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航专：刘永昌
呵，又见你了，颜家河！日里、梦里几十年、我多少次想到了你！
月夜下的颜家河，首先扑进眼的还是迎面的三座高峰，还是那么高，那么凌空欲飞，那么气势压人，多么熟，多么亲啊！薄明中的你，让我又看到了正午艳阳下的你，落日余晖中的你，是多么恬静朦胧，多么郁郁苍苍，多么金碧辉煌。山根下是闪着银色暗光的静静流淌的渭河，河水的哗哗声在静夜2点15分的此刻是那么清亮，又那么苍劲。水静静向东走去，带走了我能看到的多少知青年代的生活和此时此刻的遐想，我真想大喊一声，你好，渭水，你还认识我吗？逝者如斯夫，你还要流向何方？在河水和山顶之间，是裸露的闪着冷灰色寒光的岩石腰中水平齐齐的一条线，过去它标志着夏天大水对你的冲刷，今天，则是阔别有年的颜家河人战天斗地、重整山河修成的公路线，静而无声地向前延伸着，抖索的寒光，显示着山里人坚强不屈的性格。
这是1996年4月8日从兰州联系实习返西安的204次快车上，夜过颜家河，怎不将早已揪心多日的我惊醒？怎不激起我的思恋？不吸引我心潮澎湃的目光？
列车启动了，慢慢向东；没有注意，一座悬体式漂亮的白色“颜家河”车站站牌滑入眼帘。呵！又一阵惊喜。原来破旧的点着煤油灯的山区三等小站，已由半山腰北边搬到了南边，不仅修得这么漂亮，还亮起了电灯。也许天亮后，她不再有银色的美，但此刻她竟是这么美，这么温柔，这么激荡我的心，让我激动不已。月夜下南北横跨渭河的钢索大吊桥，如处子一样，仍然那么沉稳庄重地悬浮在闪着粼粼亮光的河面上；她是1971年我们离开时，在我们手里开始奠基修建，我们离开后不久全部建好的。当年我们一伙西安来的年青人，多少次夜里裤腿高挽，相扶相搀，手拉手，有时还高个子背着小个子同学淌过激流？又多少次在落日的余晖里，或者寒风的凛冽中，站在山崖下，望眼欲穿地等待着河对岸的渡船？至今，腿部似乎还能感受到当年湍流的冲力和萧瑟冷风中我们身体的颤栗。今天，这一切早已成为过去，一桥飞架南北，早已结束了一个时代的艰难，在我们的心中，她的美，她的威严，她的神圣，一点儿也不亚于美国旧金山著名的旧金山大吊桥。
随着东去的渐行渐快的列车，我的心也一阵紧似一阵地揪紧了，咚咚跳动的音律，我自己都能听到。透过闪亮的河面，我紧张地看着东南方向，那是当年我们的进出山口呀！层峦叠嶂中，我几乎不敢相信，这么高，这么险的崇山峻岭，难道就是28年前，那一群身子单薄的西安老三届知青溶化消逝进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广阔天地？今天看来，几乎不能相信，但她毕竟是真的，我真的想象不来。当年也是在这么一个个半夜，由东来的火车在1968年10月、11月、12月末的一个个冬夜，把我们西安20中学的一伙意气风发的青年男女同学们，卸在了这个山区小站。在昏暗的点着煤油灯的小候车室里，我们或站在门前，或倚着门框，或干脆站在夜幕中狭窄的站台下，手扶木栅，默默面对的不也是眼下的这一切吗？似曾相识，多么熟悉！但今天，我的心颤了。当年的我们呢？依稀的身影，银铃一样的回声，伴着用不完的青春活力，似乎在暗处正调皮地看着我。可当年对他（她）们稚嫩的肩膀和年轻的心，骤然要承受这一切，该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呀！
一．你在这里还好吗？ 苦中飞起的歌
青春呀，你在哪里？
