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

西安航专：刘永昌

“我将青春备忘，青春给我梦想；我将青春备忘，青春令我迷惘；我将青春备忘，青春给我希望；我将青春备忘，青春送我翅膀。”当“陕西‘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活动组委会”主任王农在发言中，不经意间充满感情地引用“说出”诗人、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薛保勤力作中这节诗句时，在“知青文学与知音——陕西知青文学展示”会场中，我震撼了。似乎久违的声音勾起我沉掂掂的回忆，勾起我对青春的怀想。

2008年4月29日下午，在南二环110米的“老三届世纪星”大厦30层现代的圆形会议室，由陕西省作协、老三届企业集团、华商报、陕西“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活动组委会一起举办的系列活动之一上，齐集了风趣地自称“农青”的中国作协副主席、省作协名誉主席陈忠实、北京知青代表、省政协副主席王晓安以及省政协副主席李晓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1973年下乡知青薛保勤、省作协副主席莫伸、冷梦，著名主持人陈爱美、著名播音员海茵、著名编剧、作家、诗人芦苇、常扬、和谷、薄厚、朱文杰、渭水、商子秦、北京知青代表、组委会秘书长韩莹、省作协秘书长王芳闻、著名知青企业家、活动家王克良、郭文义、王农、张自力……等等知青代表一百余人，掀开了“陕西‘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活动”的序幕。

我们的青春忘了么？我们曾经的心路、肉体的青春聚会在哪里？

正如王农讲话中所说：“上山下乡40周年，是我们知青自己的事情，我们不管，谁管？我们自己不纪念，谁纪念？”

我们也曾有过青春，我们的青春在哪里？我们会忘记吗？

聚会陕北人家

2008年4月30日中午12点，我们20中学（现西安高级中学）1968年10月上山下乡于陕西省宝鸡县坪头区颜家河公社林光大队六小队的12名同学（刘白燕、刘瑞珍、张玫、安玉珍、杨敬文、杨日明、梁培轩、吴铁城、何德申、冯民新、郭楹、刘永昌）以及颜家河公社南山二队知青李光瑶共13人聚会于西华门陕北人家。我们知青小组下去时17人，活着出来15人；下乡期间两名同学相隔一年相继惨死的壮烈举动（陈建安现仍埋在颜家河秦岭渭水高山峻岭的怀抱里，任永佶先埋在坪头，现已改埋于西安烈士陵园），使我们小组成员格外珍惜那段峥嵘岁月结成的情谊。刚参加4.29知青活动的吴铁城、刘永昌传递了陕西“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活动组委会发出的“告知青朋友倡议书”，八项活动同学们一致支持。决定立即行动起来筹备8月底9月初“重返颜家河——纪念我们上山下乡40周年”。聚会中刘永昌向刚从宝鸡专程返回的郭楹同学转送了昨日活动得到的相关书籍，转告了朱文杰让我向他转达的关于这次活动的委托（1997年11月陕西电视台与老三届企业集团拍摄9集“我们老三届”时，事先就是他陪商子秦、朱文杰、渭水、莫伸他们，先期去了颜家河，涉水过渭河勘察具体机位及作相关准备工作的。此番经过等当时西安晚报曾以整版刊出；后来陕西电视台播出的“老三届故事”，20中知青在颜家河建安墓前悼念活动的过程就呈现在片首）。需要专门一提的还有吴铁城，他刚从深圳回来。曾轰动西安甚至全国的、在1996年整个夏天激起强烈反响的、由西安丽都家俬城与西安晚报副刊部联合举办的、“丽都杯今日老三届”征文活动的起始赞助者、西安丽都家俬城的深圳老板就是吴铁城。那次征文集结成书《情结老三届》，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同年11月结集出书时，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党组书记翟泰丰同志为该书专门写了热情洋溢、文才斐然、赞誉有加的美好序文“此情可待成追忆”。他说：“‘今日老三届’这命题首先引起了我的兴趣。虽然时隔30年（按：作者撰文于1996年9月13日于北京），但这茬人的经历命运实在太熟悉了。可以说，除灾荒战乱的影响外，‘老三届’是本世纪有文化的青年人遭受磨难和折腾最多的社会群体之一。现在他们已经成熟，成为国家管理、经济建设、科学研究、文化卫生、工农业生产的中坚和骨干。”

是的。正如2008年4月29日北京知青王晓安在陕西“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上讲话时所自豪提到的：我们陕西老三届知青中，不是走出了杰出代表、共和国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与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王岐山吗？！

走进安坪沟

安坪沟早就想去了。早在40年前便开始闻名；40年来这条与我们六队山水相连的大沟依然信息没断，让人牵挂，令人太想深入了解。

2008年5月2日早7点30分，原陕西师大一附中初67级学生李育竹开车来叫我：“走！纪念我们上山下乡40周年去！”

是的，整整40周年了。

李育竹是个奇人。他当年没下乡，因病免下了。但他与我下乡的时间又是同步的：1968年10月底，我与20中下乡同学一起乘西安—兰州夜车，半夜2点下到宝天线上颜家河车站，——四周一片漆黑，车站居然点的还是煤油灯！火车站悬在半山腰，山下渭河因水量充沛而涛声很大；身后及对面都是大山，黢黑的山影面对面地压下，须仰视才可看到影影绰绰的山巅。这里是宝天线上秦岭山脉腹地，往西再10公里东口车站的渭河南岸就属甘肃地界；因为20中学是三个年级共24个班的西安市唯一的纯高中，学生年龄相对大，当时市革委会便把我们安排在这里——西安知青下乡地点最西部、陕甘交界处大山中（东口是驻军）。我们跨过铁轨，走到车站在山坡边为防止滚坡而立的栅栏旁，望着下边黑暗深处，听着传来的隆隆涛声，看着对面须仰脖才能隐隐望到的山顶；在河道肆虐的凛冽寒风中再拧身时，看到的是挂着昏暗煤油马灯的候车室，是东倒西歪坐在或躺在书箱、行李上的同学，许多人心里凉了。迷惘的心情，确如后来受到上面追查的“反动言论”：“小蜜蜂钻进了玻璃瓶，看起来一片光明，实际上没有出路”，多少人心中在问，这就是我一生要热爱、要生活、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地方？——不承想，40年来，这里反成了我们心中的常惦；仅2004年一年，我一人就回来过3次：04年春节我和爱人带着女儿在这里过的春节，五一我们大队知青40余人集体返乡，当年高考在陈仓区（原宝鸡县）巡视结束后6月9日至10日我又只身回到队上。——68年冬天那一个白天起，我们开始了落户这里后的知青生活。那一天，是李育竹陪着，把我送到离渭河南岸几十里、山老尽头的林光六队腹地 “新房”（地名）住处的。住处位于半山腰，六队主沟在新房脚下急甩向东，伸入四、五里外都住人、养牛。新房向西侧80米则是七里沟，上行（继续南行）七里穿过原始林带就上了秦岭梁。走到队上已经下午，草屋前一名同学双手扶额，久久低首坐在房下便道旁的石块上雕塑一样，无论下乡的、送行的皆伫立沉默不语；当晚李育竹也住在我们队。安排住5名男生的土炕当夜挤了11人。李育竹半夜上厕所回来再死活找不见插下身子的地方。外边山风凄厉，林涛尖啸，一片漆黑，从没离过城市的他又冻又怕，只好蜷在灶火前点起柴火，以致两口大锅开水如花翻滚他仍不断添水加柴，他说 “不烧不行，不敢不加”，否则……。天亮饭后，他只身下山了。我站在半山坡，望着他踽踽独行着、消逝在山道弯弯拐角处的背影想：我已是一个农民了。他的背影永远刻留在我的记忆。

