为中世纪神学的反叛者，成为人文思潮的中坚和实验室，而这一过程并不是什么政治行动，而是纯粹的学术探讨的结果。反观我们的教育体制改革，即使是学术评价标准的转换这样纯粹学术上的问题，也根本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背后当然也隐含有利益分配问题），就可见文化差异所造成的教育理念上的隔阂。
通过这种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教育问题，更不是一个单纯的机构设置、规章制定的技术性操作问题，而是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因此，教育体制改革的前途依赖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展，在现行政治体制尚未有真正突破性的改革举措的情况下，教育体制改革本身是没有任何希望的。但另一方面，由于高等教育在政治体制中毕竟是一个最为敏感和得风气之先的领域，所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许恰好要以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作为突破口。在连现代大学都还俨然是封建衙门的情况下，谈何政治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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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http://bbfhome.com/mu/whyj/2008/10/01/%e7%a9%b6%e7%ab%9f%e6%98%af%e2%80%9c%e4%b8%96%e7%95%8c%e4%b8%80%e6%b5%81%e7%9a%84%e5%a4%a7%e5%ad%a6%e2%80%9d%e8%bf%98%e6%98%af%e2%80%9c%e4%b8%96%e7%95%8c%e4%b8%80%e6%b5%81%e7%9a%84%e8%a1%99%e9%97%a8/</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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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北大校长许智宏－－大学教育，反思还是腐烂？</title>
		<description><![CDATA[上个月就听说了清华大学被黑客入侵的事情。震惊之余，思考了很久，我觉得应该说些什么。中国的高等教育状况，实在是太需要一个局内的人来发出一些声音了。
在网上看到，有很多网友认为这本是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先生的原意，只是后来迫于压力，才推托到黑客身上。这种看法也不无道理。此事发生之后，我还没有机会与顾秉林先生交流，所以也不好随便猜测是怎么回事。如果这真的是顾校长的意思，那么我佩服他。同样身为大学校长，很惭愧，我是没有勇气说这些话的。关于高校教育体制的种种弊端，我与顾先生也曾多次在私下里讨论过。只是，作为一个大学的校长，权限其实是很有限的，处处受人监督，处处受人牵制，要想搞一些大的动作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文中提到，在二十世纪初至40年代，中国的大学为社会培养出了大批的优秀人才，而这种盛况自从解放后尤其是九十年代开始衰落。这是事实。我们不仅要问，解放前出了这么多的大师级人物，为什么解放后反而寥寥无几？当然，这与时代环境有很大关系。所谓乱世出英雄，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我们的国民往往会爆发出巨大的民族凝聚力，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民族英雄层出不穷。可是，这些客观条件就应该成为我们教育失败的借口吗？
无可否认的是，现在的大学校园已被侵蚀，风气与三～四十年代那种纯朴的校风早已无法相提并论。看看我们现在的校园吧：女同学以被人包养，作人情妇为荣；男同学以大学四年没有性经验为耻。学生会里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整个一个社会阴暗面的缩影。至于上大学的目的，看看外面满大街的办证广告就可以知道。我们的下一代在这种环境中学习、生活，最后带着这些功利、浮躁的心态走向社会，国民的精神水平将会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当然，对于这种种现象，中小学教育有没有责任？有。整个社会有没有责任？也有。在这里，我暂且只讨论大学教育的问题。