亲爱的风雨同舟的同学们，你们现在又在哪里？
我的心急剧地跳起来。
再也抑制不住的泪水夺眶而出。
建安、永佶，你们好吗？你们在地下安息吗？老同学此刻来看你们了！
陈建安，原我们知青小组组长，为抢救贫下中农和阶级兄弟，在1970年9月2日夏末暴涨的秋水中，舍己救人，光荣地献出了自己年青的22岁的生命。他就埋在颜家河西龙头工地旁山坡上。
任永佶，也是我们林光六队的知青。1971年秋刚被招工进宝鸡市公安机关，在坪头派出所执行任务追捕逃犯时，英勇牺牲在渭河中。他埋在坪头渭河北岸山脚下。他身着警服的遗照，现在庄严地悬挂在北京市公安部烈士堂中。
坪头在颜家河东边12公里，紧紧相连；建安和永佶就这样一西一东永远留在了颜家河。
他们都是那么年青，多才多艺，才华横溢，又充满朝气。
即使在那么艰苦的岁月，建安也一心一意等待着北京电影学院恢复因文革而中断的招生，他大大的眼睛又黑又亮，透着睿智、深沉、忧郁，充满梦幻般的目光。无论在半山腰四壁透风茅舍内的大通炕上，还是如水月光辉洒下的屋外柴垛旁，无论冬夜闪着豆一般大的黄色灯光的小油灯下，还是烈阳赤日下劳动休息间隙 、我们钻入小河沟里树丛下的山石上，建安总是以他那天赋的金嗓子，透着雄浑的男性的磁刚，静静地一首接一首地深情唱着流泄不止、永唱不完的歌。幽默欢乐时，我们被逗得满床、满地打滚，不敢看他的眼睛；感伤时，多少同学饮泣低首，泪流满面，他的眼里也闪着莹莹泪光，该上工了，我们赶紧拭干眼泪，扛起工具，又走上山坡。在建安影响下，我们队的同学们都喜欢唱歌，也许在那个年代，只有歌声属于我们，只有歌声能洗去我们内心的委屈，宣泄不尽的孤寂与浮躁，安抚茫然苦闷的心，表达对正处于苦难中的远方的亲人和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的关怀、问候和忧伤，用歌声表达一代年青人美好的追求、希望和梦想。但是这些歌，在当时那极左的年代里，并不是随心所欲想唱就敢唱的。我们可以一首接一首地将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编导的《江姐》歌剧全本一首不拉地唱下，更多时候唱《外国名歌200首》上的歌曲，这可是犯禁的，唱《三套车》《草原》《灯光》《山楂树》《黑龙江之歌》，也唱《红梅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小路》，唱前苏联《共青团员之歌》，也唱我们《冰山上的来客》《塔吉克的雄鹰》《怀念战友》，更偏爱《敖包相会》《草原之夜》，……这一切当时可都是“黄色歌曲”呀！我记得一位男同学的妹妹是初68届的21中学学生，下乡在大荔，一次来颜家河看她哥哥。我们男生当时住的是茅草屋，大通铺，厨房锅台都在一起。一天她在帮厨时，一边摘菜，一边轻声哼起了《草原之夜》，如泣如诉，她哥哥立即像雷击了一样跳过去，弯下腰趴在她耳根上压低声音喊：“你胡唱些啥！”我们哄堂大笑，他妹妹立即脸变得通红，走了出去。然而，笑过留下的却是不尽的苦涩和长时间的静寂与沉默，大家都在想，但都不说话。其实，天下知青的心是相通的，共同的政治大气候，共同的处境，怎会不产生共同的心声呢？