李育竹送我同时，更重要的目的是到坪头公社，看他下乡在那里的陕西师大一附中的同学们。

李育竹步行几十里，乘船过河又回到颜家河车站，乘一站火车来到东12公里外的坪头车站，又乘船过渭河，一人沿山间小路彳亍慢行，边走边问数十里，才摸到跃进大队的沟口——今日正名安坪沟。跃进大队分9个小队，除了前三队没安排西安知青外，四至九队均由西安陕西师大一附中知青住屯。他逐队看望同学，苦乐同享，当夜就宿在跃进八队。

细想起来就不怪了：他因病留城不是知青，但他弟弟、亲友、初中、大学同学、挚友，几乎全是老三届知青，浓浓知青情结感动熔化着他，难怪他对知青“比知青还知青”，情有独钟。

因为事出突然，我虽来不及找组委会秘书长韩莹，但我还是找了通知我参加4月29日启动活动的组委会办公室主任周滌非，我提出把29日会上发给我的相关材料送转今日也回安坪沟的师大一附中的知青同学们，以让更多的“老三届”知青朋友积极参与、搞好这次陕西“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活动；把发给我的张自力、莫伸等人重新剪辑编发的2盒4张DVD碟“老三届知青”、薛保勤长诗“青春的备忘”、“今日老三届”和相关知青的书籍资料等，一并送40年来一直留守坪头公社码头大队的原师大一附中知青戈卫，以表示我们怀念的深情与对他的尊敬，获得周滌非全力支持。她说：这次组委会开会时还特别提到“这次纪念活动我们一定不要忘记现在还一直在农村坚持的老三届知青战友，要邀请他们一起参加。”

汽车中午12点开进310国道南的安坪沟。停车在原跃进四队地段上新建不久的西虢宾馆安坪沟分社院内时，见一女同志从平房出来，我问：“同志，哪儿来的？”“西安。”“来渡假？”“不，我们原是这里的知青。”“那你一定是师大一附中的。”这时李育竹认出了她是九队女同学陈武。接着组织者徐延浪跑出厨房直叫“菜炒不出来，端上就吃光。哎，刘永昌，你咋来了？！”接着刘白燕拄着手杖也来了，——她与我是同一知青小组的20中同学，但她丈夫刘伟是一附中的，下乡在跃进八队，今天一起重返安坪沟，纪念下乡40周年。

同学们见面当然高兴，当李育竹找到下乡在四队的同班同学李群及朱嘉珍、邓兰等同学畅谈时，我从车中取来一叠组委会发“告知青朋友倡议书”，与组委会拟于今年4月至9月间，在西安举办“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八个一”系列纪念活动的两个文件，从吃过饭已上车拟继续“钻山”的电子科技大学校车上叫下范培松、刘伟，让他们车上交同学传阅，“欢迎老三届朋友热情投入，按文件与组委会取得联系积极参与。”

安坪沟，今天已由陈仓区旅游局开发成自然风景区并已初具规模。安坪沟地貌像伸出的手掌，往里走，不断分叉。距离沟口310国道有几十里长的道路今已全部硬化，远非当年崎岖山路可比。多处山腰峰峦有楼台亭阁分布，水泥石桥造型各异，一拃多胸径以上的大树比肩移植路边精心呵护，群山绿树成荫，山溪掩映深沟长路，比我们颜家河林光大队虽宽多了，但风光一样很美。即使这样，仍掩不住我不时发出的慨叹：一附中是西安多么有名的学校，学生以周边高校、党政机关高知、高干子女为主，素质一流的男女青年学生，不让继续上学深造，怎么会弄到这么偏远的穷山僻壤让来当农民，真让人不可理解；景色再好，但当年连吃饱都解决不了的知青哪有闲情赏景？只能以“时代使然”化解。

小车开的快，一路停停照照，李育竹拍摄不断，说要发给在北京工作、这次没有归来的跃进八队的同班同学刘峰。我们一直开到九队硬化路尽头，山上有庙，我上去朝拜；看西侧大山，从地形和走势判断，咋看咋觉得往西翻过这架山应该就是我们林光六队尽头阳滩身后的东沟。当地农民证实了；后在跃进六队与农民交谈也证实了；当晚我们留宿在颜家河林光移民村，原我们六队农民元元也证实了：“从咱队阳滩走，进东沟翻山，要不了一小时，就是坪头公社跃进九队。”嘿！这个懊恼呀！跃进八队、九队那么多朋友、同学、熟人，为什么40年前那么老实，真的就不能少挣一点儿工分去翻山看一看走一走？！当年我们也曾走七里沟翻秦岭梁，便见到山那边不少在凤县黄牛铺一带下乡的西安市八中、铁中的知青，但那是随农民领我们清理阶级队伍去外调时！

当我和李育竹折下山走到跃进九队时，农民院里已聚了不少九队当年的知识青年，据说他们队“今天人到的最齐”；老范（范培松）、徐延浪、陈武、龚珍、还有几位男女同学叫不上名字，他们疲倦地一字形坐在房檐下，由四队上来的知青朱嘉珍正给合影留念，李育竹也立即凑上去热闹。这时一位英俊中年男子走上前与我握手，自我介绍是龚珍爱人，北京知青，并说“告知青朋友倡议书”他没能拿到，“我们北京知青搞个活动太难了，我们还得回北京才能参与活动”。我告诉他：“这次40周年活动，组委会副主任、秘书长就是北京知青，叫韩莹，你们以后多联系。那天（4.29）活动讲话的省政协副主席王晓安也是北京知青”。后来才知道，他叫何雁明，联络方式：13720492XXX