再看文章最后写道，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对于改革，虽然不能成为执行者，至少我也来发表一下拙见吧。敝人以为，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到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便是要废除所有的政治类课程，至少要大幅度降低其比重。这些课程对于学生思想的禁锢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以国内的政治环境，废除这些课程，可能吗？当然不可能。为什么？大家都心照不宣，我也就不明说了。
第二，就是应该加强传统的道德文化教育，让学生重塑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在多少年前，就有先人说过，对于传统的东西，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可是我们现在正好取反了。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对天地自然的敬畏，祖先留给我们的傲骨与气节，都被我们无情的丢弃了。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功利价值。而相反，其中的一些垃圾，如官本位思想，通过科举（也可以理解为今天的高考）来求取功名利禄的思想，毒害了中国人民几千年，至今还在发挥它的作用。可能有人会出来反驳：敬畏天地什么的，那不是迷信吗？对于此，我的观点是，人必须有所敬畏。我在这里所说的，不是指对权贵的敬畏，而是指对正义，对天理的敬畏。若失却了敬畏之心，人便会无法无天，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来。尤其在这个法律体系还不太完善的社会，更必须保持这种敬畏的心态。我相信，让学生们接受传统的文化道德教育，可以慢慢净化社会风气，提高国民素质。
第三，就是要“清理门户”了，将一些以教授的名义，长期盘踞在大学校园里的无德无能之辈清理出去。我不能确定的说这些人到底在学校里占多大比例，但是我敢肯定在北大燕园内就有不少。看看现在的某些“老师”、“教授”，一点师道师德都没有，怎么为人师表？这些学术骗子在大学里混吃混喝，尸位素餐，浪费财力、物力、教学资源，这些都是小事。让他们来教书育人，误人子弟，害了学生，那才是问题的严重之处。这个后果，是我们无力承担的。把这些败类赶出去，不仅可以节约教学成本，更重要的是为学生的利益着想。
学生是国家的未来，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于一个国家是相当重要的。中国的教育体制被人诟病了这么多年，现在反思还为时未晚。若再这样闭目塞听，自我感觉良好的走下去，被耽误的将不仅仅是一代大学生，而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
&#8212;&#8212;&#8212;&#8212;&#8212;&#8212;&#8211;
和清华相同，北大也对这一事件强烈谴责：
2008年9月26日晚23时09分，北京大学校园网主页遭到别有用心的恶意攻击和篡改。假造许智宏校长名义的错误文章，混淆视听，性质恶劣。北京大学新闻中心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北京大学新闻中心
2008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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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http://bbfhome.com/mu/whyj/2008/10/01/%e5%8c%97%e5%a4%a7%e6%a0%a1%e9%95%bf%e8%ae%b8%e6%99%ba%e5%ae%8f%ef%bc%8d%ef%bc%8d%e5%a4%a7%e5%ad%a6%e6%95%99%e8%82%b2%ef%bc%8c%e5%8f%8d%e6%80%9d%e8%bf%98%e6%98%af%e8%85%90%e7%83%82%ef%bc%9f/</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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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大学应该成为“精神圣地”</title>
		<description><![CDATA[大学应该成为“精神圣地”
                     钱理群
发掘本地教育资源