颜家河公社当年共分为五个大队，渭河北有三个，河南有两个，林光大队是河南岸其中之一。五个大队全部分处在崇山峻岭中。林光大队六个小队，六队处于山沟最深处。全队共十五户人家，分散在四条支沟和前后长达十余里的一条主沟内，这条主沟在延伸一半的位置时呈直角向东拐去，我们最初就住在这直角拐弯处南侧半山腰上。房子前后都是大山，一条小河从脚底流过；屋后西侧是七里沟——再往前（南）穿过原始的狭沟茂林七里，便上到秦岭梁上，这里野猪、狗熊、豹子经常出没，也曾见过狼和梅花鹿。当年梁上住了国民党胡宗南军一个团，解放军解放大西南时一支部队就曾由这里往上打，但在七里沟受阻拉锯似地打了三天三夜才将敌军击溃；至今队里一条支沟内，当年我给猪挑草时，还见过一字排开的一溜解放军无名烈士墓。由于山大沟深，自然环境恶劣，因此虽然名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由于没有自然村，农民散兵线一样零落分布在主沟、支沟内，最后知青宿舍盖好时，最近的农民住家也离我们知青点半里一里之外了。
一天午饭后，我第一个来到沟底梯田工地上，天下着蒙蒙细雨，四周格外静。不一会，细雨变成了中雨，我躲进一间正为我们知青盖的、只有三面墙的房内（农们称为刚“立木”），倚着房柱，茫然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听着沙沙的雨声。万籁俱寂，只有风雨声搅人。对面山上的橡树叶，在雨水冲打中哗哗地响着，青翠欲滴的绿和着雨水，一起从整架山坡上流泄而下，山脚下的小河明显地看涨了，哗哗声在静寂中显得格外空灵，格外大，格外急。向上我向焦坪、七里沟方向看去，几里内好像没有一户人家，万根银线的雨丝中，只见一条蜿蜒起伏的山间小路曲曲折折向南向上爬去，两面都是高山峻岭，是舒展零落、几人也抱不住树杆的如冠的核桃树，以及风雨中抖动的满坡绿叶。向下一、二里外有分列小河两边的两户人家，一户屋上正有淡淡的炊烟在雨中袅袅散去，见不到一个人影，连狗都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同样一条被雨水冲得裸露出白色石头的崎岖小路伸向远方，向北在山脚拐弯处，伴着小河一起逝入山中。要说静，也真静，附近新增的那怕再小的一点声音，也立刻伴着回声吓人一跳。说嘈杂，也真嘈，轰轰烈烈，万马奔腾。绵绵不尽的风雨阻住了父老乡亲和我的同学们，也阻住了我。空山不见人，但闻风雨声。我突然感到自然界的伟大，人的渺小，我感到自己不存在了。忘情中不由小声唱起“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呀，跟着我的战友上战场……”，串串清凉的泪珠也不知什么时候慢慢淌下了脸颊。同学们将歌词中的“爱人”改成“战友”，真切地表现着生死与共、风雨同舟的老三届知青间的深深感情。每每唱到这两个字眼，也总由不得一阵阵热泪盈眶……。不知过了多久，雨变小了，山腰里现出缕缕白雾，线一样自在地飘荡着。只见一个小黑点从上边的小路上冒出来，向下跑着。跑到跟前，原来是建安。我们突然都感到对方是那么的亲近。“你一人干啥呢？”“看山呢。”建安黑黑的眼睛随着我的回答也忧郁地向上向下扫着，皱着眉头，好久好久彼此都不作声，良久，才自语一般说到：“多像歌里写的一样啊！”