农民新房后半山坡上破旧的知青房已几乎危房一样，破破烂烂，悬椽掉瓦,黝黑破败，几位衣着漂亮气质高雅美丽的女士正房前抬头仰视，良久静静伫立，人是物非，心中泛起的何止40年的辛酸与风浪。

不便多打扰他们，我们又来到跃进八队。从一农舍女主人自我介绍中，知道“刘伟、刘苏、邓兰、刘若华他们在时，我才七、八岁，这房子是当时队上的库房，现在改造成农家乐接待点。”“旅游旺季时收入不少。”她讲了很多知青在队上时的故事。看到山水没变，仅仅党的政策变了，农民就富了，我感叹。走时隔河相望，她仍久久立在河对岸树下频频与我们招手。

再往下走，听说刘伟他们刚过河对岸村里，李育竹领我立即过河，见到三位老人正聚谈，李育竹拍照后，听说“学生向南走了。”转弯即见前方山坡麦地坎楞上正走一队人马迤逦向南。追上了，却又走到我们刚刚告别的“库房改的农家乐”舍前，邓兰、刘伟、刘苏及亲友团立即溶入农舍，与农民问长问短；再前边就是当年跃进八队的知青房了，唯憾现主人门上挂锁不在。知青扒窗而望，房前踟蹰良久，我感同身受地注意到：房前合影留念时，大家都默不作声，与刚才跃进九队见到的一样；合影后，又绕到屋角，向房后山坡山脊静静眺望——惆怅迷惘的当年，这群可爱的少男少女，何曾只一次两次地这样了望啊！

“刘若华怎么没回来？”渐渐围拢前来的乡亲用质朴的声音与期待搜寻的眼神探询着，表达着对许多至今没回队的同学的思念和遗憾，是让人十分惋惜。

跃进八队知青吃水要到沟底小河挑水，“比我们难多了，尤其雨雪天”，我和刘白燕低声嘀咕。

分别时，虽我们已走出很远，但河对岸乡亲仍频频招手，“库房改成的农家乐”当天值班女主人不仅招手，还不时拭去脸上滚落而下的泪水，让我们心里都难以平静。

带四队朱嘉珍一起乘车沿山路至跃进七队时，朱让停车。说“陈平和他爱人在这儿喝汤呢，下去看一下。”饶村一圈叫喊没找见，又开车至五队，又下车寻找，遗憾仍没找见：“不知跑哪儿去了”，朱嘉珍失意地自语。陈平应是当年跃进大队知青中的优秀代表之一，现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学副校长。

顺山而下，路经一湖，山光水色映衬下有垂钓、有湖边亭，绿色的婀娜韵秀与周边化为一体，他俩下车照相。

车开到四队，停原停车场后，又满村找李群他们，只可惜找不见。“知青进了村，就像雨点落进水里一样，不知流化到哪儿去了”。有人“愤愤”嘀咕着。

朱嘉珍提议“那咱去六队看一看吧！六队知青今天没人回来。”

跃进六队确实值得看一看，它发展的思路对人有启迪。原本是“手掌上的一根手指”从主沟分叉而立，要想进去需重头再来——从前边沟里进，这就造成闭塞。但现在在四到五队之间将山硬劈开一“门”，靠主沟一侧河上又筑起一架绮丽新桥，沿新开水泥路前行，一拐弯，“哇！”真可用“豁然开朗”“扑面而来”“世外桃源”“远景如画”来描述，眼前看到的一切景色天成，油画一样。顺“天门”远看，江南美景尽收眼底：大S路面随地势下降伸向远处群山环抱中的独秀峰，开阔的农田中小河银练一样流过，蝌蚪嘻游，真是旅游设计一神来之笔。我们一直穿盆地沿硬化水泥路走向里边山前，我对朱嘉珍李育竹讲：若把靠西这条支沟里再炸开一“天门”与跃进九队“沟老”相连，形成环行旅游线路，安坪沟今后必将更有可为！

在返回时，“石门”六队一侧公路下坡转角处，朱嘉珍认识的六队农民邀我们坐下休息，并取出核桃相待。门前自来水引自深山随用随取，门前菜地绿叶繁茂，不远处小河淙淙淌过，“农家乐”将小日子带动的确实今非昔比。“城里来的人总要上楼看，说看看里边是啥结构”，年轻的主人自豪地指着楼上说。其实这类楼阁同我们颜家河农民用房一样：下边住人、做饭，楼上放粮食，整个西山都一样。主人听说我是颜家河林光六队的，立即兴奋：“你们六队上去就是秦岭梁（按：1949年一支解放军就是从我们队七里沟攻打三天，才打败秦岭梁上一团胡宗南兵攻上去的，至今六队还有六个当时牺牲的排在一起的无名烈士墓），我们割竹子（搞副业：编扫帚；编竹箔子作楼板用，比木板通风。小拇指粗细）时，就住在你们六队阳滩。”唉！原来我们本来这么近，我心里又一次叹然。李育竹突然大喊“哎呀，你看我！今天我专门给乡亲带了一小瓶以色列西红柿（比鸽卵略大）种子，一路咋忘了拿出来”,随即掏出，给几位农民倒了一些，又讲了培苗和移植方法，并说：“你们搞农家乐，天天端几盘上桌，真水果一样啊！”随后又给农民全家拍照留念，并应承再来。

回四队路上，明明三人一起相跟走着，但到西虢宾馆分社门前，怎么也找不见同行的朱嘉珍，返回再找也没找见，我说“别找了。知青回队不定碰上谁，又让农民拉走了。咱赶紧赶路吧，光在安坪沟就泡了一天。”李育竹又连声大喊李群，但哪有回声？在我催促下，只好驾车离去。出沟时已6点30分，本还想去码头三组见戈卫，来不及了，只好告别安坪沟，踏上赴颜家河的西行之路。