办教育，就得有教育理念，而教育理念是不能凭空产生的，需要吸取教育资源，我要说的就是到哪里去寻找教育资源的问题。通常的思路是到国外去寻找，例如五十年代学苏联，现在则是以美国教育为学、追的目标。地方上的学校就眼睛盯着全国的名校，北大、清华传统这些年是为大家所津津乐道的。这样的到异域与外地去寻找资源的努力，是必要的，对于相对闭塞的贵州尤其重要。当然，其中也有许多问题，例如将某一国（当年的苏联，今日的美国）的经验绝对化，就会产生很大问题，不过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我想说的是另一方面的教育资源，被严重忽视了的教育资源，这就是我们本地自身的教育资源。
这里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我们对过贵州的“落后”缺乏一个辩证的认识，把它绝对化了，好像我们已经穷得响叮当，一无所有，除了到处讨饭吃就别无出路了。其实“落后”与“先进”都不是绝对对立的，总体上的落后，并不等于就没有先进的资源。贵州是穷，但我们也有自己的“金娃娃”，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会闹“抱着金娃娃讨饭吃”的笑话。我们贵州教育历史上就有两个“金娃娃”，而且都很大，全国、全世界都很重视，就是我们自己视而不见。一个是王阳明在修文办的书院，一个是抗战时期内迁到梅潭的浙江大学，这两次办学，都形成了传统，产生了很大影响，里面有很多宝贝，就看我们识不识宝，肯不肯下功夫挖掘。其实，就是贵州大学自身，它也是在抗战时期兴办的，与浙江大学这样的内迁学校一起，在贵州现代教育史上创造了非常辉煌的一页。建国以后的教育，尽管有许多失误，但也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六十年代我在安顺卫校、师范教书，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贵州的中等专业学校是办得不错的，培养出来的学生对贵州的卫生、教育事业起了很大作用，但不知为什么这些年中专都不办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发掘本地的教育资源不仅是扩大资源范围，或许有更大的意义。前几天我们在安顺讨论屯堡文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农村的改造与建设必须要有内在资源与内在动力，光靠外在力量的注入，是不可能持续并产生实质性的变革的。在我看来，教育改革也同样存在这样一个发掘内资源与内在动力的问题，而且这又关系着能否使我们的教育真正具有“贵州特色”，因而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问题，确实不可小看。
          我的书院教育梦
就我个人而言，我最感兴趣的是王阳明的书院教育，这关涉我的一个梦。书院教育其实是中国教育的一个传统。这方面已有许多专家做了深入的研究。我关注的其实是一个实践问题，即这样的书院教育，对我们今天的大学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是否有借鉴的意义与价值，我还想进一步做“书院式教育”的实验——这是我的一个教育梦想。
我之所以会做这样的梦，是因为感到现在的研究生教育出了问题，就想另寻教育资源作为参照与补充。我最强烈的感受，是现在的师生关系变了，越来越变成“老板”与“打工者”的关系，现在许多导师都被叫作“老板”，而且是名副其实的，据说现在当导师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有国家或省的项目，有项目经费，说穿了就是给学生开得出钱，其实理工科早就如此了，现在又推广到文科。师生关系变化背后是教育的变质，变成知识的买卖，也变成纯粹的知识的传授。这里没有了心灵的交流，思想的碰撞，人格的影响，性情的熏陶，精神的吸引与传递，在我看来，这就意味着教育本质的失落。而正是在这些方面，中国传统的书院教育是有明显的优势的。在我的理解与想象里，书院教育除了重视师生、同学之间的密切交往，用今天的话来说，即所谓的“零接触”；同时注重人与自然的感应。在人群的和谐与人和自然的和谐气氛下，人的生命就进入一个沉潜的状态，只有在这样的气氛与状态下，人才能尽情地享受读书之乐，切磋学问之乐，同时思考生命、宇宙、人生、人性、中国、世界、人类的大问题，以尽情享受思想之美，进入真正的教育与学术的境界。而这些又都是现代教育，特别是当下中国大学教育，研究生教育所匮缺的。我们的教育越来越急功近利，人们的心态越来越浮躁，这就意味着我们距离教育与学术越来越远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哪怕是部分地引入学院式的教育方式，有一个短暂的实验机会，让年轻学子体验一下教育与学术的真味，也是好的。——我们现在的教育实在太败坏胃口，令人憎恶了。我的梦想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可怜的愿望基础上的。