山里人吃粮是个大问题，尤其冬天，河里水太小，水磨几乎不转。断顿时，我们曾为磨100斤包谷步行两小时多，赶到颜家河车站，再坐火车一个多小时至宝鸡县虢镇，用电磨磨好，然后再扒火车回颜家河；由于颜家河是加水站，上行货车至此是必停的。这次背着粮口袋正从火车底下穿越轨道时，火车启动了，幸亏腿抽得快，连滚带爬蹿得急，差点没压死。又一次，还是为了磨粮，半夜车到颜家河，从只有冬天里才临时搭建的渭河浮桥上通过，上山还要走近三个小时才能到我们队。天黑得伸手看不见手，我们只能盯着前面同学头上洗得发白的军帽闪出的亮点，才能不掉队，步履蹒跚地跟成一行在窄窄的山路上往回赶。快到五队时要过一大片乱石滩，怪石杂列，巉岩崚嶒，一两人高的巨石突兀在冰天雪地的枯枝败草中，厉风中发出阵阵怪叫。临解放前，这片乱石中土匪曾杀过人。正当我们跌跌绊绊心中发虚的时候，不想十米开外的乱石后面竟发出婴儿急促的啼哭，一声紧赶一声，我们头皮一下子全炸全麻了！这已近半夜子时，怎么可能会有婴儿躺在冰雪中的乱石后？“狼！”谁一声下意识的惊叫，队形立刻乱了，有人就想跑。走在最后的我心里最清楚：跑，只能大家一起完。天这么黑，路又这么滑，肩上扛着粮袋，跑得动吗？路上石头绊倒怎么办？眼镜跑丢怎么办？掉到前边小桥下冰河里又怎么办？要是一群饿狼扑来呢？我喊道：“谁都不许跑，一个跟紧一个！”脚步声立即急促起来，咚咚的脚步声和心跳声静夜里都格外刺耳。停了一下，婴儿哭声又一阵阵在后边响起，可我们再也不敢停步了。上了小桥，前面就是五队的打麦场，坡上就是五队知青的住房，队伍一下乱了，大家没命的跑起，将五队知青住的库房门敲得山响，里边一阵乱响，“谁？”“谁？！”他们个个操起了工具家伙，实在让他们受惊了！
有了这一次经历，冬天水磨转得再慢，我们也不敢去山外磨面了。一次又轮我磨面，排到我们知青点时，已是晚上七、八点了。大山里冬天黑得早，放下饭碗，我一人摸黑从住处下到下面二、三里外的水磨上，送走磨倌老人，我第一件事是先将板门顶死。水磨沉重地慢慢转着，不承重负似的时不时发出吱吱扭扭的闷响；“孔”一样的小窗外边黑黝黝的，高山、巨树在夜幕笼罩的苍穹下，像赋予了生命的精灵，压迫、逼视着你。我单调地扫着面，箩着面，在从板缝钻进的呼呼的山风的伴奏下，壮胆似地唱起了《花儿与少年》，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干脆放开，……。正唱得忘情，板门敲得咚咚响，我凝神听了一下，真的有人敲门。开门后，又是建安。他呵着气，搓着冻得发僵的双手，说：“我敲了半天门了，你倒唱得美！”我问“建安，你咋来了？”他讲怕我一人没伴。他一边干活，一边比划讲解着这首歌该怎样唱；叹息着可惜还不恢复高考。长长的冬夜，架在河道上的磨房里如豆一样煤油灯光影下，天格外寒冷，空气都冻得似乎在打战，我俩不停地跺着脚，一边唱着歌，干着活，渲泄着心灵深处的苦闷委屈。心里越苦才越要唱呀！这歌声有苦、有泪、有青春的寂寞、有寒夜的苍凉，这歌声，伴着我们，一起听着水轮想走不走的吱咛声，度着漫漫长夜。真没想到，这50斤包谷整整让我俩磨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九点多才磨好。我们在磨房冻得手脚冰凉，身子冰凉，迈着几乎麻木的步子，沿着崎岖山路背粮上山，一步一颠，一步一疼；雾霭轻起，缭绕山间，山岚将山沟冬日的早晨衬得格外好看。回到知青点，同学们都上工去了。我俩揭开锅盖，水里坐着同学们给我们盛好的两碗包谷糁；没有菜，一人就抓一把盐撒进去，用筷子搅了搅，低头吃起来。饭已快没温乎气了，边吃我边时不时从门缝望着对面的大山。茅草房的门框已与土墙脱开，这么大的碗也可以从接缝处伸出伸进不受磕绊。虽然门关着，但刺骨的寒风仍阵阵扑面吹进，让人更觉寒冷。放下饭碗，拿起工具，我们也该上工去了。
二．都曾想到爱