又返颜家河

因310国道堡子梁隧洞堵车，我们到林光移民村元元家时天已快黑。“铁城伯伯刚才到，现在我爸陪他俩转去了”“下午还准备打电话叫伯伯你来呢”，我们的到来,元元的大女儿保莉、女婿德来十分高兴，二姑娘三姑娘俊莉文莉一样喜出望外。德来是赵振科的儿子。1968年我们才下来时，元元、赵振科就是我们的好伙伴，振科比我们大，元元小我们4、5岁,也因此跟我们走得更近一些。友谊现在已扎根在第二代人身上。俊莉刚从深圳打工回来，“22岁了，该出嫁了，在深圳我实在不放心” ，元元后来说。孩子马上叫回了元元及吴铁城李鲁玲夫妇，见我们说吃了饭就要走，元元不放，吴铁城挖苦，保莉夫妇更是不悦。保莉甚至推着我说：“不住下要走，那现在就走。”一会儿工夫桌上堆满了苹果梨香蕉橙子，最主要的是已砸好与还没砸的核桃，一碗蜂蜜——“核桃蘸蜂蜜”是山里人待人的最好礼数。李育竹大快朵颐，手不停蘸，“我都吃的快滑肠了”事后他小声对我讲。“不要紧，尽管吃！”德来说着又端来一碗蜂蜜，带着俊莉、文莉出去赶紧又砸核桃，保莉则在厨房赶着做饭。

闻听我们来了，有泉来了，石娃来了——他们也是从六队移民下来的，柳柳的大儿子林科也来了，“根科（老二）今天去了沟里（指六队），没在家”，林科似有歉疚地说；而石娃永远像小时侯一样（他比我们也小成7、8岁）一直憨笑地看着我们。

晚饭是浆水面。饭前桌上荤素菜摆了成十盘，又开了一瓶西凤酒，掂来一捆啤酒，挡都挡不住，直到我真的生气了。这几年托党的政策好，山里农民的日子真是不可同年而语了！吃着鲜嫩的大豆芽，我问：“自己生的？”“太忙，谁有时间干这！是我在坪头买的。豆腐馒头一样。”确实今非昔比。当年六队穷的我们知青冬天吃饭是包谷糁搅盐，哪想到会有今天！

酒过八巡主食上来，是我们要的浆水面。女主人面擀的真筋到，浆水更正宗。德来专门讲了沃浆水的野菜“是咱沟里（六队）撅的，全绿。”大家不由自主从桌上碗前讲起颜家河女人做的面真好吃；2004年五一林光大队知青返队，也在这里，朱世华（西安交大副校长）一气吃了五碗，“但那天吃的是臊子面！”保莉讲：“明天咱就吃！”太好吃，我再要一碗，但一碗吃完，我赶紧给主人说：“太饱了！我不要了。不要再给我下（面）了！”

饭后厅里、院中各一组人畅叙别情，打听六队人近况。连睡前洗脚也是一景，女客在客厅内，男宾则在院中，一律热水，一律配新拖鞋。楼上楼下共七间房，吴铁城夫妇睡主人卧室，我、育竹、元元睡旁边房，硬炕，舒服；新棉被、新床单、新枕巾，让育竹感慨良多。

睡前，我拉德来出大门站街上，四周除门前灯光身影外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村子已睡了。我讲起1969年冬整团，大队通知各队派一知青参加预备会。六队知青住地与大队部所在地三队起码有20里山路（而六队仅从六队沟口第一家至最里边阳滩有人居住处，起码十五、六里，一路还有六、七条支沟），结果让我去，那天也是夜黑不见月，我顺手在山路边两手各抓一块石头摸黑下了山。出六队沟口，从旁支无人居的黑洞沟里山风吹来的全是动物园的动物骚味，仅离五队这一段，光大湾在沟里就拐了两个。五队至三队（四队在另一支沟）有一段是房大的巨石乱滩、蒿草没人，时不时从中传出一声两声说不清的嗥叫怪鸣；农民讲临近解放这片乱石堆中曾杀过人；白日经过尚要脚步加紧，何况这漆黑不见手的静夜。我硬着头皮赶路，快到三队自然村时那个高兴呀！进入大队部满脸全是汗，手里两块石头都湿了。农民的会是“鸡叫会”，鸡不打鸣是不散会的。后半夜可能一、二、三队知青已入睡时，我还只身双手握石摸黑在返回的山道上。腥骚的动物体味拌着蒿草的苦香、加上后半夜的清泠，随风弥漫一沟，戴着眼镜脚下磕磕绊绊的我“那时真不知死活、真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大的胆！也是真没办法，干了一天活，谁想深一脚浅一脚去大队开会？六队若无人去，公社、大队一定饶不了我们。”我感叹道。德来讲：“年青时敢。现在就不敢。给我100元让我现在一人夜里摸回六队，我也不干！”农村的夜，这么静。

远处长一声短一声的鸡叫，从梦里让回乡人听着分外蜜甜，房里太热，我起身开了房门。凉气一下拥了进来。在安坪沟钻了一天山，现在反倒睡不着了。后半夜飒飒风声终于引来电闪雷鸣，雨越下越大。我站在檐下，看着电闪中头顶大山的剪影忽没忽明，忽无忽有，回屋便再也睡不着了，想像着村头农民说有3000年树龄、2004年春节我们6个人手拉手也才指尖相碰勉强围住树干的“神树”——大柏树，此时在雨电中一定十分壮观吧。

颜家河，没有一个姓颜的，却遍地姓年的。它本名年家河，传说三队曾掘出石碑，讲述清雍正年间大将军年羹尧犯事，被从青海押回北京中，途径此地时，年的一队亲兵队长很聪明，知道回北京终没好下场，见此处山大沟深，适于生存藏匿，便见机率队私自留下，对沟起名年家河，怕惹事，转音成颜家河；至今沟里最适人居住的前几队年姓人比比皆是。当年干活时，我曾在六队南山梁上见隐约可现的“大道”，农民对我讲：“这就是历史上的官道。”而矗立一、二队间的大柏树，则是全沟千年风水不败的永远象征。移民村就紧邻大柏树南而建。

天濛濛亮，我便拿着相机，轻轻走向村口，路上寂无一人,只有风声雨声河流声，一只喜鹊不走不离地在我身边飞越跳跃，让我惊喜。我照下了雨中大柏树，照下远山托衬下静谧的村景。一会儿吴铁城扛着大小照相机也跑来了，房前屋后，大柏树下，他感叹着山村巨变，听我讲着六队老人的事，毕竟他远在深圳，回来一次不易；虽次数也多，但回颜家河则是多年前的事了。

元元与德来夫妇很客气，早饭四个菜，包谷糁，就着坪头买回的大馒头，另有一大碗蜂蜜并两小碗砸好的核桃，见吃得香，德来讲：“用火把核桃烤热，再就蜂蜜，那更好吃。”接着又端上一碗蜂蜜。在走向三队的路上，李育竹讲：“那一小碗（蜂蜜）几乎全让我吃了，真要滑肠了！”我笑答，1968年国庆前，就是林光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曹志科到西安20中学对学生下乡动员讲“我们那儿天天吃核桃蘸蜂蜜”，才一下吸引来这么多知青落户这里。