而在我的想象里，或许贵州是进行这样的书院式教育实验的好地方。这当然首先是因为贵州有王阳明书院传统，同时贵州独特的自然条件，作为一个“公园省”，它的气候、风光、环境，是最适合读书与切磋学问的。我特别看重的是它的闭塞——看起来这是一个缺陷，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因此而与外界浮华世界保持一个距离，这样的距离其实正是教育与学术研究，特别是书院式教育所必需的。很多事情都要从两面看。比如，相对来说，贵州发展机会比较少，但也因此没有多少诱惑，认准一个目标，就可以心无旁骛地去做。贵州比较空闲，生活节奏慢，有的人因此而变得懒散，但对另外的人来说，这样的闲暇，正可以摆脱急功近利的心态，悠悠闲闲，从从容容，潇潇洒洒的做学问。贵州外界的信息比较少，这自然需要用加强对外交流来弥补，但外在的东西少，却又把人逼向自己的内心，开发内在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对悟性好的人，正好把自己的生命与学问引入深厚，因此我经常说，贵州是一个练“内功”的理想处所。我们这里所讲的“心无旁骛”、“悠闲从容”与“逼向内心”，都是书院的核心要素。是真正魅力所在。在这个意义上，贵州推行书院式教育实验，是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的。
 讲到这里，突然想起，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我们当时在安顺有一个“民间思想村落”，就是一群朋友在一起读书、讨论、悠游——流连于大自然，更作精神的漫游，享受着“天高皇帝远”的自由。今天看来，这样的学习方式，就多少具备了书院教育的方因素。当时，我们所效仿的是毛泽东青年时代在湖南办自修大学的模式，而毛泽东的自修大学显然对中国传统的书院教育是有所借鉴的。——如此说来，我今天再做书院教育梦，其实是根源于我当年的贵州生活经验的。
为了使我的书院梦教育多少具有某种可实现性，我刚才在从安顺到贵阳来的路上，想了一个具体实施方案。不妨以暑期讲习班的形式，集中二、三十名学员，由一位（至多两三位）导师主持，师生朝夕相处一个月，导师讲学之外，主要是学生自己读书，师生共同讨论、诘难。更多的时间是海阔天空的神聊，作无所顾忌、无所不至的精神漫游，并在大自然中放荡纵情的神游，尽兴地享受“从夫子游”与“携弟子游”之乐，并通过写《游学记》等方式，将这样的从游之乐内敛为深层的思考与生命的感悟。我甚至具体设想，从游的学员，以研究生为主，可以吸收少量的高年级大学生与青年教师，还有给没有机会上大学，却有强烈学习愿望的社会青年，留下一定的名额。
    “精神圣地”：地方综合大学的社会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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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看我们的大学如何玩弄教授</title>
		<description><![CDATA[看我们的大学如何玩弄教授
http://view.QQ.com　 2008年09月29日08:56 　 华商报　 张鸣　成为衙门的大学，有两项例行公事，一是糟蹋学生，二是玩弄教授。如果有人认为自己所在的学校还不是衙门，那么请不要对号入座，我说的是那些已经变成衙门的大学。糟蹋学生，是把学生往没用的方向教，通过刻板的教学、虚拟的实习，再加上平时的管、卡、压、要（钱），使大学教育空洞化、有害化，四年、六年甚至十年学下来，学不到东西不说，品性还差了。学生为了方便就业，往往不得不另花钱参加各种班，考各种证。玩弄教授，大都遵循古训，有软和硬的两手，一如当年袁大总统的法宝，一手拿大刀，一手拿大头（光洋），听话给大头，不听话请吃刀。 
这么多年来，不少大学教授被这胡萝卜大棒交替乱抡的权术操作，已经弄得三魂丢了两魂半，温顺如处女了，每逢校长到场，不仅鞠躬如仪，而且言必称校长云云，视校长书记的指示如同圣旨一般。显然，领导的威仪、尊贵是永远无止境的，视教授为奴才的领导们，总是嫌下属对他们尊敬不够，于是，教育行政部门愣是想出让教授评级的好办法，好端端地把个大学里面的教师分成十三级，而教授则分为四级。据说，评级的标准主要依据任职教授的资历，九年以下做四级，九年可以升三级，十二年可以升二级等等。以我所在的学校而论，这个据说的标准是真实的，因为好些既没什么成果，也没什么学历的人，到了点，都升级成功。 
按说，既然年限是升级的主要指标，而且现在大学都有定期的考核，考核不合格，就得低聘，因此，凡是到了点，而没有被低聘的教授，理所当然就属于学校的合格教授，所以，既然要评级，每年的升级，就应该到点即升。到点即升虽然有点按资排辈的嫌疑，但毕竟少了些麻烦，可以减少一些因为无端定级给大学教师带来纷扰和争端。但是有意思的是，教授的升级根本不是很多人理解的例行公事，到点即升。到了点，必须由教授本人申请，然后经过院校两级审批，最后交校长定夺。尽管事实上没什么成果，也没什么学历的人士，也可以安然通过各级审核，得到校长的恩准，但如果换了某些校长不喜欢的，可就难说了。就算统统放过，这个程序本身的意义也相当大，说白了，就是让教授们通过这个程序，再一次对领导表示敬意。 