一次，队上派我到颜家河西边的东口出民工，在解放军带领下修东香（东口——香泉）战备公路。建安送我到颜家河，我俩轮换地背着我的口粮。过渭水后时间还早，俩人便坐在河滩上，呆呆对着昼夜不息的渭河水，听着涛声，望着对岸的山岩；良久，建安突然问：“你有女朋友吗？”
就这样，我又上了东香公路工地，整天手抡八磅大锤打炮眼，农民知青一起睡在离地不到一尺的大草棚通铺上，身上时有虱子乱爬。给我扶钢钎的是一个十四、五岁的非常可爱的山区少年，叫年天学，我俩的任务是一天打一只半尺多粗、最深可近一米少则二尺深的“罐罐眼”，要能装下一木箱炸药。最后我竟练得能一口气左右开弓、抡圆360度、空中自由改换方向、一次上下挥舞1300多下，锤锤准确地砸在不足四平方厘米的钢钎头上。少年只负责扶钎、转钎；我休息时，他负责清灰清渣。常常放下大锤，手已张不开来，只能从手心慢慢滑出锤把，然后再一根指头一根指头地掰直手指。后来我得了指腱炎，手握锤把后展不开，展开后再握时又合不上。在赤日炎炎火一样日头的照晒下，身上流的已不是汗，而是油。我们像野人一样，只穿一个小裤头，光脚穿一双那个时代流行的解放鞋，光脊背晒得黑锅底一样，有时头上扣一顶破草帽。现任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的张启钧，当初我们一个样，一样的打扮，一样的肤色。
当然，满园春色关不住，再枯燥的生活也有青春的亮色。一次早上，我们又转移工地了。转过一个山弯，是另一公社的地盘。在平整炸开灰石的公路上，几个宝鸡女知青正在几个农民带领下挥铣干活，她们上身穿着那个时代女知青常穿的蓝、白、月白色上衣，在这一群“野人”面前，显得格外端庄典雅与可爱美丽，美女面前我们无不自惭形秽、无地自容，无不深感自己丑陋粗鄙，但几乎是同一时刻，我看到她们几人也几乎一齐用手抿了抿头发，扯了扯衣衫，甚至放下了裤腿。细微的动作，使我们看到了严酷生存条件下异性效应的苏醒，看到了少女爱美之心、内心青春的悸动和在异性面前因衣着不整头发凌乱的无奈与尴尬。因为在那个年代，她们也常常在工地上整天蓬头垢面，哪顾美少女的靓影与梳妆？肆意泯灭着自己应该享有的女性的美丽。哪像现在的青年姑娘，在这个花季年龄上，会有那么多护肤化妆品、漂亮好衣裳和充分、自由享受个人青春美丽的无限空间。
三．难忘的经历
在工地上，我曾几次经历了死的危险。我们打炮眼有严格的技术要求和规定，绝对不许将炮口冲着山下的驻地方向，否则点炮时，飞天而起的石头，都将如雨一样砸向下工后的驻地。每次下工，我们便跑到窝棚后的山泉下，将一天下来浑身的泥垢汗渍痛快的冲洗干净。痛快固然痛快，但知青们后来普遍得上关节炎，主要就是由此瘮凉泉水的冲洗，及常年住地铺患上的。一天，我正洗时，山顶上放起砲来，突然我们感到天上响声不对，抬头望天，只见硕大的乱石正撕裂着空气、带着尖啸向我们兜顶飞来，同学们惊叫着四下乱跑；附近根本没有可供躲藏的地方，急糊涂了的我本能地冲向三米外的厨房——所谓厨房，也不过是细树杆上棚的几块油毛毡，我想凭借横担门框上、小胳膊粗细的树杆保护我。我边跑边看天，凭直觉见头顶上正有一块黑色石头直直冲我砸下；我站在门框下，紧闭起双眼，喊声“完了”！双手使劲抓着立柱，无助地等待着噩运的临头。带着呼啸的尖叫，“呼”的一声，感到身旁的棚面及地表都被砸得一震；我半天回不过气来，不敢睁眼。等徐徐睁眼看时，距我脚面一尺远的砂石结构地面上，硬被生生砸了近半尺深、碗口粗的一眼洞。等缓过神，我庆幸大难不死，感谢老天有眼。