饭后本拟乘车进沟去六队，雨越下越大，而路面只硬化到三队过。“沟里路泥，车不能开。”遂决定先步行至三队，过三队看路况再决定；元元陪我们同行。大柏树经二队至三队是我们大队风景最好、地面最阔的一段风景地，雨中大山氤氲缭绕，五月的山，五月的地，全绿的让人叹息；空气是那么清新宜人，连飘在脸上的雨线都让人欣喜。小河顺西山根从南向北流向渭河，这是从我们六队流来的水呀！蜿蜒的硬化山路紧贴东山根，一人搂不住的大核桃树华盖一般伸向路面。当前面李鲁玲将嘴鼻伸向路边一支雨中怒放的马兰并准备摘下时，举着相机的吴铁城一声大喝：“路边的野花不要采。”这时花已到李手中，她漂亮地一个转身兰花一扬炫耀道：“我就要采！”大家都笑了。

路上，我们碰见了根科领着女儿从山里走来，惊喜问候过，他讲“沟里雨大的很，啥也干不成，只好将‘手扶’放六队老屋前，领女儿出来了。”而小女儿见我直笑，04年6月高考后我只身返队时她与她爸及一群娃伙曾陪我回六队，一晃四年又长了一头。

在三队，我们走访了原大队副支书汶志高的儿子儿媳——他俩都是中学教师，五一休假在家；汶书记身高1.80米以上，当年对我们知青特别好，每次见我不是搂肩在怀，就是摸着我的头，让我40年内都难忘怀，深受知青尊敬和爱戴。虽然04年五一回来就已知道汶书记已不在了，在当年制的DVD碟片中我专门留出长长一节拍汶书记绿茵中的墓地，并专门打上字幕：汶志高书记墓，让人感伤。但这次来，不看看他家，我们都说什么也过意不去。汶书记的儿媳娘家在一队，她认出了吴铁城，失声叫出：“吴老师，我是翠翠呀，我8、9岁时,是你在林光小学教过的学生呀！”不到50岁的曹老师失声的激情一叫，让吴铁城感动不已，一时屋内无语，亲切情深，让人哽咽。这时一位手一直哆嗦的老人闻讯拄杖扶门而入，70多岁了，明显脑血栓后遗症，我们赶紧请他坐下。他说“你们是西安知青呀！”我开玩笑：“还认识吗？”他哆嗦的手一指我：“你是刘永昌么！”我大惊，不知所措；他又手一指吴铁城：“你是吴铁城么，原来在大队小学当老师么！”我一下急了，怎么三队的老人40年了这么清楚地记得我，而我……太不像话了！我猛的想起：“你曾在东香公路工地上为我们做饭？”他自豪地笑了，“对了，你天天下工，拿个碗是我替你打饭的。”我双眼湿了。毛主席九大上发出“要准备打仗”后，颜家河西东口一沟便开锅一样沸腾了；大山腹部掏空了，我们在表皮由解放军带领修公路。东香（东口——香泉）盘山战备公路，全宝鸡县抽人；一个公社一段路，由解放军一人带领；一人一天记1.2个劳动日；西安交大附中（晁峪公社）、师大一附中（坪头公社）、胡店公社（宝鸡知青）与我们公社路段相连；一个小队派一名农民，一名知青。我便去了。这里没有女性。整天农民扶钎，我们抡八磅大锤，一气就是左右开弓抡圆一千三百多锤，震得手指休息间歇都伸不开；一干就近两年。原中共陕西省纪委副书记、现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民族宗教侨务外事委员会主任张启钧（我们20中同学），当年我们就是一起抡大锤的知青农民工，晚上挤睡在一个工棚树枝编成的大通铺上。那时的他，那时的我，那时的我们知青，夏天都一律烂草帽，光上身，小裤头（反正均男性），脚蹬破解放鞋；一日复一日的打眼、填药、放炮、清砟、再打眼……。农民常嘻戏：“看你们把脊背晒的比锅底都黑了！”不断脱皮和整天火辣辣烫烧疼的结果，就是不再脱皮、不再烫、不再烧、不再疼了。夏去冬来都这么干，不过冬天烂棉袄外再多系两道麻绳而已，农民又戏：“知识青年像个龙，腰间系着一条绳”。万学当时30岁过，多么精干的小伙，做得一手好饭。难为40年了，还不打磕绊地记着我们；他邀我们去他家，但时间太紧，只好没去。翠翠夫妇把我俩绕三队雨中送了一程又一程，咋让回也不回；找到在村里正四处忙于拍照的李育竹、李鲁玲，翠翠立即大步向前恭恭敬敬地对李鲁玲一鞠躬：“师娘！”李没明白，翠翠又一叫，大家解释，李感动良久，笑声里我们则更多是感慨。

元元介绍村尽头这一家是柳石小妹一家，我们当然要去了。柳石是由坪头中学返乡的初67届返乡知青，是我们六队的会计，下乡三年整天与我们泡在一起，关系十分要好。柳石妹妹妹夫忙里忙外，我们一再让坐下说话不要忙，能感受这一家生活水平已相当高。而李育竹李鲁玲则坐不住又跑到外边。开阔的院子，南向面对通向五队六队的远山，两侧则是通向四队的桂林山水一样的峰峦山包，“你这儿风景可是太好了！”李鲁玲的叫声居然引来李育竹又一声失声自责：“你看，你看，我拿的以色列西红柿种子应该给你们一点，差点又忘了；这么好的地方，不种点这种以色列西红柿怎么成！”小夫妻二人立即兴奋地找盒子盛种子，听李育竹一丝不苟地讲解着种养的方法。

雨仍大。三队以上至沟里一路泥泞，肯定车难行，人难走。今天是不能回沟老里边了。山里就是这样，沟外开阔处雨大，则沟里秦岭主峰下雨一定更大，且随时可能发山洪，遂决定步行也不去了，等八月回队时再见吧！

云横秦岭家何在，雨满山河家难还。六队还有几位不愿搬迁移民村居住的老人，我从西安带给的糕点糖茶看来送不上去了。怅怅地望着山里，望着雨中的崎岖山道，耳中尽是山坡上水冲繁树的沙沙响声，风雨中，我们无奈地回程了。