记得一个老辈人讲的故事，说是一个富人，每年过年都要给长工散钱，但钱都要均匀地撒在厅堂里，让受施者一个一个在他面前捡起来。旁人不解，问他为什么要这样费事？他回答说，他们每捡一个钱，都要对我鞠躬甚至下跪一次。我们的领导别出心裁地设计出这样一个升级程序，也许他们谁也不拦着，全都放过，但是，我就是让你们一次次地申请，一次次地求我，我呢，一次次地恩准。 
虽说清朝灭亡，跪拜大礼也随之废除，但享受这种大礼的领导从来没有断了根，有的是办法让人下跪。教授号称高级知识分子，最讲脸面，真的跪拜起来，行礼的和受礼的都有点不自在，万一让媒体知道了，捅将出去，更是麻烦。于是，就想出这种让人变相下跪的招数。还别说，不少有头有脸的教授们，还真就一个接一个中招。其实不中也不行，但凡叫个教授，数总是识的，谁不知道一级比二级高，二级比三级高呢？一旦比自家资历浅，成果比自家少的人升了级，自家没升，就算自家看得开，老婆孩子唠叨，别人的白眼，也受不了。就这样，一个个有头有脸、有自尊心的教授，一面嘀咕着发牢骚（声音还不能大，可千万不能让领导听见），一面屈辱地递上升级申请，相当于纸上下跪一次，然后接受领导的一次恩赐。 
其实呢，有没有这个级别，工资还是那点工资，待遇还是那个待遇，凭空生出一个教授定级来，平添一个升级程序，教授们突然之间就欠了领导的了，领导也有恩惠可以施舍了，而且最妙的是，这种恩赐还要教授施大礼来接受，教授接受了之后，还真的就有人会感激涕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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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陈志武：教育不转型，国家只能卖苦力</title>
		<description><![CDATA[作者：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终身教授，经济学家
产业结构难转型，教育有责任
我不是研究教育的专家，但是，这些年看到国内(的教育)，特别是我自己从小在中国受教育，然后又去了美国，自然有许多观察和体会。到目前为止，我这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学校。1968年在湖南茶陵县开始上小学，1979年读完高中在长沙上大学，1986年去美国读研究生，1990年毕业以后至今一直在美国的大学教书。我有两个女儿，一个15岁，一个13岁，她们在美国出生、长大，这些年看着她们在美国上学。同时，也因为我跟国内的一些大学一直有不少交流，所以基本能看到国内同行和教育界学者、业者每天的运作目标。这些经历和观察让我确实感触比较多，特别是这些年看到这么多从国内培养出来的杰出高材生，他们在专业上这么突出，但思维方式那么僵化、偏执，社会交往能力又那么差，除了自己狭窄的专业就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表达自己，让我非常痛心。
由于国内教育体系以及教育理念的僵化，绝大多数中国人再好也只能做些技术活，难以在美国社会或其他非华人社会出人头地，这些都很悲哀。原来没有全球化时不知道这些，但现在中国人也走出去了，跟其他文化、教育背景的人一在一起，就知道彼此的竞争优势与劣势了。这些问题的根子都出在教育上，包括正式的学校教育、家教和社会文化教育。
我们说，中国社会现在处于转型时期，尤其是经济领域面临很大的挑战。现在提得比较多的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这一点大家都讲。但想想中国为什么建设不了创新型国家？为什么这么艰难？光靠在街上挂很多横幅、标语，在核心报纸上发表一些社论，就能把这个国家建设成创新型国家？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不少。比如，讲到中国的公司品牌，不管是广东，还是其它省份，都很难建立品牌。所以，难以通过品牌赚更多钱，而只能制造一些玩具或者说制造一些衣服、鞋、甚至一些机器和电脑，只能是卖苦力。
为什么难以建立品牌、难以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原因当然包括法治制度、产权保护以及国有制的问题，但也与中国教育体系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关系非常紧密。
美国教育重通才，中国教育重技术
从历史来看，产业结构本身的变化跟教育方式、教育理念和教育结构的变化总是相辅相成的。例如，原来中国的科举考试，从某一种意义上，科举考试对于专制的农业社会是够用的，是可以行得通的。回过头看，过去中国尽管统治是专制的，但实际上那时候的政府是小政府，当官的也用不着像今天这样宏观调控经济。当时的考试只是考四书五经，我觉得科举对当时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是合适的，对当时的“小政府”来说也够用。