还有一次，一早上工我们碰上了“哑炮”，即先一天下午因技术原因点的炮没响。但周围的炮都响了，因此地面遍布着掀揭而起叠压乱翻的怪石。队长让我们几名知青排除哑炮。排哑炮关键是先取掉雷管。我们五、六个人，居然初生牛犊不怕虎地用五、六条浑铁撬杠，围着被掀起的桌面大小、厚有近一尺的石块来回撬起来。因为正面向下掏是不行的，一来先天下工时封炮眼砸的太实，二来因周围炮响而松动错位了的石板封堵叠压着炮眼，下边的导火索、雷管究竟埋在炸药里，还是已被撕扯出来，不清楚。于是便幼稚地以为，揭掉这块大石板，不就便于观察了吗？不承想因周围、脚下全是乱石冲突，根本站不稳；另外石板太重，根本撬不动。便一阵忙乱、汗流浃背后，也不过只将大石板东西摆动似的晃动了几十厘米。这样搓来扭去，大家全凭着血气方刚年轻力壮而想当然地猛干着；没有任何一个人过来进行过任何技术指导。这时身边的同学又一次将一头的石板撬起，我为了便于扩大战果，适时地将碗大一块石头垫进去，以便再次将撬杠深插里边用力。也许命不该绝，当我蹲下身子往进垫石块时，鬼使神差地我喊了一声：“停！大家先停停！让我看看雷管拔出来了没有。”爬地上顺缝隙往进一看，我一屁股坐在地上：我清清楚楚地看到，金黄色金属雷管带着白色导火索，正静卧在石板另一端的支点处，只要石板再一拧，或一挤一压，引爆它马上将引爆它下边的整整一箱子炸药，那我们五、六名同学连同这桌面大的巨石势必一起被送上蓝天，周围的老乡、同学也不知将伤及多少。当我们满脸是汗、一起小心翼翼地将雷管带线扯出来、并将雷管取下紧紧攥在手心里时，手心中已全是汗。大家瘫了一样围坐一圈，好久没有一人出声，有人低着头，静静地流着不知是喜是悲的眼泪。
还有一次，工地灶上派我与李新华乘火车去宝鸡市采购一些调料食品——新华是随姐姐李杰一起下到我们林光二队的，初68届知青，下乡时才16岁，父母原来都是军队干部。不想当天返回要乘的、西安——兰州的243次列车到宝鸡时已大大晚点，——这在文革期间再正常不过。火车回到东口车站时天已接近全黑。早上下山时我俩一人背一个背篓，走在我们自己新修的公路上，望着四面青山和远处的部队营房，心情还和初升的太阳一样灿烂。这时却因天雨和还有几十里山路而愁上眉梢。雨越下越大，最后干脆大雨滂沱。我俩浇得落汤鸡一样，还要脱下衣服棚在背篓上，怕回去以后无法交差。天早已黑严了，也怪，黑的竟伸手不见五指。我俩都戴眼镜，新华近视度数比我还深，可我散光比新华更甚，我俩瞎子一样雨中并肩慢慢往前摸着走，脚下真是深一脚浅一脚，有的地段干脆连鞋也扯开了去；我俩眼睛几乎都睁不开了。再往前摸，就快没有解放军营房了，山雨这么大，我俩既担心山体塌方，又担心前方还要经过的几座浮桥：这么大的雨，山洪随时可能暴发，桥还在不在？四面一片漆黑，这路究竟还怎么走？我年龄比新华大，当然此刻我要对他负全责，不由心里更加吃力，犹豫间，新华突然对我向北指着左前方：“看，有灯光，那一定是解放军营房！”——因为常年点煤油灯，我们已对电灯光十分敏感。雨正狂泄，错过这沟里最后的解放军驻地，前边已一片漆黑，再冒险黑灯瞎火走，真要出事了，我当即立断：“赶紧去找解放军！”下公路拐向沟底，对面灯光已越来越亮，但便桥下的河水已明显疯涨，我与新华前后跟着上了桥，桥下波涛扑起的浪花不时拍打着裤腿，带着股股浓烈的腥土味，我一再对身前的新华说：“小心，小心，脚踏实再迈步！”可到底快过完桥已快上引桥时，新华还是一脚踩空摔下桥去，我一把没扶住也连带摔了下去，只万幸已是水边，我对新华讲“要紧不？”新华沉默一阵说“没事，就是眼镜不见了。”我的眼镜也不见了。