经二队一进移民村，吴铁城扛着照相机又不见了。我与育竹抓紧时间接连走访了2003年已去世的六队队长志义的弟弟公池家；又走访了石娃家，当我送上我带来的糕点时，平时神志不太亮清的他的老伴突然指着我“你穿的这么少，不冷吗？”让我感动；又走访了志义另一个弟弟有权、唐永福一家，问清凤琴家位置，我们立即返回住处取东西后去敲凤琴家大门。大门开处她先一阵迟疑，能看出她在极力回忆着，突然她喊道：“你是刘永昌！永昌哥，你咋来了？真想不到！”身后的雨正大，她家在背靠移民村、面西大山小河的一条新开小街上，小街位于2002年修宝——天路复线（南线）时，中铁工程局开山洞时凿出的青石块顺便高筑的堤堰上，堰下是河，对面是山，堰上是由四、五、六队山里搬下的移民新居，各家门前又各自留有菜地，村上统一栽种树木，真是又别有一样风光。凤琴小我们10岁，我们下乡时，她小姑娘一个，整天跟在女知青身边，我们1971年9月全部招工出来后，她出嫁到四队，根据政府退耕还林政策，四队也基本全搬下山了。凤琴忙着倒水、砸核桃、端蜂蜜，一刻也闲不下，还像所到的每一家一样，又急着张罗一定要做饭，而嘴里则不停地道谢我们没有忘记她。我硬拉她坐下，说“什么都不用忙了，我们马上要走；保莉家已经做下饭，不吃让人家怎么办？”我说：“凤琴，你不要谢谢我；我是来向你道歉的。”她一下楞了。我说：“你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接着我拿出一张她14岁时的10吋放大照片；她眼睁大了。接着我又拿出一张她14岁时在初中留影的10吋放大照片；她眼睁的更大了；接着我又拿出一个32×35厘米金色大相框，撕掉包装玻璃纸，当面将照片镶进去装好，立在玻璃茶几上；她眼睛润湿了。激动之余她惊问：“永昌哥，你哪儿来的？”我说：“翻旧书籍资料，才发现你当年给我的底片让我给你洗相。不想一忙就忘了。去年相片就放好了，一直没时间来给你。”她说：“昨天下午翻旧照片，我还对邻居指着这张一寸单人照说‘没底片了，啥时拿出去反拍放大一张’，不想一天不到，放大照就送来了。”我讲“该你的，对不起了。”李育竹赶紧又拿出了他的以色列西红柿种子，外边一粒一元，且若无专门技术即使种下也收不下种子；一路上他乐善好施，从安坪沟到颜家河，给多少农户留下了这种子——山里比外边冷，节气要晚20天到一个月，现在种，刚好。

回到保莉家，终于逮住了吴铁城，我说：“抓紧时间，快去看看根科”。根科是柳柳的二儿子，我们在时才几岁，但小伙子现在壮了，开着手扶拖拉机，五、六队并队后合称四组，他是组长；柳柳原是我们六队男知青散住农家时吴铁城的房东。憨厚的根科当然十分感动。我对根科讲，原来准备进沟给你爸上个坟——上次来时柳柳还在，香烛我都从西安带来了，可雨太大，上不去，我已将香烛留给德来保莉了（元元是柳柳亲堂弟），请元元回队时替我们知青去给他老人行个礼。

臊子面当然依然鲜美，大家赞不绝口。我早早饭后出来，在林光村委会办公室门前见到村支书全来；我们在六队时他才7、8岁；现在他还是宝鸡市人大代表、市党代会代表；他当支书时，将林光村建成了由当时宝鸡市长、后任市委书记、现任陕西省副省长吴登昌负责联系的市级重点扶贫村；多年下来，村里在吴省长的具体关怀指导下，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全来已从凤琴等人口里知道我们回来了。他先领我看了新盖的、全套电化设备的“林光村农民文化学校”。我说“这舞台可以演节目。”他说：“已经演了。2004年五一你们回来，二楼会议室你们与乡亲座谈挤得满满的，门外都是人。这个新礼堂盖好，再回来，咱们就再不怕地方小了。”我讲：“原准备一会儿去看你。给你哥捎的东西，雨太大进不了沟里，一会儿一起交给你。”

不想这时元元、德来、保莉家已“闹”起来：坚决让再住一天明天再走。并一再埋怨我带的头。我立即正告吴铁城夫妇：“你俩不要害我。我有事要先走，你不能走，住下。”谁拉也不行，反正我得走。吴还要回钢管厂看看去深圳前一道进厂的知青朋友，也要走。村里乡亲已围住汽车，根科、凤琴、石娃……。女眷上车后育竹先开车下去，去了310国道旁的全来家。我、元元、铁城、全来步行。路过林光中学时，铁城竭力寻找他当小学老师时的痕迹。我对全来讲：“又四年了，发展变化很大。你要去安坪沟走一走，看看人家下一步的思路与作法，争取在咱大队也开发旅游资源，把路面一直硬化到阳滩。当年我去四川青城山，进去一半我就不走了，因为除过有上清寺，其余风景还不如六队。咱六队风景不比安坪沟差，有些地方更好，像从七里沟上秦岭，穿越原始森林，都更有情趣。新房（地名）处再重新盖一片精舍，新房地势开阔，居高临下，背有森林，下有河水，青山满目，其景大气；新房的泉水天然美颜。从秦岭返回的游客住精舍，拉牛犁地留影，临高远眺，东西南北都是景，肯定另有格局。关键是要争取建设旅游区立项。但这次回来，也发现一个严重问题，林光中学、大柏树、移民村、二队、三队地毁，是咱大队最美的核心地段，04年五一回来景色多好呀！但这次同一时间回来，虽路面硬化后景色更美了，但我几乎一张相也没照，为什么？坟太多。不是多，是太多太多。这是太没发展眼光的事。看看安坪沟，从一队到九队，我几乎没见一个坟；你看看二队三队间，现在四年增了多少坟？这事村上必须规划，最美地段一座坟也不能留，否则，今后情况会更严重。这才刚刚四年呀！应该给乡亲讲清道理，为子孙长远打算。“

全来爱人粉翠及一儿一女俩刚成年孩子热情欢迎我们到来，茶几上变戏法似地摆满吃食。吴铁城李育竹急着拍儿子的新房、女儿的特写。稍坐，让全来上车陪我们去看了四太，他比我们小四岁，是我当年房东的小儿子；门前高架矗立，正修高速公路。执意要给我们拿点花椒，硬被我拦下。又去了原20中女同学董灵芝上下10间的安静小院，她当时下乡一队，与当地青年结婚。但人不在，院子被公路建设经理部租用。她当教师退休后现与丈夫一起住在虢镇丈夫现单位陈仓区财政局家属院。

车开过渭河桥，开进原颜家河公社门前小街，3—4米宽的小巷道房檐仅比我们头高一点，当年仅设一张方桌四条长凳的“饭店”已不见了；那时2毛一小碗的萝卜粉条汤，是我们“进城”知青的奢侈——对曾经有一年一个劳动日工值仅5分的我们，就像我这样1.76米高的小伙子抡一天8磅大锤队上干四天，再来回五、六十里来这里，才有机会能消费起这么“一份菜”。