可是，现在的教学与考试内容就很不一样，也会而且应该与时俱进。例如，中国经济今天以制造业为主体，这当然就需要有很多的工程院院士，大学要培养很多的工程师。相比之下，美国的服务业占GDP的85%以上，所以美国的教育体系侧重点就不同，是侧重通识教育，培养通才。在中国和日本变为世界工厂之前，几乎所有的美国州立大学和一些工程学院都非常侧重技能型的工程系科，像中国的大学一样侧重理工训练。但是，我发现过去的四五十年，特别是三四十年，随着制造业向日本、韩国和中国转移，美国大学的教育内容经历了一个全面的转型，转向通识教育。所以，在耶鲁大学，我们对本科生的培养理念是：任何一个在耶鲁读完四年大学的毕业生，如果他从耶鲁毕业时，变成物理、电脑、化学或者是任何领域的专家，我们会觉得那是一种失败，因为我们不希望四年大学教育是培养专家，让他们在某一领域里面投入那么深，而忽视掉在其它更广泛的做人、做公民、做有思辨能力的人的机会。我们不主张他们在某个工程领域、科学领域、社会科学领域在大学时期就成为专家。如果有学生在大学四年时真的成了专家，我们不以为那是一种成功，反而会是一种失败。
当然这也跟耶鲁这些年出了那么多总统有关系，以至于我们的历史系教授就想，既然以前出了这么多总统，说不定今天在校的哪个学生以后也会成为总统，怎么办？于是我们就开一门大课，叫做“大策略”，由两个研究世界史最出色的教授轮流讲，这是持续一年长的课程，是一种非常综合型的训练，讲到孙子兵法、管子经济、古希腊策略等等。
中国的教育则侧重硬技术，由此产生的人才结构使中国即使想要从制造业往服务业转移，也难。产业结构也受到教育内容约束。在中国，从幼儿园到小学、大学、再到研究生，一直都强调死记硬背为考试，强调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技能，特别是科学和工程几乎为我们每个中国家长、每个老师认同，这些教育手段、教育内容使中国差不多也只能从事制造业。为了向创新、向品牌经济转型，就必须侧重思辨能力的培养，而不是只为考试；就必须也重视综合人文社会科学的训练，而不是只看重硬技术、只偏重工程思维。离开市场营销、离开人性的研究，就难以建立品牌价值。
美式教育：没有家庭作业，不排名次
为了支持以服务业为主的创新型社会，美国的学校是如何办的呢？我有两个女儿，老大现在读高二，老二在读初二。她们的经历大概是这样：首先，从幼儿园一直到小学四年级前，没有家庭作业，下午放学就放学了，周末就是周末，不用担心学习。老师如果布置作业给学生，很多家长会抱怨，说“你怎么给我的女儿、儿子这么多作业，那他们还过不过日子了？他们一生的幸福是我们更关心的，你不要让他们回家后每分钟都花到作业上，最后他们变成了人还是变成了机器？”所以，学校与家长谈判的结果，往往是这样一个结局：美国的幼儿园、小学四年级以前都不会布置作业。有没有考试呢？初一之前没有考试。而这一点中国的老师和家长可能觉得奇怪，没有考试学什么东西？你放心好了，美国学生学的东西很有意思，比如，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他们的课程安排往往比较广泛。
甚至在幼儿园的时候，我女儿她们每年都会有科学、一般人文社会、语言方面的内容，一共有三四门课程。每门课程完全由老师决定用什么教材，教什么内容。比如，在人文社会课程方面，可能是今年重点了解一下亚洲不同的国家，以前的历史是什么样子等等；明年了解非洲、拉美等等。从幼儿园到小学，讲的深度会慢慢地上升，但差不多每年或者每两年会绕着五大洲兜一圈，这是一种非常广泛的了解。
你想一想，如果这些小孩以后出去做服务业、做市场营销、做外贸，如果他们对其他的国家一点都不了解，怎么能行？而有了这些从小学到的知识，今后到哪里去“全球化”，都不会有问题。当然，沿着这种方式去培养，很容易让我们说：“他们怎么能够做工程师、做专家呢？”但这也没关系，美国本身不需要这么多工程师，因为制造业已经由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胜任了。因此，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决定其教育知识的结构，反过来，教育知识结构又会决定其经济的产业结构。
另外，美国幼儿园、小学从来不会给学生排名，没有考试当然不会去排名。给奖状的时候是怎么给的？是每个人给一个。我以前就觉得纳闷，每个学生给一个奖状，总得有一个说法吧？后来仔细一读，老师根据每个小孩的特长，哪方面很突出，就给他那个奖状，更多的是鼓励每个学生：你首先是你自己，不管你数学好不好、语文好不好、画画好不好，还是历史好不好，只要你哪方面比较突出，有较强兴趣，老师了解以后，就会给你写一个这样的奖状。这跟中国是完全相反，初一之前就给班里的学生每个礼拜、每个学期做排名，经常考试，这很残忍，因为这么小的小孩，还没有长大成人，还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就要开始面对别人告诉他“你不行”。这样的结论，对人的个性来说，没有比这种东西更敌意和更具破坏性，让这么小的小孩就对自己失去信心，就觉得自己不如别人。
美式教育：思辨能力的训练