我俩已顾不上多问，赶忙手急脚乱地满地乱摸——找从背篓摔出的采购物并不停手地往背篓里填放。风仍急，浪更高，水打风拍，我不由已泪流满面，又惊又怕中，不由骤雨中冲亮灯的营房大喊：“解放军！解放军！！”其实灯影中早已飞出2名解放军身影，忘情呼叫与其说呼救，真不如感激。解放军说他们听见响动就跑出来了，手电光中见桥下水边有人影晃动。解放军说“你们是干什么的？”当听说是沟里修路的知青时，立即拉住劝我们：“快走吧！损失就损失点吧，万幸没掉在河里，你看现在水有多大？！”说话间洪水带着腥气已几次顶的人张不开嘴。2人一人背起一个背篓拉着我俩便赶紧离开了河边，“水再涨就危险了！”
他俩找来干净衣服，让我俩洗澡换过，又拿来食品、热水，安排我俩独睡一房。第二天一早醒来，天晴了——四面青山日照明，阳光那么可爱，可我俩赶紧往河边跑，冲走的无奈，又在河滩捡回一些调料、食品。回屋，解放军已送来早点，我的眼泪又一次于羞涩中当他们面流下。阳光下，我与新华背着背篓，重登公路回头望时，两位年轻的战士在河那边仍不停向我们招手，我不由再次热泪盈眶。多少年过去了，我深深地呼唤着他俩，感谢着亲人人民解放军，走到那里，我都永远感到解放军最可亲！最可敬！只可惜我没良心，没记住他俩的姓名。
颜家河，我亲爱的第二故乡，我们爱你，又常为你悲伤。我们的青春，和着血、泪和汗水，溶进了你的土地，滋润着你母亲一样的躯体，改造着建设着你。
这样的活儿，我一干就近两年。我拿着标兵工分（每天记11.5个工分，10工分合一个劳动日），每天也不过值两角几分钱。两年中我亲眼看到过被巨石从肩头斜劈开来的农民，见到铁路上被火车压断双腿、肝子肠子从大腿根流淌一地，他还用手摸着火车轮子的民工，以及开山洞大塌方引起的极度恐怖和混乱……。
四．建安、永佶相继牺牲
后来因为肌腱炎，手坏了，加上关节炎，我再也抡不成大锤了。我一人返回西安看病。身体虚的，在去第四医院看病的路上，也常常隔几十米就要坐在马路边上歇一歇。全不顾端履门、东大街多么繁华，我已彻底变成了一个山民，顾不上城市的文明和雅观了。
在西安看病期间，我收到队上同学来信，是颜家河邮电所一张电报用纸背面写的，讲建安在公社“学大寨，斩龙头”工地上为抢救贫下中农、阶级兄弟而光荣献身在渭河中，惊动了省革委会，下令从颜家河到潼关，一定要沿渭河找到陈建安的尸体。后来还是在下游100多里外的宝鸡大铁桥下方找到的，这已是一周之后。
建安牺牲后，公社调我接任了知青组长。
一年后，永佶在建安牺牲下游二十四里的坪头又光荣牺牲，被省革委会追认为革命烈士，共产党员。主要得力于宝鸡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大力奔走；整个坪头区广播永佶事迹近一个月，事迹初稿是我写的。在同学们召开的追悼会上，是我主持并流泪致的悼词；永佶当时身着警服，就静静地躺在我身边左侧一米处的一块床板上，嘴角上还隐隐留有没擦干的血迹。
永佶高中与我同班，我们关系很好，他热爱生活，善于生活，关心同学是人人尽知的。再也听不到他诙谐的谈笑了，也吃不到他手艺高超的精美烹调了。
建安牺牲在第一次招工后不久，他的牺牲传回队上，农民就像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和兄弟一样失声痛哭，分外难过沉痛，对我们队留下的同学打击就更大，使本来动荡的情绪更恶化了。好不容易经一年调整，刚趋转好，永佶又不幸牺牲，同学们心都要碎了。