默默踏上公社门前砖阶，依然那么熟悉，只是因路面升高，显得砖阶低了。但院内已面目全非；全来讲：“院子都买给外人了”。我们掉头就走。

全来把我们领到原小街南侧后面，这里过去是斜坡地加渭河滩。每次我们从悬在半山腰的颜家河火车站下来，总是穿过小街来到屋后河滩上；从西向东的渭河在山根涛涛而过，对面青山矗立，而我们则或立或坐在河滩，准备花5分买票过河回队上。现在因堤堰高耸已使河滩深不可及，修高速凿山开出的大量块石砌就的堤堰已把河滩抬得与小街一样高。一大片开阔平台上正大兴土木大规模盖民居；原火车站头顶上的东风一队、二队、三队全部移民下来；铁道两侧则砖封以保提速。农民选房两种模式：一段民居样式一样，农民抓阄只定段位；一段则农民抓阄定段自定样式后国家出钱赞助盖，新的移民村已初具雏形。搬迁下山的东风（现复名西峰）大队移民村隔河与林光村一组相望，“现已合并进咱林光村啦”，全来说。

全来还说：“刘瑞珍（六队知青。现任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党委副书记）已来电话，说八月底组织知青回来，纪念上山下乡40周年。”我说：“是的，省上4月29日已在西安启动此项活动，咱六队知青第二天就已聚会协商。我们这次回来，也算起动吧。”

颜家河。生命勃发噪动着的颜家河。你留下了我们的青春；但“青春送我翅膀”，你又送我们走向四方。虽然今天我们已青春不在，但40年后又回来的我们，看到的是在党的正确政策指引下，你重新充满阳光焕发青春力量。是的，下乡期间我们曾经迷惘，但今天看到的，不正是当年我们一代青年下乡的一个梦想？

（四） 访问戈卫

戈卫，原陕西师大一附中高六六届毕业生。54年9月开始上小学，66年6月18日中央公布停止当年高考，上了12年中小学，仅差12天失去了参加当年高考的机会。戈卫的父亲戈治理，原西安医学院教授，据悉父母均在医学院工作，以这样的高知背景，加上已完整接受完名校高中全程教育，考上一个重点大学应不属问题。我与戈卫相同的是，是原20中学高六六届毕业生，又一起下乡于宝鸡西山秦岭山区，加上两个公社（颜家河公社与坪头公社）山水相连；才下乡政府曾供知青一段口粮，我们公社定点供应粮站就在须坐12公里火车的坪头粮站，当时对他就时有所闻，关注他是自然的。

戈卫当年名声很大，是我们知青的学习榜样。西山地区西安知青1971年9月14日几乎全部招工后，戈卫是坚持农村不走的少数知青之一，被国务院知青办树为全国典型，参加过全国知青代表座谈会。文革灾难结束后，一段时间不太听到戈卫消息，但西安知青仍关注他的生活。也许众所周知的原因吧。——但这不能怪他：当农民何罪之有？后来又听到戈卫消息，他仍坚持坪头公社码头大队，钦佩欣慰中多了一丝放心。要知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上山下乡1700多万知识青年，中间夹上政权上的动荡，上山下乡过程实际情况要远远复杂于一般想向，多少人寻人找路地跳“农门”，戈卫则选择了“扎根农村干革命”，我敬佩。

安坪沟口北面相隔310国道，我们拐进了码头村，在乡亲热情指点下，找到了三组可能仍是当年居室的农民房，破败的土屋外墙门上粉了一点儿白色涂料，成为房屋仍有生气的唯一亮点。戈卫比40年我想象中要高大多了。他很客气地把我们一群不速之客让进房里。居室不大，10平米吧。我与他坐在床沿，吴铁城、李育竹则坐在书桌前的两张椅上，书桌上摊了一本似乎中日文化交流传递内容的杂志，另有一本关于养鸡的书。

我讲了2008年4月29日下午，在西安南二环110米高的“老三界世纪星”大厦30楼会议室（又讲了老三届企业集团总裁王克良、总经理郭文义均西安交大附中老三届知青），“陕西‘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活动组委会”与老三届企业集团、陕西省作协、华商报以联合举办“知青文学与知音——陕西知青文学展示”活动为开端，揭开了隆重纪念陕西省“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40年活动的序幕。陈忠实、王晓安、李晓东、薛保勤、陈爱美、海茵、莫伸、冷梦、韩莹、和谷、薄厚、芦苇、常扬、王克良、王农、张自力、郭文义、朱文杰、商子秦、渭水等等领导及知青优秀代表出席与活动情况，讲了拟开展八项活动。递上组委会发出的“告知青朋友倡议书”。我讲了在4月29日活动上，许多成功企业家为这次活动捐资，其中王克良总裁捐资15万元,西安中州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农捐资10万元，为最多者。

我讲昨天（5月2 日）来时，我专门与组委会成员周滌非电话联系的情况，她讲“当初商议时组委会领导就曾特别强调：这次纪念活动，一定不要忘记邀请现在仍在农村坚持的知青战友参加。”我讲了已来不及去组委会取更多材料。我就把4.29活动发给我的材料送戈卫以表示组委会的关心吧。周滌非讲：“就这么办”。

我讲：“昨天就准备来。不想先进了安坪沟，见了你们一附中同学，李育竹就走不动了，一呆就是一天。出沟时天以晚，只好改今天来。”戈卫讲：“他们昨天也来了。”我讲：“刘伟、范培松给我讲了。”

我首先拿出一本“老三届风采——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三十二周年”画册，是2000年9月由“陕西省老三届活动组委会”发行的。“我精心保存了八年，现在送给你。”1998年9月在西安兴庆公园，也是这些精英与知名人士组织了纪念陕西省老三届上山下乡30周年活动，到会数万名全国知青将各中学猎猎校旗映得蔚为壮观。我翻开画册，介绍了4.29纪念活动中的有关人。

我又拿出张自力、莫伸、王克良、郭文义、朱文杰、商子秦、渭水、田文、胡劲涛等人重新剪辑编成的“老三届知青”2盒DVD碟——1998年以“老三届的故事”在陕西电视台播放，在全国曾引起重大反响——现以组委会名义送给戈卫。