思辨能力的训练在美国是自幼儿园开始就重视的强项。这具体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课堂表述和辩论，自托儿所开始，老师就给小孩很多表述的机会，让他们针对某个问题各抒己见，发表自己的看法、谈谈自己的经历，或者跟别人辩论。另一方面，就是科学方法这项最基本的训练，多数校区要求所有学生在小学四、五年级时都能掌握科学方法的实质，这不仅为学生今后的学习、研究打好基础，而且为他们今后作为公民、作为选民做好思辨方法论准备。我们别小看科学方法训练的重要性，因为即使到现在，我经常碰到国内的博士研究生，甚至是所谓的科学家，从他们做研究、思考问题、写论文的方法上，很难看出他们真的理解科学方法的本质和基本做法。
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我女儿她们四年级的时候，老师就会花一年时间讲科学方法是什么，具体到科学的思辨、证明或证伪过程。她们就学到，科学方法的第一步是提出问题和假设，第二步是根据提出的问题去找数据，第三步是做分析、检验假设的真伪，第四步是根据分析检验的结果做出解释，如果结论是证伪了当初的假设，那么，为什么错了？如果是验证了当初的假设，又是为什么？第五步就是写报告或者文章。——这个过程讲起来抽象，但是，老师会花一年的时间给实例、让学生自己去做实验。
这种动手不是为考试，而是最好的学习，让人学会思辨，培养头脑，避免自己被别人愚弄。这种动手所达到的训练是多方面的，尤其是靠自己思考、靠自己找问题，这非常出色。实际上，如果按照我女儿她们在小学四年级就学到的科学方法标准去判断，国内经济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类学报上发表的许多论文，都没法及格，因为许多论文只停留在假设的层面上，然后就把没有经过数据实证的假设当成真理性结论。这些都跟我们没有从幼儿园、从小学开始强化科学方法的教育训练有关，跟没有把科学方法应用到关于生活现象的假设中去的习惯有关。
在小学没有考试，学生还做什么呢？我女儿她们每个学期为每门课要做几个所谓的“项目”，这些项目通常包括几方面的内容，一个是针对自己的兴趣选好一个想研究了解的题目或说课题。第二是要找资料、收集数据，进行研究。第三是整理资料，写一份作业报告。第四是给全班同学做5到15分钟的讲解。这种项目训练差不多从托儿所就开始。我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刚才讲到品牌跟市场营销很有关系，因为品牌、市场营销都跟表述技能有关。
关于研究性项目，我的大女儿在五年级时，对北京的气候感兴趣，她在社会课上对其做了一项研究，把北京一年12个月中每月降雨量、温度的历史数据收集起来，然后计算历史上每个月的降雨量的最高、最低与平均值，计算每个月温度的最高、最低与平均值，然后再分析这些跟北京的其他天文、地理情况的关系，写好报告以及讲解文稿，她在全班同学前讲她的这些分析结果。我觉得这样的课程项目研究与讲解是非常好的一种训练。实际上，她在小学做的研究与写作跟我当教授做的事情，性质差不多，我做研究上网要找资料，而她也是为每个题目上网找资料、做研究，她写文章的训练也已经很多。这就是美国教育厉害的地方，你看一个小孩，在研究思考上已经这么成熟，以至于到现在，我跟我女儿说，她很快可以做我的研究助理了。但在国内，一些本来很聪明的人即使到读博士研究生时期，还不一定具备这些研究素养、研究能力，有些研究生连做个研究助理可能还不合格。
有思辨能力，方有经济转型
正因为这种思辨能力的培养，现在我跟女儿讨论问题时，她们一听到任何话，很自然地就会去怀疑、审视，然后就看能否找到证据来证明这个话逻辑上或者事实上、数据上站不住脚。这种习惯看起来简单，但是对于培养独立的思辨能力，让学生毕业以后，特别是大学毕业以后，不只是简单地听领导的话的机器，这些是非常重要的自然的开端。当然，思辨对于美国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人是很自然的，有时候我也想，美国这个社会真的蛮有意思，不管是聪明的、还是笨的人，不管是有能力的、还是没有能力的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厉害，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对什么事都会有一番高论。
正因为这样，美国100个人里，随便挑80个，那80个人都可以把他的思想、想法和他要卖的东西表达得很清楚，能够给你足够多的说服力。这也是为什么市场营销这门学问是在美国出现、发生和发展的。美国教育体系给每个人都提供了那么多自我表述的机会，等他们长大后，特别是念完MBA以后，在他们介绍产品和自己的研究与想法时，至少不会站在一班人面前就发抖，没办法说出话来。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到这个地步时，特别是在产业结构上、品牌建立上、创新型国家方面都有非常多的愿望和渴求时，实现这种教育转型尤其重要。
中国经济转型需要教育的转型，需要培养兴趣丰富、人格完整、头脑健全的通识公民、思辨型公民。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恐怕只能继续是给世界提供低级劳动力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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