建安、永佶像我们20中学的所有同学一样，都是学习很好，非常渴望有机会上大学的。可惜，在那个专事剥夺青春与学习权利的年代里，他们谁都无法实现自己的宿愿。
五．乡亲的爱扶持我们前行
路难走，也得走，咬紧牙就能走好。
我们活着的同学，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
从颜家河大山深处走出的同学们，经过种种风雨坎坷与磨难考验，在不同的岗位上都成了学有所成，事业有成的骨干，成了耐磨耐蚀亮闪闪的不锈钢。我们大部分同学在恢复高考后都上了大学。我们知青组的“红管家”吴铁城，在深圳成了很有成绩的高级工程师兼律师。梁培轩，西电公司绝缘材料厂厂长兼党委副书记。五队的周小真，日本归来的博士生，我国著名的防震专家，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副校长（已逝）。西安晚报1995.8.19.头版发文：《过早陨落的科技之星——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青年学者周小真教授不幸病逝》。四队的张启钧，省纪委常委。三队的闵东菊，留学定居美国。……。还有的同学成了多次出国的有关方面的专家；有的上报，成了小有名气的机床设计师。他们遍布在祖国各地；而西安大多数高校里都有我们20中学颜家河走出来的同学，他们很多同志都担负着领导工作。
我们能有今天，颜家河的父老乡亲当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曾给过我们的深深关心爱护，我们永远没齿难忘。
由于我们队许多“飞地”悬挂在山顶，因此收秋时我们不是将棒子掰回来，而是在山顶上就剥成玉米粒，再用背篓将散粒背下山。途中，一边儿是峭壁，一边儿是悬崖，是不允许也无法倚石休息的，否则一起身，惯性也可能将你连人带筐一起送下沟底。一口气走下来，我曾一靠上路边梯田突出的石坎，立刻就压得昏死过去。在同学乡亲的声声呼唤声中，我睁开眼抬头四望，想不起这是哪里，只见树梢的蓝天上老鹰在飞，莫名其妙我为什么会趴在地上？背篓还压在我头上？包谷粒怎么洒满一地？其他同学还得背着自己的背篓继续前进，在路遇乡亲帮助下，我慢慢走在最后。
因为同学们干活总是将力气用到了极限，不像农民会匀着使力，为此很多知识青年落下了腰肌劳损等毛病。在我们害病，或受伤，或被漆树“咬伤”，面目全非全身水肿、脸上身上层层脱皮受到各种意外伤害时，每次也总是父老乡亲端吃送喝，土法解救我们；嘘寒问暖，送来亲人的呵护。
记得我工作后一次返队，为了怕惊扰老乡，第二天早上离队时有的人家我没去告别。在颜家河火车站下行客车只停2~3分钟，即将开车的一瞬，我听见车下有人喊我，只见我们队的保管老田举着一袋核桃，跑了几十里山路赶到车站，追着已开动的火车，硬要递给我；望着他满头花发及牙口已不齐全张开的嘴，满脸的汗，泪水蒙住了我的眼睛，真不知说什么才好。
我永难忘我被招工离队时，队长李志义搂着我的肩膀，嘴里难过的蠕动着说：“永昌，我的好兄弟！以后多保重呀！”他深情的目光，我一直记得如在眼前，如在昨天。
悠悠岁月，我们确实得到了山沟里农民山海一样厚重的帮助、关怀和爱，使我们受到终生刻骨铭心的教育。
啊，颜家河，母亲河，不管我们走到哪里，走得多远，你，永远是扯住我的线，永远是我心中无限的记挂。
1996.4.8.兰州——西安204次快车上草就
1996.6.1.下午5：21于兰州万里厂实习队第二稿