当我手捧薛保勤“青春备忘录”，口咏引诗：“我将青春备忘，青春给我梦想；我将青春备忘，青春令我迷惘；我将青春备忘，青春给我希望；我将青春备忘，青春送我翅膀”时，不仅我，我见戈卫也为之动容。这本书也送给了戈卫。此外“今日老三届”等书一并也送了。我讲“刘小萌著‘中国知青口述史’你有吗？上面有一些当年与你一样有名的各地老三届知青的口述历史。”他说没有。我说“我收集有。回头我让人给你捎来。”我理解索居这里信息闭塞可能是个问题。

一转眼40多分钟过去了。吴铁城、李育竹突发奇想，突然说出了原先没有的安排，在征得戈卫同意后，他俩不断给戈卫拍照，有没有我，不得而知。

戈卫将我们送到车旁，折腾了一阵车才起动。我们挥手告别，我说“我会将你的情况汇报组委会的。”在他的居室，应我要求，他已给我留下了联系电话：戈卫 0917——3989XXX，字写得很好。

车开到东边周川（周川再向东就是坪头镇），我让车停一下，又去了我在航专一名女学生的家。她即将毕业，已签约汉中012基地生产飞机用黑匣子的千山电子仪器厂。我对她说：再回校到我这儿来一下，我捎一本书给码头三组戈卫。

（五） 永远的青春祭

车上310国道，这里路面很好，前面已是坦途，车疾驶着。

但我心不静。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共有1700万以上城市知识青年走向农村、走向边疆。”这场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已过去40年了，不仅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对中国的社会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当年的“知识青年”早已不再青年，但至今对人对己，他们依旧以“知识青年”相称。这说明，“知青”称谓早已超越时空，超出当初年龄的界定，而成为中国社会中有过这一经历的一代人永远难以释怀的专称。

40年来，“知青”意识伴我们同行，节律我们做人。即便今天已双鬓飞霜，即使是陌路相逢，一句“老三届知青”，就足以产生会心的一笑，心灵上的相知与沟通。

2000年8月8日我一家随团经西双版纳州打洛口岸进入缅甸旅游。参观一尊大卧佛后，我们来到又一个珠宝市场。门前广场很大，对面是酒店及人妖表演场馆——表演结束人妖会出来与游客有偿合影。但这时广场很空很静，左手侧突兀在露天广场立有两个珠宝销售摊位很刺眼，我很奇怪：都必须进店经营，凭什么独他们与众不同？便走上前去。发现居然手饰玉器成色还相当好。我便问：“为什么你们可以露天设点？”（因为缅甸全国军管，必须服从），小伙子很自豪，讲：“别人不行，我可以。”我讲：“为什么？”他说他“亲舅舅是这个（所在地）军区的参谋长。”我见他汉语很利，且微微带有上海口音，便说：“你汉语这么好呀！”他讲：“我本来就是上海人！”我大惊。随后他讲他爸爸是上海“老三届知青”，当年上山下乡于云南西双版纳，常过缅甸玩，“认识了我妈妈，我妈妈是地道缅甸人。知青大返城时，爸爸户口已迁回上海了，但回到上海没法活，舅舅叫，阿爸就带我们一家来缅甸了。”他父亲也是老三届高六六届毕业生。我讲“我也是高六六届的老三届西安知青，当年下乡在陕西宝鸡秦岭！”孩子一下和我亲起来。刚才挑选的、含一点翠的缅玉手镯，起价要到１１００元一直砍不下（与人妖合影一次才只收１０元），此刻他只收了我成本２６０元，但仍感歉意地以３５元又卖给我两个挂件；后在当地珠宝行鉴定均为Ａ货老玉；半卖半送我女儿的玉猴，现红丝线悬在雕云架上仍陈放我家花梨木博古架上，青绿老玉龙凤玉佩则一直挂我胸前。可这个２６０元卖出的玉镯不想引起他的生意合伙人——晚到的一位当地青年——极为不满与生气，起先的话我听不懂，后来急了改成汉语争吵；俩人当场口角的结果，是这位上海知青的后代突然气愤地讲：“不行亏你的差价回头我补你！”又满含委屈地说道：“他是我阿爸的同学，也是‘老三届知青’”。异国缅甸的土地上一声“老三届知青”让我真的要泪流满面了。这位缅甸青年不吱声了。而我同样感慨地半天讲不出话来。这位知青后代皮肤已晒得黑黑的，满脸淳真，年龄看去明显比上海同龄孩子大，但口气一听仍是小孩。后来我与他相搂合影，并留下西安我家的详细地址，诚恳请他与父母到西安一定到我家，让他“一定来找我这个知青叔叔！”

从此意义讲，“老三届知青”一词像“国际歌”歌声一样，不管你走到哪里，还是异国他乡，你一定会由此找到自己的同志和战友，“老三届知识青年”在社会中永远是一个充满生命的称谓。

文革前后中国1700多万知青上山下乡。每一个知青的经历，都称得上是一部书，且内容绝不重复，这还不仅是知青个人，连同他们背后的家庭、亲戚、朋友呢？因此，这场前后历时20年席卷千百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不仅对中国社会造成极大震动和深远影响，在世界上也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事件”，则一定是必然的.但1966年文革后的上山下乡运动，即老三届知青，又带有不同于此前任何“上山下乡”阶段的鲜明特点。

这是一场在“左”的理论指导下的运动。是以否定文革前17年教育制度及其丰硕成果前提下提出的“再教育”理论作为指导的：它扭曲了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的正常关系,把两者“同是劳动人民”的关系明确为被教育与教育的关系。在这种理论笼罩下，上千万知识青年同时被要求上山下乡，又同时被当成一场改造人的运动，下乡知青被要求在生活、文化、思想、道德观念等方面向农民看齐。

在具体做法上，“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带有更明显的强制性质。

在整个过程中，派生并引发了一系列产生严重社会影响、历史教训和后果的事情，影响至今绵绵不绝。但同样在这个过程中，一代青年在难以想象艰苦条件下拼发出的一个又一个感人至深的行为，涌现出的无数壮举，为建设农村、开发边疆做出的贡献，为改变贫困地区落后面貌所取得的历史性出色成绩，同样是可歌可泣的。

这也正是这场“上山下乡运动”至今仍让数千万人心弦激动的根本原因。

我们的青春就是这样度过。我们曾经像细雨一样润湿过祖国的一寸土地。我们曾以青春为代价，贡献出我们绵薄的力量。

青春是值得备忘的。特别是在那个使千百万人命运蹉跎的特殊岁月。

是以此文，为“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祭。

写于2008.5.9.下午3.58’

刘永昌 原西安市第20中学667班学生

1968.10.28.上山下乡于宝鸡县坪头区颜家河公社林光六队

第五部分写作：参考刘晓萌著《中国知青口述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1月第1版）

安坪沟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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